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政府把经济增长目标正式调低到7.5%，引发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一味片面地追求GDP成长高速度，不顾效率、质量与生态环境，不可取，也不可持续。但是，如果中国经济从此真的进入慢速轨道，也决非一个令人安慰的前景。

中国人均GDP刚过5000 美元，与发达国家仍相差甚远，经济模仿与追赶的潜力仍巨大。低成长意味着中国没有能够发挥自身潜力，很难在一两代人内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并实现超越。中国每年新增就业的压力，民众对于收入水平与生活品质不断上升的预期，也意味着低成长将带来巨大的不可预知的风险，有可能动摇中国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的基石。

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难题，应是既要速度，又要质量，二者不可缺一。

那么，中国如何才能维持既有高速度又有高质量的增长呢？

传统增长模式主要依靠大规模的要素投入，即劳动力增加和固定资产投资。

由于人口结构变化与自然增长率的下降，劳动力队伍在总量上将难以显著扩大。但劳动参与率特别是妇女与老龄人的劳动参与率仍有上升空间。

据笔者估算，劳动力投入每年可为GDP增长贡献最多 1个百分点。尽管中国较长时间维持了罕见的高投资率，但人均资本存量偏低，仍然有巨大的资本积累与深化的空间。

中国城市化人口刚达50%，城市化进程将继续刺激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固定资产投资可为未来GDP增长每年贡献3个百分点。

因此，即使实现7.5%这样一个平庸的GDP增长率，中国也必须取得3%以上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如果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模式更有效率、更高质量也更可持续， 提高生产率将是关键。

经济学内生增长理论与跨国实证研究发现，生产率增长因素包括技术进步与创新、劳动力队伍的教育水平与技能和制度环境。后者主要是指法制的健全性、司法的独立公正性、对于私有财产包括知识产权的保障、政治架构的稳定、市场竞争的充分与公平、金融体系的效率、合理的税赋、政府的廉洁与透明度等。

中国正面临着制约生产率改善的一系列问题。中国政府与企业虽然重视科技研发投资，但总体而言创新能力不足。政府一些不明智的产业政策与规章，如3G国标、对于Google与Facebook的限制，妨碍了创新，妨碍了中国对于国际最新技术与商业模式的模仿与采纳。中国对教育体系的死板行政控制、填鸭式教育模式，不利于激发年轻一代的创造力。尤其是国有经济的垄断地位和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法治的不健全与政策的不透明，鼓励了寻租与腐败，严重压抑了市场竞争和创新。制度因素是中国未来生产率提高的主要障碍。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农村从人民公社集体制改为家庭责任承包制，极大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从而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积极引进外资、国际技术、管理经验与营商模式，通过加入世贸组织而推行的贸易与国企改革，显著促进了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整体效率改善与竞争力的提高。这些都是通过制度改革带来生产率提高的成功案例。

但令人忧虑的是，近年来中国出现了改革疲劳症，经济体制问题积重难返甚至变本加厉，制度瓶颈制约日显。不改革，生产率难以提高，经济潜力无法发挥，将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虞，中国未来的社会与政治稳定也必将面临巨大挑战。

只有加速与深化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进程，打破国有垄断，壮大私营企业，保障公平竞争， 鼓励研发创新，中国才能充分释放出固有的巨大发展潜力，保持有质量有效率可持续的高增长，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