十余年来的崛起势头是否将彻底逆转？这是当前摆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或曰“新兴市场经济体”）面前的严峻考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决定未来10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前途命运以及整个世界的经济政治格局。

　　经济动荡不期而至

　　本来，新兴市场经济体崛起是新世纪以来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的突出现象。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失去的十年”乃至“失去的二十年”之后，在新世纪里，较高的经济增速从东亚扩散到了南亚、拉美、非洲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1983～1992年，世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3.4%，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一枝独秀，年均增长率达到7.3%，非洲只有2.0%，中东、马耳他、土耳其为3.5%，西半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只有3.3%。1993～2002年，世界实际GDP年均增长3.5%，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继续以7.2%的年均增长率独领风骚，非洲为3.1%，中东、马耳他、土耳其为3.6%，西半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只有3.2%。

　　在此之后，新兴市场经济体实际GDP增速全面超越发达国家和地区水平，甚至次贷危机也未能阻断其上升势头。2008年～2010年，世界实际GDP增长率依次为2.9%、-0.5%和5.0%，其中发达经济体增长率依次为0.2%、-3.4%和3.0%，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率则为6.1%、2.7%和7.3%。这样，在2010年全球实际GDP中，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所占份额已达47.7%，仅中国大陆就占13.6%，接近整个欧元区所占份额（14.6%）。2011年，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占全球实际GDP份额进一步上升至48.9%，其中中国大陆所占份额达14.3%，与整个欧元区相等。正是由于近年西方发达国家深陷金融、经济危机，风波迭起，新兴经济体则表现相对优异，越来越多的人在越来越多的场合谈论起西方经济政治霸权是否会在近期被新兴国家取而代之，以至于美国总统奥巴马于去年5月25日在英国国会演讲时也认真地谈论了这个问题。

　　然而，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新兴市场经济体宏观经济运行波动剧烈：经济增长急剧失速，资本大规模外逃，货币对美元汇率大幅度贬值。虽然今年前两个月其货币汇率和资本流入一度出现反弹，但从3月下旬起就再度逆转，即使“金砖国家”这样的热门新兴市场经济体也未能幸免：

　　2010～2011年，巴西经济增长率从7.5%猛跌到2.7%，今年一季度只有0.8%，雷亚尔对美元汇率贬值幅度达到两位数。由于货币贬值和经济增长急剧失速，巴西企业在国际市场融资难度大幅提高，外债危机风险急剧上升。去年，巴西企业在国际市场获得融资470亿美元，今年预计只有1亿美元，而今年巴西企业到期外债约有273亿美元（巴西中央银行数据）。

　　2010～2011年，印度经济增长率从10.6%跌到7.2%，今年一季度更跌至5.3%，为9年来的最低点。到6月末，印度卢比对美元汇率已比3月份贬值10%以上，比一年前贬值约30%。由于印度经济颓势实在过于显著，以至于十余年来一贯褒扬印度而唱空中国的西方机构和主流舆论也开始集体唱空印度，力度之大、音量之高，几乎一二十年未见。标准普尔对印度的信用评级仅仅比垃圾级高一级，6月11日又警告将把印度评级进一步下调至垃圾级，使之沦为老“金砖四国”中第一个丧失投资级信用评级的国家。从《纽约时报》、德国《经济周刊》到加拿大《环球邮报》，西方国家主流媒体纷纷批评印度经济和社会问题，就连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也以“再见，不可思议的印度”为题唱空印度。而此前20年来西方主流媒体抬举印度力度之大，即使在印度遭遇2010年英联邦运动会等明显的失败时，他们也选择力挺。

　　俄罗斯卢布对美元汇率在今年第二季度贬值11%左右，其资本外逃问题自苏联解体以来始终未能根治，去年下半年以来又有变本加厉之势。

　　今年以来，持续多年的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之所以逆转，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经济风险渐次走高

　　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风险很大一部分源于其久治不愈的经济痼疾，如印度的贸易赤字和经常项目收支赤字。该国自1947年独立以来只有两年贸易收支顺差，分别出现在1972～1973年度、1976年～1977年度，距今已有30余年。近10年来，印度被西方机构列入“金砖国家”，其贸易逆差则从2003年的71.88亿美元上升至2008年的958.08亿美元，一度达到数十亿美元的经常项目收支顺差也从2005年起转为逆差，2008年达到360.88亿美元，并继续居高不下。在持久的贸易赤字和经常项目收支赤字压力下，一旦遭遇风吹草动，印度就很容易陷入“资本外逃——本币对美元汇率贬值——资本加剧外逃”的预期自我实现的恶性循环；而该国资本流入又以波动性较高的证券组合投资流入为主，导致这种恶性循环和波动更加剧烈。由于该国本币汇率对美元大幅度贬值，尽管去年以来国际市场上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初级产品价格下跌，其国内以本币计价的这些投入价格也依然如故地坚挺，通货膨胀压力仍然居高不下。此时，印度央行就不得不经常为了“抑通胀”而牺牲“保增长”。

