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佩芬，崇文第三幼儿园的园长，对她来说，忍受焦虑和委屈，几乎成了她的工作常态。

　　如今，她害怕接电话，有太多领导、亲戚和熟人找她，软磨硬泡：让我的孩子入园吧。她每次总要解释得口干舌燥，却很难落下一句好。

　　太多的人觉得她“不够意思”，甚至还有个家长在电话里骂她，“说些不三不四的话”。

　　“我只能说对不起。”范佩芬说，对方听了也感觉不好意思，回她道，“你别给我说对不起，这只能是政府动脑筋解决的问题。”

　　在北京，这个问题已经家喻户晓，那就是入园难。

　　如果你没有足够硬的关系，也没有足够多的钱，那么提前一年物色一家幼儿园，并给孩子报名。

　　也不是所有幼儿园都能接受提前报名。那就需要父母时时留心幼儿园的“风吹草动”，一旦举行咨询日，就须挤在园门口，排上三五天甚至更长时间的队，以求范佩芬这样的园长“行行好”，收下你的孩子。

　　但很显然，范佩芬和她的同行们并不是不想“行好”，而是现实过于残酷。

　　据资料显示，2007年至2009年，北京市的新生儿有41.575万人。他们将从2010年开始陆续地进入幼儿园。

　　而从2009年北京市合法幼儿园的在园人数来看，北京能提供的幼儿园学位数约为24.8万人。

　　这意味着，北京的幼儿园学位缺口，约为17万名。

　　被“忽略”的生育高峰

　　北京新生儿中非户籍人口占54%，已超户籍人口；专家称政府应将其纳入学前教育规划

　　北京正在经历一场“幼儿”人口高峰。

　　统计资料显示，2007年北京市住院分娩量达到16.1万人，比2006年增长25%，创下20年来的最高纪录。

　　人们简单地把2007年的生育高峰解释为，父母们想在猪年生个“金猪宝宝”，随后又把2008年的生育高峰理解为“奥运宝宝”。

　　崇文三幼园长范佩芬认为，那样的理解过于简单。

　　她说，其实人口增长是有规律可循，我国大约每隔25年会有一次增长高峰。上个增长高峰是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也出现了“入托难”。

　　著名学前教育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燕在一篇文章中也提到，我国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也曾出现了“入托难”的问题。

　　一位被家长缠得心烦意乱的公办幼儿园园长，接受采访时说，政府在学前教育规划方面应密切注意中国的人口增长规律。

　　今年5月，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课题组做了一份调查研究———关于海淀区学前教育的供给与需求。他们发现海淀从2004年起就已进入人口增长的快速通道。

　　2004年，海淀户籍新生儿为9956人，而前一年的新生儿人数只有5858人，增长了近1倍。随后几年，新生儿数量一直在大幅增加。到2008年，新生儿为17558人，自然增长率达到千分之8.3。

　　一位参与调研的专家说，这说明生育高峰完全有迹可循。同时他还指出，有关部门对北京外来人口的生育高峰重视不够。

　　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来北京发展经济。截至2008年底，海淀区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3∶4。

　　而他们中的很多人需要在北京生儿育女。统计显示，北京市新生儿中，非户籍人口占54%，已超过户籍人口所占的46%。

　　“北京学前教育发展的总体规划”这样解释：现有的学前教育资源原则上是可以满足户籍出生人口的入园需求。但是，随着首都经济的快速发展，外来人口不断流入而且难以预测，使本来就有限的学前教育资源出现短缺。

　　目前，各部门对外来人口的统计口径各不相同，客观上对制定科学合理的学前教育发展规划造成了一定困难，现有幼儿园学位无法满足所有在京儿童的入园需求。在北京，朝阳、海淀、丰台、昌平、顺义、大兴、通州等区的压力特别突出。

　　但也有事实表明，北京有些地方在规划学前教育时，并未将外来人口子女纳入计划。

　　几个月前，北京某专家曾对北京某区的学前教育进行调研。但报告递上去后，该区有关部门要求，课题组将报告中关于流动儿童的学前教育部分删去。

　　该专家说，“这说明政府还不重视北京的外来人口学前教育。”

　　匆忙“社会化”，幼儿园锐减

　　因企业改制，很多“企业园”被推向社会并消失，1992年—2002年，全国幼儿园锐减35.3%

　　金晓铭是松榆东里幼儿园的执行园长，她发现幼儿园是越来越挤。“来个新学生，我们就喊大家‘挤个地儿’。到了2003年，我们发现实在挤不下了。”

　　当北京的出生人口因为各种因素在直线飙升时，幼儿园的数量则在一路减少。

　　公开数据显示，1990年，北京市共有托儿所和幼儿园4793所，到了2009年只剩下1266所。

　　不只是在北京，全国幼儿园数量都在减少。1992年全国有幼儿园17.25万所，到2002年只剩下11.18万所，锐减35.3%。

　　对我国幼儿园数量产生直接影响的是在1995年，当时七部委发布《关于企业办幼儿园的若干意见》，提出“鼓励企业幼儿园向社会开放……推进幼儿教育逐步走向社会化。”

