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的“红与黑”

蒋旭峰 | 2011-06-13 09:38 700

“我们或许暂时摆脱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冲击,但我们依旧面临高食品价格、高油价的严峻挑战。IMF财政事务部主管卡洛·科塔雷利警告说,美国的财政整顿宜早不宜迟,美国财政风险如果酝酿成为现实,后果将相当严重。

  一纸报告 五大议题

  “我们或许暂时摆脱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冲击,但我们依旧面临高食品价格、高油价的严峻挑战。”佐利克在春季会议开幕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出如此警告

  环球财经特约撰稿 蒋旭峰(发自华盛顿)

  4月17日,在标志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2011年联合春季会议落下帷幕的新闻发布会上,笔者对台上坐着的世行行长佐利克和IMF第一副总裁利普斯基提出了“红与黑”的问题。两位经济界的重量级人物和各国媒体因为这个与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红与黑》同名的提问而会心大笑,而恰恰相对应的是,佐利克等人的表态也是对当今世界经济复苏状况的批判现实主义评述。

  红色的破碎之手

  有意思的是,经历差不多两年时间精心调研后打造完成的《2011世界发展报告:冲突、安全与发展》配送的红色书签上,有一只破碎的手。当笔者问及佐利克如何才能促进国际协调合作,使得全球民众能将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掌握在不破碎的手中时,世行的掌门人表示,世行之所以关注这个主题,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冲突影响的脆弱国家往往在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上面临巨大挑战,保罗·科里尔的作品《最底层的十亿人》让全球很多人看到最贫困人口的生存状态,现在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了15亿人。

  这一数字与《报告》表述一致。报告指出,目前全球约有15亿人口生活在受到有组织犯罪影响的脆弱国家,全世界低收入国家或是受冲突影响的国家中没有一个达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要求。“过去60年来,世界减贫工作取得重要进展,但那些受到政治不稳定和暴力犯罪影响的地区落在后面,在经济增长和人力发展指标上都面临停滞状态。”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告诉笔者,面对这些拖累发展的经济、政治和安全挑战,相关方面应采取完善国家机构、改善治理、鼓励创造就业等措施。

  “我们或许暂时摆脱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冲击,但我们依旧面临高食品价格、高油价的严峻挑战。”佐利克在春季会议开幕的新闻发布会上也发出如此警告。过去30年来,在那些多次受到暴力影响的国家,贫困率上升了20%,而当前国际粮价正飙升至危险水平,并威胁到全球数千万人的生计,也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头号威胁;部分受到西亚与北非地区动荡局势引发能源价格上涨的推动,全球食品价格比一年前大幅上涨36%,接近2008年的峰值,并且仍然保持剧烈波动之势,导致很多人陷入更严重的贫困状态。

  世行日前发布的《食品价格观察》报告称,如果全球食品价格再上涨10%,将导致1000万人口的生活水平降至每天1.25美元的贫困线以下;如果食品价格再上涨30%,将导致3400万人口更加贫困。世行测算,全世界大约有12亿人口生活在每天1.25美元的贫困线以下。IMF最新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倘若石油供应出现波动导致油价今年升至每桶150美元的高位,预计将使得发达经济体明年的经济增速比当前预测值下滑约0.75个百分点。

  世行建议,面对这些拖累发展的经济、政治和安全挑战,需要通过为公民安全、就业等方面提供协调支持,培育新的国际共识,鼓励知识交流,从而改善全球合作。林毅夫告诉笔者,面对高食品价格和高油价的冲击,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应当关注确保稳定国内物价和食品供应,给民众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并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应当成为各国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心。

  国际经济大湖中的黑天鹅

  “我们生活在大动荡年代,尽管全球经济正在复苏,但诸多不确定性依旧存在,它们就像国际经济大湖中的无数只黑天鹅。”5月19日因性丑闻宣布辞职的IMF前总裁斯特劳斯·卡恩4月4日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进行春季会议的预热演讲前用生动的语言说道。他认为,世界经济复苏呈现脆弱和不平衡状态,不同的经济体面临着不同类型的政策挑战,本轮金融危机的始发地发达经济体面临低经济增长、高失业率的严峻挑战,亚洲和拉美的新兴经济面临经济过热的风险,低收入国家当前要承受高油价和高食品价格的冲击。