　　更糟糕的是，为了避免陷入灾难深重的国际收支危机，进而引爆全面的货币金融危机，类似印度这样的国家往往不得不选择维持高利率和高准备金率，甚至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以吸引组合投资流入，而不顾此举将对实体经济部门产生何等惨重的杀伤力。反正国际收支危机迫在眉睫，实体经济部门危机则通常没那么“火烧眉毛”。近年来印度之所以经历了其独立以来最长的加息周期（仅2010～2011财年印度央行就加息13次之多），原因就在于此。而超级严厉的紧缩货币政策又必然导致实体经济部门进一步减速，卢比汇率更加疲软，由此导致的资本外逃又给金融危机火上浇油。

　　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在相当程度上正是某些热门新兴市场前几年的成就给它们埋下了经济逆转、倒退的风险，因为它们吸引了更多的热钱内流，资产泡沫更大，而政府、企业盲目投资扩张的冲动更强，留下的窟窿也更大，通货膨胀压力也更强。从全球背景来考察，2008年以来高强度的反危机措施本已带来了资产泡沫极度膨胀和通货膨胀压力上扬的副作用，美日两大央行的定量宽松政策又给资产泡沫火上浇油，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必然到来的以重新收紧货币政策为特征的货币战争第二阶段，将很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的资本流动逆转和债务危机。上世纪70年代“尼克松冲击”引发西方各国货币竞争性贬值和后发国家债务融资高潮。到上世纪80年代初，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铁腕推行的紧缩货币政策便引爆了几乎席卷全球第三世界国家和苏联东欧的债务危机，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委内瑞拉、科特迪瓦、多哥、尼日利亚、扎伊尔等国相继陷入“失去的十年”。波兰外债危机更催生了团结工会，由此启动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的历程，中国也几乎与墨西哥式债务危机擦肩而过。这一次西方主要央行的两轮定量宽松政策是否会导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历史重演呢？

　　社会矛盾不容小视

　　尤其不可忽视的是，经历了跨越式经济增长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普遍存在社会矛盾加剧的软肋，当前的经济转折很有可能引起其社会矛盾急剧激化乃至爆发。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社会矛盾加剧，背景是自上世纪80年代“里根—撒切尔革命”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逐步席卷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致使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状况恶化成为近30年来的世界性现象，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概莫能外，差别不过是程度大小和持续时间长短而已。

　　论收入分配，由于绝大多数人的收入主要来自劳动收入，资本收入通常集中于富有、乃至最富有阶层，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份额及其变动能够显示一国收入分配格局是有利于劳动者还是资本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0人类发展报告》指出，1990～2008年，印度与俄罗斯、美国劳动收入占比大幅下滑了5个百分点，以至于带动世界平均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了2个百分点。而在过去20年里，《2010人类发展报告》一项研究覆盖的110个国家和地区中竟有65个出现了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表明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新自由主义导向改革已经造成了收入分配格局普遍恶化的后果。上世纪8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上升的国家比下降的国家更多。过去30年里，不平等程度得以改善的国家中至少有两个以上的国家状况又恶化了，最显著的是原苏联国家。目前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大多数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比几十年前加剧了。论社会福利状况，从健康到公共教育，上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苏东剧变以来人类发展领域的减速和倒退更是不胜枚举。

　　不错，过去10年里新兴市场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增长业绩相当显著，但经济增长未必等于社会矛盾缓解消除。假如与经济增长伴生的是分配不公、腐败等问题，那么这样的经济增长反而会加剧社会矛盾，而政府被利益集团挟持绑架，致使经济增长未能惠及全民，正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高发病。

　　以印度为例，国际上有个流传广泛的说法是印度内需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优于中国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但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均大大损害了印度所谓内需主导型经济增长的成色和后劲。中国经济总量和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连续多年是印度的数倍，2008年中国GDP是印度的3.55倍；2009年中印两国GDP分别为49913亿美元、13773亿美元，中国是印度的3.62倍；人均国民总收入分别为3620美元和1220美元，中国是印度的2.97倍。2010年中印两国GDP分别为59266亿美元和17271亿美元，中国是印度的3.43倍；人均国民总收入分别为4270美元和1330美元，中国是印度的3.21倍。但令人惊讶的是，中国亿万富豪人数直到2009年才超过印度，2009年亿万富豪群体资产总值仍然少于印度，中国首富资产更只有印度首富的1/5。仅此一点，足见印度收入分配失衡何其严重。

　　正因为收入分配严重不均，在号称“印度大放光芒”的21世纪初，印度人均粮食消费量不增反减，由1997～1998年度的174公斤减少到2003～2004年度的151公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低水平。2006年，印度全国人口营养不良发生率为20%，比世界平均水平（14%）高近一半；婴儿死亡率57.4‰，而世界平均水平为49.5‰。越南、尼日利亚等国虽然贫困人口比重高于印度，但全国人口营养不良发生率低于印度，婴儿死亡率、出生时预期寿命等指标也往往好于印度，充分暴露了印度在收入分配、社会公正和维护国民基本生活方面的严重缺陷。而且，上世纪90年代改革以来印度营养不良发生率下降微乎其微。从1990～1992年到2004～2006年两个时间段，中国、越南、老挝三个亚洲社会主义国家营养不良发生率均大幅度下降，中国从15%降到10%，越南从28%降到13%，老挝从27%降到19%，印度则仅仅从24%降到22%。