　　在此前，我国的幼儿园均为公有幼儿园，主要由教育部门办园和其他部门办园。

　　所谓的其他部门，即指机关、事业单位、部队、厂矿、学校和国有企业等。而此后，国有企业的幼儿园开始和企业剥离。

　　据金晓铭回忆，伴随着国企改制等大趋势，2000年前后，北京大批撤并幼儿园。那一年，金晓铭所在的北京内燃机幼儿园脱离原单位，金被买断工龄，继续在园内干。

　　而其他附近的幼儿园，则大多不复存在。

　　“当时把房子租出去搞商业，比开园赚钱，也是不少幼儿园停办的原因。”崇文三幼园长范佩芬说。

　　虽然在1997年，国家又出台文件，规定“在社会服务体系尚不配套的地区，主办单位不能将幼儿园一步推向社会。”

　　但由中央教科所的中国学前教育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调研发现，由于企事业单位自身改革的负担，多数企事业单位无论条件是否成熟，就把幼儿园推向社会。

　　最后导致大批幼儿园因经营不善等原因而纷纷关闭。

　　“市场化”让公益性消失

　　2003年幼儿教育改革提出以社会力量办园为主，财政倾斜于少数公办园，许多幼儿享受不到国家福利

　　当国企改制在日益深入，中国的学前教育也朝着市场化的方向一路前行。

　　1997年国务院颁布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和2003年实施的“民办教育促进法”，都隐约描绘出幼儿园今后的市场化发展轨迹。

　　而与此同时，国际上美日法德等国家的学前教育正朝着另一方向发展。他们将学前教育作为整个教育的基础，逐步纳入义务教育和终身教育体系。

　　中国学前教育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在相关著作中表示，国际上，……每一种幼儿园，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每一种学前教育形式，无论是正规还是非正规，都能得到国家和地方政府不同程度的财政性投入，每个进入学前教育体系的儿童都能得到政府完全的或部分的资助。

　　中国的学前教育的发展方向则正好相反。

　　2003年，十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要“以公办园为骨干和示范，以社会力量兴办为主体”。

　　北京一位学前教育专家解释说，其实这就意味，有限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只投向部分公办园，而大部分幼儿园要靠民间资金来投入。

　　中国学前教育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有数据显示，2003年以来……占全国幼儿园总数70%以上的非公办园，基本上得不到国家和地方财政支持。从非公办园在园人数推算，至少有将近40%的幼儿享受不到国家的这种社会福利。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学前教育的不公平性。”课题组专家在调研报告中这样写，在1989年之前，我国的学前教育主要由中央和地方的投入为主。之后，财政投入开始向公办园倾斜，覆盖面且日益减少。

　　数据显示，2008年北京只有145所公办园可以享受财政投入。这意味着至少有百余所公办园无法享受财政投入。

　　中央某部门幼儿园的负责人称，他们园的经费没有问题，来源不便透露。据知情者介绍，一些“优质园”收费“只是象征性的”，颇为低廉，接受的多是“条子生”、部门领导的子女。

　　北师大教授张燕发现，资源配置的不平等，源于政治地位的差别。“越是有权力的部门，他们的幼儿园也就越有钱、越好。”

　　学前教育课题组一位专家表示，我国所有相关政策都明确“公益性是学前教育的基本特性”。但从现实来看这“公益性”正在消失。

　　靠政府还是靠市场？

　　上海教委副主任尹后庆曾表示公益性是解决入园难的根本，并需要用制度加以保证，而非简单的加大投入

　　虽然学前教育要“以社会力量兴办为主体”，但现实情况是，民办幼儿园的发展不容乐观。

　　育强幼儿园的董事长李大军如今有些后悔，将资金投在托幼领域。高门槛、难获财政性支持、待遇不公平等问题深深困扰着他。

　　他说，办幼儿园虽然可免营业税，但必须租用教委的教育设施，每年须交46万国有资产占有费。

　　“而且产权归属不清晰，”李大军说，这也使得他不敢在现有基础上追加投资。

　　很多民办园园长反映，因待遇不公，民办园发展不快。目前，北京合法注册的1253所幼儿园中，只有409所为民办幼儿园。

　　而北京所有的合法注册幼儿园都无法满足庞大的托幼市场，尤其是在城乡接合部，还有大批农民工子女需要入园。

　　于是北京出现大量未注册的黑幼儿园，截至2009年数量达1299家，已超过合法的幼儿园。它们大多分布在城郊，租用村民简陋的院楼。

　　政府面对它，陷入两难境地。轻率的关闭，将致使大量农民工子女无处入园；完全不整治，不规范运作又暗藏着许多安全隐患。

　　张燕认为，对黑园既不能关也不能不管，而应予以扶持，帮助其合乎规范。

　　今年，北京市政府和教育部门决定投入6000万元改扩建30所幼儿园，增加学位近2万。

　　但面临17万个学位缺口，这些投入显得杯水车薪。

　　北京学前教育网的在线调查显示，超过92%家长赞同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

　　而张燕认为，学前教育完全由国家买单，在短时间内无法实现。“因为义务教育的欠账还没还完。”

　　张燕建议政府加大投入的同时，应向西方学习，扶植非正规教育在幼教中的作用，并表示，如果政府还是漠视外来人口的教育公平，就不可能解决“入托难”。”

　　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尹后庆接受采访时也曾表示这样的观点：公益性是解决入园难的根本。

　　他认为，发展学前教育是家庭和社会的共同要求，应将其纳入政府的公共服务体系。能力强的地方政府可以举办更多的公办幼儿园，能力稍弱的地方政府，可以通过鼓励民间办幼儿园，政府给予不同水平的补偿。

　　有专家表示，这就需要政府用政策制度和体制设计，来确立学前教育的公益性、公平性与非竞争性。而不是简单的加大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