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化“稳增长” 强化“调结构”
稳增长或保增长一定有个具有的目标，如保8%或保9%，这样的做法，可产生至少三方面的困惑。
一是每次经济增长下滑时，地方政府都希望拿到“保增长”的尚方宝剑（上项目的各种限制放松，许多不好的项目如环评过不了或有明显争论的项目都是借这一保增长之力而“逆流而上”），会不顾后果地搞扩张，追求短期利益，与长期的调结构、转方式任务会产生巨大的冲突，那么，中央长期倡导的调结构、转方式的战略目标就会被拖延或落空。
二是“保增长”带有明显的主观任意性，保8%或9%有什么根据？即存在能力与代价问题。而一般结果的结果是：增长是保住了，但代价过于高昂，并会产生许多负面效应。有人说中国经济不能低于8%，或讲长期有9%以上的增长潜力，所以要“确保”。这样的论断明显太主观。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国家提出“保8”，那时我们GDP规模还较小，亚洲金融危机也仅是一种区域性危机，提“保8”还能讲得过去。
而如今，情况完全变了，金融危机是50年、100年一遇，世界经济处于大调整或长期低迷之中，我们的GDP基数也增大了好几倍，而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在减弱、新的竞争力还未形成，这种情况下“保8”是否有可能、有必要，或代价是否过大等问题值得研究。因此，“保8”是个问题。最主要的是能力要与代价平衡。
第三，保增长或稳增长目标，容易成为各种崩溃论、反宏观调控论的“由头”。我国GDP就不能低于8%吗？低于8%中国经济就会崩盘吗？中国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增长10%，在另一些时期也可能增长7%，甚至在未来仅能增长3%-4%，经济增长不可能长期保持8%以上或10%左右的水平。
在规模已经很大、外部环境明显恶化、自身结构性矛盾突现的情况下，降低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是合理的选择，也是降低风险、保安全的选择。相反，继续保持高增长目标则风险很大，会导致更多更大的问题。房价不能跌、增长不能下，下了中国社会就不能承受这明显是一种带“挟持性”的说法，是某些既得利益者反对宏观调控、希望继续保持既得利益不受侵害的威胁说辞。
为了避免以上三方面的问题，我建议，今后为应对中国经济的正常或非正常的经济增长明显下降，要淡化“稳增长”或“保增长”的概念，可以用“促增长”替代稳增长或保增长。或者使稳增长的目标更具弹性化，如将稳增长目标确定为一个范围，一个区间，如6%至9%。9%以上的增长因代价过大，我们承受不起，不能要，也要不起，因此，要主动加以调控，使其降下来。而6%以下的增长会影响社会稳定，要确保6%%。在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率放慢是一种内在趋势，也是结构调整的一种内在要求。增长在6-9%之间都是可以接受的，不能说低于8%就不好，高于8%就是好，要尽快改变这样旧思维定式。
在新的发展阶段（“十二五”以来的较长时间内），衡量经济发展好坏的指标应做大的调整。未来的发展要看两个速度，一个是经济增长速度，另一个是结构调整的速度。总体来讲，要适当淡化增长速度，同时，明显强化用结构调整速度来评估经济增长是好是坏。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了，但结构调整速度加快了，那么，这样的增长是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相反，经济增长率较高但结构调整速度极慢或长期停滞不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必然较低，这样的高增长我们不必强要维持。
强化调结构，用结构调整的速度来衡量经济发展，这对东部发达地区来讲，尤其重要。如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地，未来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消费、靠服务业、靠产业升级及创新驱动，这些新驱动力用增长率指标衡量将是明显偏慢的，但效益和效率却可能是很高的，因为附加值更高、创造增加的机会更多。未来在区域竞争中，不能仅用速度标准，更要用结构标准。
对中西部的一些落后地区来讲，调结构还有很长的路在走，增长速度快点是必要的，可以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这对全国来讲，是区域差距缩小的过程，是区域协调，也可避免过去区域发展的过度同质化问题。因此，评价东部地区的发展，要以结构调整的速度和效应为主，而评价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发展，增长速度仍是重要指标，但也要注重结构指标。
如果“稳增长”或“保增长”的观点一时难以改，可以讲“稳中求进”。当然不同的人，对“稳中求进”会有不同的理解，对增长主义者来讲，“稳中求进”，就是就将当前被称为政策底的速度（如8%）“稳定”住，然后，再力求更高。我们曾在2009年做过一次，“稳住”了8%，然后升至10%，最高的一个季度则达12%，最后，还是回到了8%，保8又成了问题。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读。
“稳中求进”的真正含义应该是：稳增长是一种区间，不是一个点，如8%，而是6%至9%，这之间所有的增长都是稳健的，是多少就是多少，不能强求某个具体的“点位”。“进”却不是指增长，而是指调结构和改革，调结构要加快，越快越好，结构调整上要大“进”，改革要不断深化和突破。因此，“稳中求进”的意思是“在较平稳增长下力求结构调整和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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