　　即使在印度大资产阶级内部，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的程度及其潜藏危机也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深重忧虑。印度首富穆克什·安巴尼斥资10亿美元在孟买地价昂贵的阿尔塔芒特路为自己建造173米、高27层的私宅“安蒂拉”大厦，成为全球最昂贵私宅。对如此的奢靡炫富作风，连另外一些印度富豪也颇有非议。2011年5月21日英国《泰晤士报》刊登了印度老牌民族资本龙头企业塔塔集团董事长、同样居住在孟买的拉坦·塔塔专访，塔塔批评穆克什·安巴尼此举——“我不懂为何有人这么做，革命就是这样造成的”，“能住在豪宅的人，应关心身旁的人，反问自己，是否能做点不一样的事来帮助他人，假如他做不到，那真的很悲哀”；他针对印度贫富差距表示，“印度现在需要有人来分配部分财富，并寻找方法来帮助他人走出困境”。

　　与印度类似，巴西上世纪90年代以来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造成贫富悬殊大，社会分化剧烈。本世纪初，占人口10%的最富裕阶层占有巴西46.7%的社会财富，最贫困的10%人口仅拥有1%的财富；2000年全国贫困人口为6400万，占总人口的37.7%；赤贫人口为1524万，占总人口的9%；全国有36.1%的居民住房缺乏基本卫生设施。虽然巴西有史以来第一位左派总统卢拉执政期间颇为注意改善收入分配、减少贫困，但并未根除巴西这一社会经济痼疾。剧烈的贫富分化抑制了巴西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张，不利于巴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蕴藏着不可忽视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尽管曾经相当激烈的巴西共产主义武装斗争已经平静下来，前左翼武装组织成员迪尔玛·罗塞芙当上了巴西总统，但巴西的社会矛盾并未真正解决，近年来经济增长在某些侧面还引发了新的矛盾，如其大豆产业的扩张就在农场主和当地居民之间引发了一系列争夺土地所有权的斗争。剧烈的贫富分化还为巴西黑社会势力滋长创造了肥沃的土壤，致使黑社会坐大成为历届巴西政府都无法根除的痼疾，据称连卢拉总统夫人都曾经落入里约热内卢黑社会之手。

　　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长的特点更加大了社会矛盾的风险。就总体而言，其他条件相同，与制造业驱动的增长相比，初级产品行业驱动的增长会带来更多的腐败、两极分化和暴力压榨，从而产生较多的社会矛盾。因为制造业企业处于永恒的卖方市场，企业需要创新才能取悦消费者而卖出产品，实现增长；但初级产品行业经营的关键在于占有资源，牛市时期尤其如此，即使没有取悦于下游产业的创新，只要能够“摆平”相关方面势力，占有资源，就能大发利市。近10年来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长业绩虽然显著，但相当多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于初级产品牛市，巴西、俄罗斯这样的“金砖国家”也不例外，其助长社会矛盾的副作用可想而知。

　　更有甚者，初级产品行业的发展和牛市还会在国内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群体之间激起更多的争夺资源利益的冲突矛盾。看看北海油田开发如何激励了苏格兰分离主义势力，看看尼日尔河三角洲石油资源开发如何促进了尼日利亚国内分裂主义运动的勃兴，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一点。

　　市场分化在所难免

　　历史经验表明，经历过一段时间经济起飞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虽多，但能够修成正果从发展中国家跻身发达国家者微乎其微。1970年，全世界有108个人均收入低于7000美元的国家和地区；到2010年，其中只有4个上升为按世界银行标准定义的高收入国家，其中安提瓜和巴布达、赤道几内亚、马耳他3个属于地小人少的岛屿经济体，赤道几内亚还盛产石油，且安提瓜和巴布达、赤道几内亚在社会发展方面存在许多致命缺陷，只有韩国算是例外，人口较多，国土面积接近10万平方公里，社会发展指标表现不俗，作为发达国家的“成色”较足。目前的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仍然处于资本主义统治之下，而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便是促进两极分化，乐观地估计目前增长迅速的新兴国家仍会继续高速增长，从而顺利、迅速跻身发达国家行列，无异于颠覆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因而必定是不现实的。在当前和未来的经济社会问题考验下，这些年同等炙手可热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将出现剧烈分化。

　　中国经济结构与其他“金砖国家”区别很大：中国是全世界头号制造业大国和数一数二的初级产品进口大国，初级产品行情下跌不利于高度依赖初级产品行业的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却对中国是利好；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连续保持货物贸易顺差、经常项目收支顺差达20年之久，外汇储备规模巨大，决定了人民币汇率稳定性远远高于其他“金砖国家”货币；中国在全世界经济大国中财政状况相对稳健……所有这一切，决定了中国的宏观经济稳定性远远好于其他“金砖国家”和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单纯的经济冲击不可能倾覆中国，中国依然能够保持全球经济大国中相对最好的状况，而最大风险在于社会矛盾激化失控。是继续向上攀升还是转而急剧沦落？中国的前途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努力。

　　（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