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经济是一种依靠货币形态、价格机制、资本市场、信用体系和金融机构的制度性组合，其中又以货币形态为核心。货币经济的形态和数量的变化导致资本结构和数量的变化、生产方式的变化，决定着经济周期，影响着人类财富增长和经济发展。

中国货币经济发展的两个阶段

中国货币经济是动态的，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封闭到开放的发展过程。解析中国传统货币经济的特殊性和内在逻辑，牵涉到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演变。

可以把自先秦到21世纪的中国货币经济史划分为两个阶段：金属货币经济（即传统货币经济阶段）和以信用货币为主体的现代货币经济。

金属货币阶段又分为以铜钱为主体货币、以白银为主体货币、以白银和铜钱为“复本位”货币和以银元为法定货币的四个时期。以白银为主体货币时期为例，它始于宋代，经过元朝到明朝上半叶的衰落，再经过明朝中后半叶的白银化而成为货币经济主体。清朝继续明代的银两制度，直到民国建立之后的1933年建立“银本位”，前后八百余年。

中国是发明和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宋代的纸币系统已相当发达，元代和明代的部分时期以纸币为唯一合法货币。但是，宋、元、明的纸币并不是信用货币，也不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具有法律意义的纸币（legal tender）。直到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废除实行不足两年的“银本位”，才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具有法律意义的法币体系。如果以1935年作为中国传统货币经济和现代货币经济的分界，则中国传统货币经济至少有两千年的历史；而现代货币经济的阶段还很短暂，至今不足八十年。

中国传统货币经济的自由放任精神

亚当·斯密曾说：我相信，世界各国的君主，都是贪婪不公的。他们欺骗臣民，把货币最初所含金属的真实分量，次第削减。 这个结论可能适用于很多欧洲国家，却不适合中国传统货币经济。

在中国历史上，货币经济基本上是自组织的，是市场的、社会的，是民间和政府分享货币“铸造权”的，是藏富于民的。至于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向来是由民间而不是政府控制，国家只是货币的参与者，国家货币只是庞杂货币中的一种而已，其影响力取决于在货币供给总量中的占有率，高一些，影响力大；低一些，影响力小。所以，基本上不存在君主对货币权力的绝对垄断。简言之，货币经济的非国家化是常态。

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的传统货币经济充满自由放任精神，最接近“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理想。在正史上，明朝万历皇帝颇受诟病，几十年不认真早朝的“罪过”大矣。换个角度，皇帝缺席，国家照样运行。虽有关心社稷江山的文官系统忠于职守，依然显示出其时社会发展的自主运行状态。在这个意义上说，传统的中国货币经济是人类货币经济史上的“香格里拉”。

清朝最后五、六十年的货币经济，被主流史家描写为货币制度纷繁杂乱、落后，逐渐遭到西方列强控制。但历史的面貌并非如此简单。当时清廷一方面继续奉行“无为而治”的经济思想；另一方面，朝廷无暇、也无能力管理因为洋务运动引发的现代化浪潮。因而，中国进入自由经济的黄金时期：国内、国际资本涌入各类产业；经济繁荣，接近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的自由经济传统模式。从货币经济的角度考察，我们看到的历史与官方所治的朝代更替史差异很大。

中国传统货币经济中的交易关系，其本质是民众、商人和官家共同治理，是以产权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换言之，货币经济、私有产权和商品市场经济的相互依存支撑了中国传统货币经济的运行，并决定了财富的存在方式、拥有方式和分配方式。所以，中国历史上可以发生一次又一次的财富重分配，却没有发生经济史家所提出的那种“财富逆转”（Reversal of Fortune）现象。在1500年相对富裕的文明，比如印加、阿兹特克，都被自身的货币财富所腐蚀，最终消亡。 但中国社会却具有对财富的良好消化能力或自愈能力，这不能不归结于传统货币经济的贡献。

货币形态多元化、多样化和高度区域化，货币之间竞争的机制，不断向货币体系注入新的生命力，从而实现货币经济的和谐，这是中国历史的常态。即使朝代更迭频繁，但是新朝通常接受和延续前朝的货币体系和制度。中国传统货币制度所具有的超常稳定性，成为一种独特的历史现象。

