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速连续5个季度放缓，已经令此前“一季度经济见底”的乐观估计落空。4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降幅增大到0.7，出口增速从3月的8.9%下滑至4.9%，消费增速下降0.6%至10.7%，房地产投资大幅下挫，企业用电量、铁路货运周转量增速等指标也持续回落。这些数据发出的明显警示是：经济增速放缓在二季度也不会结束。在这种情况下，“稳增长”成为政策预调微调的主要方向，是必然选择。

稳增长的手段，无非是货币政策趋于放松，财政政策更加积极。存款准备金率的下调，指向的是前者；减税的酝酿，指向的是后者。通过降准甚至降息释放流动性，通过“营改增”或直接减轻企业税负，当然是应对经济增速过快下滑的有效手段。但是，也必须看到，有针对性的政策调整，即使再灵活一些，再及时一些，也注定了其效应的有限性。

有限性表现在，首先，在信贷结构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向市场注入的流动性不一定能流到真正需要的地方，经济的好转有可能表现为数据的迅速好转，而非真正好转，一旦资金收紧，则经济迅速转弱，从而形成市场大起大落的不正常走势，经济的基本面并没有基本改善；其次，虽然从财政政策的调整中可以拓展出更多的增长空间，但是，在财政税收收入增幅也出现下降的情况下，事实上减税的阻力正在增加。第三，如果不惜代价地追求增长，产业结构应进行的调整就可能延后。最好的例子是房地产，如果稳增长在实践过程中被曲解为猛增长，那么房地产市场就会被重新激活，房地产调控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就难免大打折扣。而一旦新的疯狂增长期过去，房地产市场将遭受远比现在更为剧烈的大调整。

从今年以来不那么理想的经济数据中跳出来，从更宏观的视野看，其实经济增速的下滑一点也不奇怪。“刘易斯拐点”的迅速逼近，已经让支撑经济高速发展的人口红利这一主要动力开始衰竭，多年来环境资源的透支同样让经济高速增长的通道变得狭小。而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联袂而至，又威胁到了出口市场。阶段性的政策变动，难以改变这种趋势。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速适当下滑才是正常的，一直逆势而上，反倒异常。

中国经济已经高速增长了30多年，从日本等有过类似长周期经济增长的国家的发展经验看，这个周期已是极限。那么，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周期，能多出多少年？至少，目前的种种趋势仿佛已在初步暗示：经济准备进入高增长周期的尾声。5个季度以来经济数据的下滑，要么是阶段性的，要么就是对这一趋势的初步反映。

假如经济真的从高增长期进入中增长期，也大可不必担心。即使增速由目前轻易够得着的8%至10%下降到6%至7%，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仍然是跑得快的，对领先者的追赶不会因此停顿。

真正值得担心的不是经济增长的速度，而是质量。现在，假如货币手段、财政手段都用上，相信拉高GDP3个百分点并不难。问题是，我们需要这么高的、与百姓生活关联度越来越弱的GDP吗？如果落后的经济结构、增长方式没有改变，那么动用一切手段的高增长不仅是没意义的，而且长期看有负面效应。

 综上，在稳增长成为调控首要目标的时候，要特别防止稳增长成为猛增长，从而延后经济体系改革的时间。避免这种风险，首先要清醒地认识到，没有哪个经济体可以永续高增长，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中速增长阶段的那一天总会到来。越早做好进入中速增长时代的准备，对于经济波动的判断就越准确，政策调整就越能具有战略性而非战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