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上海钓 鱼执法事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上海白领张辉和断指孙中界的命运，引起民众广泛关注。记者对两位当事人进行回访时发现，目前为止，并没有具体的执法 人员或执法单位被问责，孙中界的赔偿要求也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昨天，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两会上回应此事时称，“钓鱼执法问题的出现，是一个复杂的 问题，缘于有奖举报的制度原因，因此，问责具体的执法人员并不适当。”

　　■追访官员

　　韩正称应取消有奖举报

　　上海市长韩正对此也做出回应称，钓鱼执法是一个极其错误的执法行为，损害了群众的利益，也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 

　　韩正说，上海市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是，钓鱼执法之所以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制度设计的问题，这个制度就是有奖举报制度。 

　　“有奖举报在有些领域可以用，但是在维护交通秩序的执法上用这种方法是错误的。有了有奖举报，就会有利益驱动，就容易产生为领到有奖举报这部分 钱而专门从事举报，逐步转化为一种职业性的举报，而这种职业性的举报不受监督。”韩正认为，从政府的角度来讲，首先要取消有奖举报，从根本上釜底抽薪，要 把这个制度规范起来。

　　执法单位罚款全缴财政

　　此外，上海也将采取其他的治理方法，割断行政执法处罚单位和钱的关系。 

　　“今年全市所有区，所有执法行为罚没款、处罚款，全部统一到市里的财政专户，全部公开监督，下面所有的单位拿不到一分钱，从制度上杜绝了这样一 种做法。” 

　　韩正说，除了制度原因，执法人员素质也有待提高，执法人员如何掌握自己所执法的所有法律，用一种比较规范的行为和法律的语言去执法，这方面是缺 乏的。因此，上海今年将开始分批全员轮训，之后要考核，考核不合格的，就不能做执法工作了，做其他的工作。当然，我们政府在应对这些事情的处理上，特别主 张主流媒体在第一时间能够反映，这很重要，就是快报事实，是什么就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种科学的态度。 

　　“我相信上海市政府通过这件事情举一反三，我们将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修补政府的公信力。”

　　■法眼

　　应研究如何处罚“钓鱼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宪法行政法研究室主任周汉华称，每当发生这种公民必须要用自残的方式才能解决问题的事件时，非常令人痛心。我们应该反思： 事件的根子在于制度。行政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才会造成这种情况。“钓鱼执法”整个事件中，它的利益机制很容易判断。行政机关罚款和收费作为预算外的收入常年 居高不下。最高的时候预算外的收入曾经占预算收入40%的规模。这两年随着清理和整顿小了一些，但是基本问题还是没解决。 

　　具体到这个事件中，需要反思的是：行政机关罚款事实上的收支两条线没有真正得到执行。1996年以前，行政机关是坐收坐支，罚了之后单位就可以 分了。《行政处罚法》的制定就明确了收支两条线的原则，要求单位罚的款全部进入国库，如果需要行政经费、行政开支由国库再行下拨。但是这个制度在实践当中 被普遍变相用各种方式把罚款数额和最后的行政经费、奖金、收益挂了钩，导致隐性或显性的钓鱼执法大量存在。 

　　事件体现反映出来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便是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孙中界根本没有犯意，以被引诱以后作出的行为对孙中界进行处罚是没有任何依据的。 有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对于引诱他人的人，是不是可以进行处罚？遗憾的是，目前无论是刑法领域还是行政法领域都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行政法领域和刑 法领域应该对此进行研究，对引诱犯罪的行为进行处罚，以此杜绝钓鱼执法。    本报记者张然

　　■事件回放

　　事件一 

　　2009年9月8日下午，张辉驾车因搭载自称胃痛要去医院的人，被闵行区交通执法大队执法检查时查获。 

　　9月10日，张辉在爱卡上海论坛发了题为《无辜私家车被课以黑车罪名扣押，扣押过程野蛮暴力》的帖子。 

　　9月14日，张辉到区交通执法大队接受调查、处理。同日，区交通执法大队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罚款1万元。 

　　事件二 

　　2009年10月14日晚，到上海开车才两天的河南小伙儿孙中界，本打算做好事让人免费搭便车，没想到却陷入执法部门的“钓鱼”圈套，被执法局 认定为非法运营拉客。孙中界激愤之下断指以证清白。张辉及孙中界的遭遇引发网络及媒体广泛关注。

　　■回访当事人张辉

　　“大家的支持让我坚持下来”

　　一度，张辉希望媒体用张军这个化名。隐藏名字的顾虑，在庭审宣布其胜诉后烟消云散。他主动对媒体说，还是用我的真名吧，我叫张辉。 

　　从11月19日，闵行法院宣布张辉胜诉至今，已经过去了三个多月。 

　　张辉说，三个多月来，他已经基本回归了正常的生活，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公司的工作上，因为公司给了他很多支持，“没有大家的支持，我坚持不下 来。” 

　　在50多天的诉讼中，张辉经历了人生中最大的考验和恐惧。他曾收到恐吓信，有人用尽各种办法调查自己的背景和家人，“就是希望发现自己的不良记 录，幸亏自己挑不出任何问题，否则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些经历，都让性格内向的张辉变得冷静成熟。如今回想50多天的坚持，和坚持中的煎熬，张辉说，他感到某种深深的遗憾和失望。 

　　从起诉，再到收到恐吓信，他的生活发生了变化，无法释放的压力让他神经衰弱。现在，他“要求”5岁的孩子不能离开小区玩，不要和陌生人搭话，还 一再嘱咐妻子和父亲，过马路要小心。 

　　“虽然最后判了我胜诉，但只有一个闵行区的有关人员到我们公司道了个歉。”张辉说。 

　　这种对事件无问责的最终结果，让张辉觉得遗憾。 

　　“我并不想当英雄，也从没想过要经济赔偿，之所以能坚持到最后，就是想让这个事情有个说法。”张辉说。 

　　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张辉有独立的思考能力，虽然在钓鱼执法案中胜诉，但他并不觉得乐观。“每天，在我们这个社会中，会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发 生，如果这些问题的解决，依靠的只是媒体和舆论的力量，而不是法制的力量，那这个社会还有很多方面让人难以乐观。” 

　　温家宝总理的新年致辞中，提到要让百姓过得有尊严的说法，张辉对此印象深刻。他说，钓鱼执法事件，正好体现的是老百姓的尊严问题。他本来好心助 人，却被恶意欺骗，这让他觉得自己并无尊严可言。

　　除署名外本版均由本报记者刘薇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