当然，中国货币制度的稳定并不是绝对的，其变迁始终没有停止。所谓稳定，是变迁中的稳定；所谓变迁，是属缓慢、渐进、连续的变迁，犹如历史的长河缓缓流动。中国货币制度的变迁，集中表现为要素（土地与劳动、劳动与资本或资本与土地）价格比率的变化、资讯成本的变化、技术的变化。这些相对价格变化的因素大多数是内生的。 春秋战国时期、宋朝、明朝后半叶以及19世纪中叶之后的清朝，都属于货币制度变迁显著的时期。

货币经济决定中国历史的走向

有一位西方学者说：货币将决定人类命运。其实，货币经济已经决定了中国的历史走向和命运。

中国自汉朝以降，直到清末，“钱荒”不断。长期以来，人们对钱荒的理解过于简化，以为是铜钱的币材供给不足或流失所致。其实，钱荒的核心问题是以铜钱为主体货币形态的货币需求大于供给，或者说，货币供给滞后于需求的反应，不能满足市场经济对货币的需求。在货币非国家化的制度下，自组织的社会经济就会增加货币供给，于是，正规、非正规的，合法、非法的“货币”进入市场。

以宋朝为例，再怎么增加铜钱供给也无法满足城市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铜钱供给毕竟受制于币材市场、铸造能力和铸币成本，所以，铁币和纸币的发明和流通，就成为自然补充。在中国历史上，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很难成立，两者和平共处。原因很简单，对于货币短缺的情况下，即使品质再差和不足量的“劣币”，只要能够充当交易中介，有胜于无。一般而言，钱荒多会自行缓解。但若自我缓解能力失灵的话，使得铜钱、铜材愈发值钱，加剧钱荒，经济萧条接踵而至。

中国大多数朝代，不是亡于通货膨胀，而是亡于经济萧条。因为，只要在金属货币形态下，不会发生现代人所熟悉的那种通货膨胀。其实，秦朝不是亡于苛政，而是亡于经济萧条。秦末经济萧条的直接原因是秦始皇驾崩前一年统一货币的币制改革，推行“秦半两”，彻底消灭六国货币的残余影响，摧毁了传统的多元货币制度，于是，货币供给不能满足需要，出现“物贱钱贵”的局面，于是农民受到伤害，手工业者受到伤害。

西汉的灭亡和王莽关系很大。王莽在货币经济上的根本错误是实现黄金等贵金属资源国有化，民间丧失了货币财富，而政府的货币供给不足以填补民间货币的缺失，自然导致经济萧条，农民破产。王莽死后，国库里留下大量的黄金。明朝的货币白银化，社会财富增长，刺激人口增加，导致了“高水准平衡陷阱”，社会经济失衡，构成李自成代表的农民革命的深层原因。崇祯年间中国白银进口突然减少，货币供给不足，百业萧条，政府失去税收基础，则是明朝覆灭的重要原因。

中国货币供给不足，也造就了高利贷市场。中国历史上的利息水准始终高于西欧和日本，这不是因为中国货币经济不发达，而是过于发达所致。恰恰因为资本成本过高，刺激货币资本所有者透过高利贷市场和其他投机（speculation）手段实现更高的回报率。货币投机需求的直接后果是增加货币需求，提高了货币供给压力。在没有足够储蓄机构的情况下，投资土地就是最安全而最保值的方式，货币财富转化为土地所有权，货币利息转化为地租。于是，资本和土地这两个基本生产要素的价格双双上升。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的话，那么中国没有发生英国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又多了一种解释，即中国的资本和土地成本过高。

中国历史上的货币和土地关系实在值得重视。一方面土地私有制度早熟，一方面货币经济发达。土地是高价值的交易资产，其吸纳货币的规模远高于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市场。土地吸纳更多的货币，刺激更高的货币需求，如此反覆，最终形成土地兼并的格局。在21世纪的中国，重复了历史上早已有之的货币和土地关系，土地价格上涨和货币供给增大互为因果。在中国历史上，如果形成土地兼并格局，失去土地的农民没有可以替代的生存基础，流民数目膨胀，社会失序，发生革命，改朝换代。

古希腊、罗马帝国和古埃及都有过相当发达的货币经济，但是都告消失，唯有中国货币经济延续至今，而且从来没有中断过与世界的交流和互动。但18世纪末以后，中国传统货币经济向西方国家现代货币经济的转型，走过了曲折的道路。

