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珠三角企业主的话让我联想到了经济分工问题。虽然四川和广东的分工属于国内分工，中国和美国的分工属于国际分工，但分工的格局却惊人地相似。四川的农民工依靠廉价的劳动获得了比种地更高的报酬；广东的出口产业，尤其是纯粹靠代工生存的加工贸易业，同样也是依靠廉价劳动力优势，在国外市场获得了一席之地，实现了微薄的利润。

　　然而，两种分工都是典型的垂直分工。在产业链中处于低端者，其获取的经济利益始终无法和处于高端者相比。从受益人数看，四川农民工的数量远超过广东出口加工业老板的人数；从贸易差额看，中国对美出口在近年也明显大于从美进口。但正如每个农民工获取的报酬始终无法和老板的利润相比，中国企业从对美贸易中获取的经济利益也难以超过美方。

　　简单地把贸易差额等同于贸易利益，认为顺差者获益、逆差者受损是不恰当的。深受美国孩子们欢迎的芭比娃娃，目前几乎全部由中国生产加工。但中国企业得到的加工费仅为0.35美元，而拥有该品牌的美国企业获利近8美元。这种典型的“顺差者受损”现象大量存在于高科技产品、纺织品、服装、玩具等中美贸易种类。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分工始终是商品和生产要素流动的基础。其流向决定于分工的基本格局，而分工的格局又取决于商品和生产要素的提供者在产业链中所处的地位。与珠三角出口企业的老板相比，四川省及来自四川的农民工靠提供廉价劳动力获取报酬，始终处于价值链的低端；而广东的老板则依靠其在海外的市场份额，以利润的形式获取报酬，处于价值链的高端。尽管双方均从劳动力要素的转移中受益，但前者获取的经济利益始终无法和后者相比。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经济分工格局其实与此极为类似。在中国加工的产品出口到美国，从形式上看是中国产品的出口，但本质上中国企业主要还是靠廉价劳动力获取有限的收益。而进口或委托中国企业加工产品的美方企业，则主要靠技术优势、品牌优势和市场优势获取报酬。在价值链中，同样也是中方处于低端，美方处于高端。两者的分工不仅具有明显的垂直性，而且其在价值链中地位的差距也远超过中国国内四川省与广东省的差距。

　　即使中国对美有较大的贸易顺差，中方获取的经济利益甚至连美方的零头也比不上。经济学家郎咸平的“6+1”理论形象地描述了中美之间贸易利益的分配格局：美国把价值最低的制造业一端（即“1”）放在了中国，而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终端零售等六块非制造业（即“6”）都留在了美国本土。两方谁的获益更大是不言而喻的。

　　互利互惠是任何贸易和分工的基础。尽管在受益程度上存在差异，但只要双方参与贸易和分工的利益大于不参与时的利益，参与就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中国并未因为自己在产业链中处于低端，从贸易中获取的利益小于美方而否认自己所获利益。处于价值链高端、获益丝毫不低于中国的美国更没有必要因为与贸易利益分配无多大关系的顺差或逆差而愤愤不平。如果美国决策者在这个问题上能有那位玩具厂老板的胸怀，中美贸易摩擦就可以大大减少。（作者是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