  当笔者问及利普斯基各国应如何与黑天鹅共舞时,他表示发展中国家短期内要面对高油价、高粮价等多只黑天鹅冲击,在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背景下,新兴经济体需要进行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来维持可持续、强劲的经济增长;例如,G20“相互评估进程”就是为了促进全球可持续、平衡增长的重要创新举措,在春季会议期间举办的2011年G20第二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对衡量经济过度失衡的量化方法和标准达成一致,这是全球主要经济体达成的务实成果。

  神父,请你救救我

  《世界政策杂志》是春季会议期间摆放在媒体工作室门口的刊物之一,对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高失业率最生动的诠释,莫过于该杂志春季刊上一篇题为《西班牙之痛》的文章。该文引述了一个西班牙长期失业者2010年对神父安东尼奥说的话:“安东尼奥,我再也承受不住了,你必须要帮我。我已经失业一年半了,已经拿不到失业救济金了,两个月前我的孩子就喊肚子吃不饱,你要是不帮我的话,我只能去街头贩毒了。”安东尼奥只能掏出自己口袋里的钱来给孩子买食物,直到这个长期失业的父亲几个月前找到工作为止。

  IMF《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的副标题就是《来自双速复苏、失业、大宗商品价格和资本流动的压力》。该报告预测,今年发达经济体的失业率仍将维持在7.8%的高位,其中美国和欧元区的失业率将分别达到8.5%和9.9%。

  民以食为天,食以薪为源。斯特劳斯·卡恩在春季会议开幕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他去年秋季年会上强调的“就业危机”依旧没有解除。“工作、工作、依旧是工作,这是发达国家要解决的最紧迫挑战”。根据美联储的最新预测,美国今年的失业率将维持在8.4%至8.7%之间。最近多家机构和权威人士都指出,各国的年轻人和长期失业者在此轮就业危机中损失最为惨重。美国外交学会助理研究员马修·克莱恩近日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指出,美国16岁至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已达到惊人的程度,大量年轻人失业不仅会给他们造成经济压力,也会造成精神压力,这一代美国人将会损失多年的职场经验积累时光,形成“读书-失业-受挫”的恶性循环。

  同时,斯特劳斯·卡恩指出,当前西亚、北非局势不稳就是高失业率、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等多种因素“鸡尾酒效应”的结果。与他的说法一致,佐利克提醒,近期西亚北非局势不稳,年轻人缺乏稳定的就业机会和改善生活的机遇是重要的诱因。

  “语气是不是太重了?”

  在奥利维耶·布朗夏尔4月1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道琼斯资深记者伊安给台上的经济学教授提出了一组反问:虽然IMF没有明说,但在各种报告中对美国赤字高企的状况是不是带有焦虑的情绪?IMF最近对于美国财政状况的批评是否过于严厉了?

  IMF对于第一大“股东”点名道姓的这种批评确实不多见,该组织近期警告说,美国财政整顿势在必行。IMF最新发布的《财政监测报告》预测,2011年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高达10.8%,比欧元区要高出6.4个百分点。《金融时报》美国版4月13日的头版文章语气一样很重,这篇题为《IMF认为美国缺乏减债诚意》的文章指出,IMF罕见地用强硬语气批评自己的最大股东,因为美国是惟一一个在2011年政府赤字不减反增的主要发达经济体,美国经济当前的增速已经足够快了,财政政策也应向财政整顿转变。

  IMF财政事务部主管卡洛·科塔雷利警告说,美国的财政整顿宜早不宜迟,美国财政风险如果酝酿成为现实,后果将相当严重。近期IMF财政事务部贝内迪克特·克莱门特等经济学家发布的《从财政刺激到财政整顿》报告描绘出了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不容乐观的财政现状。该报告建议发达经济体从稳定养老金、控制医疗支出等“节流”和减少税收体系扭曲、增加税源等“开源”手段来稳定财政状况。