中国作为世界货币经济重心的衰落

中国作为世界货币经济的重心，至少延续到18世纪末。其间，中国与世界的货币经济互动关系主要有四种模式：一、平等模式。汉代与罗马帝国。这次交流很可能是用中国的丝织品换取罗马帝国的黄金；二、主动输出模式。在唐宋时代，日本、韩国和东南亚一些地区纳入中国的货币圈；三、被动输出模式。元朝建立，大规模掠夺中国境内历代积累的白银等金属货币，并运往蒙古帝国的其他疆域，支持整个蒙古帝国的经济。中国金属货币资源枯竭，不得不实施纸币体系。蒙古人知道，中国具备流通和使用纸币的传统和习惯；四，主动输入模式。在16世纪中叶开始的“白银世纪”，中国透过国际贸易换取南美洲的白银，货币形态白银化。从此，中国货币经济已经全然不能与世界货币经济分离，形成了合流，而不是分流的态势。

值得提及的是：宋代在经济和科学技术方面，领导世界潮流。中国存在以货币经济的历史积累为基础，实现一种“本土化”或“宋朝式”的金融制度创新。南宋以有限的国土与蒙古帝国进行了长达二、三十年的军事抵抗，除了南宋的经济富足之外，政府建立了具有创新特征的货币体系无疑是重要的。明代，伴随白银资本和金融制度进步，存在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可能性。遗憾的是，因为外族原因，蒙古人灭亡宋朝，满洲人灭亡明朝，中国错过了历史机遇。

自17世纪后半期开始，世界的货币和财富不再以中国为中心，不再是世界顺从中国经济结构，而是中国依赖世界货币资源和市场，中国要顺从西方的经济结构。从此，中国自行完成货币经济现代化的可能性不复存在。

在18、19世纪，中国货币经济成为世界货币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逐渐丧失独立完成货币经济现代化的可能性。因为，文艺复兴和自英国大革命之后逐渐发展的西欧地区的货币体系，成了主导世界经济的现代货币金融制度。如果中国要纳入世界经济，必须改变中国传统货币经济，接受西方国家货币经济制度。清末的货币改革属于推动从货币“非国家化”向货币“国家化”转型，实现构建现代国家的目标，成为“冲击─反应”的典型案例。但这次转型因为辛亥革命和清朝完结而失败。

人民币与国家垄断的超常关系

1935年的中国“法币改革”是国家现代化和货币国家化的里程碑，对中国的影响还没有完整显现出来。迄今对这次改革的众多评价都不免有片面之处，但是“法币改革”的后果已经很清楚：实行白银国有化，政府以国家的名义剥夺了民众和商家的白银财富积累，开了剥夺民间财产的先河；建立货币金融垄断和无限政府，民众的货币财富不再是可以兑换的白银，而是依赖政府发行和管理的纸币；中国的私有经济传统从此遭到动摇和颠覆；改变了金融生态，改变了民营金融机构的发展，自由的银行券遭到废止，中小型金融机构和私人信用体系遭受打击，民营银行丧失了发展成长的历史时机。

正是“法币改革”埋下了抗日战争之后恶性通货膨胀的种子，奠定了中国20世纪国家所有制、甚至共产主义公有制的第一块基石。它与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存在着清楚的历史逻辑。

1949年，中国共产党获取大陆政权，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和货币经济具有“不可相容性”，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货币经济的现代化过程被中断，国民经济倒退到半货币经济和非货币经济时期。这种情况并非首例，在南北朝就发生过。计划经济时期的人民币，是1949年之前“法币”的一种变异，但是法币毕竟有外汇支撑，外汇以黄金储备为基础。而人民币与外汇、黄金没有任何联系，不存在直接和间接的“含金量”。

中国的正统说法是，人民币是“物资本位”。如果实现“物资本位”，必须实现国家对物资的垄断。人民币是一种“双重”垄断，国家对货币发行权的垄断和对支持人民币的物资资源的垄断。人民币成了完全依赖于政府和国家信用的纸币。在人民币制度下，中国人民财富的形态只有人民币，而人民币为国家垄断，国家透过人民币供给数量和物价的不断变动，实现国民财富的重分配。一位当代经济学家说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货币已经变成了一个穿鼻而过的环，它使我们被那些控制鼻环的人们牵着走。 人民币就是这样的“鼻环”。

在过去的三十余年，中国大体完成了货币经济的重建。因为超常的“货币化”不仅是中国高速增长的发动机，而且触发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财富大爆炸。与此同时，人民币完成了“蜕变”，从无价值基础到形成价值基础，实现了中国货币经济和金融制度与世界的接轨，中国再次重复了清末和民国对既定世界货币经济体系的“路径依赖”故事，只是换了主角。

1989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改革脱离了原本的轨迹，从政府推动、引导的经济自由化改革转到政府主导、控制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从此，刚刚形成的自由市场和国家干预，私有经济和国有经济的均衡被打破，国家完成了对实体经济中的能源和通讯等产业部门，以及货币经济的所有部门的垄断。在过去二十年间，中国不是在逼近自由市场经济，而是渐行渐远。如果说中国有市场，它是政府干预的市场；如果说有私有或民营经济，它是受国有经济压迫，在狭缝中生存，随时有灭顶之灾的私有或民营经济。人民币的国有性质不是弱化，而是强化。

在世界上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以及主要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虽然货币国家化，但是还受到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制衡。其经济制度是发达的私有经济和市场经济；其政治制度是国家不等于政府，政府不等于货币当局，央行有独立空间，货币发行受法律程式限制，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边界。这一切，在中国不存在。

特别是近年来，人民币问题被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与民族主义挂钩，在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名义下，形成人民币与国家垄断的超常关系，由此加剧了社会财富的不公正分配和贫富差别的扩大。面对这样的现实，中国广大的民众，迷茫、失落，甚至绝望，以为这是经济改革所致。因此，中国出现了所谓的回归社会主义，重新肯定毛泽东的舆论。殊不知，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改革，已经一步又一步地背离了中国在1980年代改革的初衷，发生了质变。而被认为代表自由主义，代表自由市场经济的某些人物，其实已经演化成新的既得利益阶层的一部分。鉴于古今中外历史的教训，一个非民主和非法治的国家与国家对货币的无限权力的结合，是危险而值得忧虑的。

货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中国货币经济史存在着自由和垄断两面，如同硬币的两面。如果说，哈耶克货币思想是解读中国货币经济史自由放任的理论基础，那么，凯恩斯学说中的货币思想则是解析中国货币经济史中国家干预、背离自由经济的理论基础。凯恩斯货币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主张由国家控制货币的实际供给量，强化中央银行的地位，其功能是实现货币和信用的管理。所以，货币是一个“外生变量”。凯恩斯所关注的，主要是货币需求，而且将货币需求的变化归结为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进而认为，利率取决于流动性偏好决定的货币需求和银行决定的货币供给。

凯恩斯理论为国家干预和垄断货币经济提供了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和逻辑解释。人们始料不及的是，在过去三十年间，凯恩斯主义对中国的影响日益加深，中国成了被异化的凯恩斯主义国度。

现代经济学主要成形于工业革命之后，但既有的理论不足以说明中国数千年的经济史，需要中国本土的货币经济理论加以补充。如今流传下来的主要是那些主张国家干预的思想，但是自由放任货币经济思想始终存在，甚至是主导思想，是民间共识，直接影响现实经济生活。

例如，西汉有过一次对后来影响重大的盐铁会议，留下了著名的《盐铁论》，记载了关于是否应实行铸币权统一的辩论，支持阵营有桑弘羊，反对阵营只有贤良文学，而没有具体人名。从字里行间，不难感到贤良文学是主流。

明代是中国自由货币经济思想得到充分发展和实践的时期。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在实质上是国家尝试透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干预经济。自由主义在19世纪的清代一度抬头，放任货币经济达到历史顶峰。其实，中国经济中“无为而治”的传统与西方经济自由主义传统存在某种共同之处。20世纪中国的货币经济思想，因为受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影响，全盘西化，本土货币经济思想式微。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学是货币经济的理论基础。1980代和1990年代，现代西方货币金融理论和方法处于主导地位。

在经济思想史中，货币问题是经济学家最耗智慧的领域。哈耶克和凯恩斯的最有代表性的著作都和货币紧密联系。2001年“9·11”事件不久，我有幸在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家中听他谈“9·11”事件对美国和世界的深远影响。结束的时候，我告诉他：在他那么多著作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那本“Money: Whence It Come, Where It Went”，他听了很高兴，幽默地说，你很特殊，绝大多数读者可不是这样，他们更喜欢我那本《丰裕社会》。

在我看来，加尔布雷思仅仅提出货币从哪里来，再到哪里去这个问题，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它包含了货币哲学，甚至宗教的意识。我们人类要自由和幸福，真的没有办法摆脱货币吗？至少，真的永远无奈于国家对货币的垄断吗？

本文作者朱嘉明在维也纳大学任教。本文节选自朱嘉明着《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上下卷），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