  尽管IMF和美国全国财政责任和改革委员会等机构言之凿凿地提出很多良方,但在美国,由于频繁的选举政治影响加上大幅减少预算要得罪选民,执政党往往在大选之前很难动真格进行预算削减和医疗改革。对于IMF指出美国必须要采取切实举措来降低赤字的表态,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最近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称,全世界都在关注美国,美国必须要驾驭这些挑战,不能置之不理,否则会让全世界失去对美国的信任。

  美国知名经济学家约翰·泰勒近日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批评奥巴马政府花钱无度。这位“泰勒曲线”的提出者质疑道:“如果在2007财年花占国内生产总值约20%的预算就能把各种政府开支应付妥当,随着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不断增加,政府也可以采取各种手段提高预算使用效率。为何到2021财年,政府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却要不减反增呢?”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戴维·伊格内修斯近日撰文指出,英国首相卡梅隆因为及时采取了财政紧缩措施避免英国陷入财务危机而赢得声誉,美国的财政整顿也宜早不宜迟,奥巴马的赤字削减方案迂延越久,连带风险也就越大,近期标准普尔公司降低美国国债前景展望的警告显然会让人们的担忧加剧。

  国际政策协调必不可少

  在春季会议闭幕的16日,英国《金融时报》美国经济编辑罗宾·哈丁和同事撰写的文章虽然是以《新兴市场通胀压力加大》作为标题,但这篇文章谈及春季会议以及G20第二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关注的大宗商品价格攀升、全球经济失衡、发达国家高失业率等一系列挑战。

  该文指出,很多人士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应对国际失衡的政策上缺乏有效的协调。也是在春季会议期间,《金融时报》和贝塔斯曼基金会邀请了全球经济界的很多知名人物参加了一个研讨会,在罗宾·哈丁主持的一个研讨会环节,笔者问及以色列央行行长斯坦利·费希尔教授如何看待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处于不同政策周期和政策合作的问题;这位经济学泰斗表示,从理论上来说,各个国家的协调合作对于经济复苏是有益的,各国的互助会让经济复苏变得更容易,但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多年来都未有效解决,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大难题。

  斯特劳斯·卡恩在春季会议上强调,2010年11月他在韩国就提出忠告,金融危机发生初期可以算是G20的1.0时代,各国非常愿意进行政策协调合作;目前世界已经进入了G20的2.0时代,在G20的2.0时代,在很多政策制定者看来,这场危机已经结束,他们更多的关注点是放到了国内问题上,而非全球议题上。

  G20领导人在2009年匹兹堡峰会上承诺要共同努力确保在中期实现持久的复苏和强劲及可持续的增长。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推出了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的框架。该框架的核心是一个多边进程,G20成员国通过它来识别实现这些目标所需的全球经济和政策目标,并将通过“相互评估进程”,对实现这些共同目标的进展情况进行“相互评估”,IMF则提供必要的技术分析,以评估成员的政策如何相互衔接以及他们是否在整体上实现了G20的目标。

  不过,斯特劳斯·卡恩指出,G20“相互评估进程”如果是在不一样的环境下,或许进展能够更快,但在G20的2.0时代,当然需要花费更多时间;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它视为空着一半的水瓶。“要解决这些国际经济挑战,自然离不开国际合作。有人认为,一些地区性挑战也需要国际解决之道,我对此完全同意。但如果有人说国际性挑战能有地区性的解决之道,那完全是错误的。”斯特劳斯·卡恩说。

  IMF总裁特别顾问朱民告诉笔者,在当前全球经济双速复苏背景下,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面临着不同的政策挑战;两类经济体处于不同的经济周期,发达经济体需要采取紧缩财政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而新兴经济体则需要采取紧缩货币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不同的经济周期对全球经济合作产生了挑战,但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需求。”

  诚然,世界经济复苏的势头在变得更加强劲,但大家都知道,这不是我们想要的复苏,不仅不同国家之间有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各国内部也有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如果说本次春季会议的众多议题中有一条主线的话,那就是我们还没有完全走出丛林。” 4月17日的《华盛顿邮报》这个观点或许能说明个中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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