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闭幕的2010冬季达沃斯论坛即第40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以“重思、重设、重建”为主题，就全球经济恢复前景、金融体系改革、气候变化及影响等一系列全球关注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在众多话题中，金融重建吸引了更多人的眼球。

    此次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问题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房地产市场、信贷市场、金融部门乃至实体经济都造成严重的冲击，重创了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可以说，这次金融危机在对实体经济产生巨大冲击的同时也给金融业本身带来了深远的影响。金融危机爆发后，金融机构和相关的企业都被迫实行“去杠杆化”，金融部门的规模、盈利能力和系统影响力随之下降，全球贸易金融往来严重受损，全球经济增长陷入低谷。

    具体来看，首先，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受到了重创。在金融危机的蔓延过程中，美国一些大型保险公司、顶尖商业银行纷纷陷入困境，五大投资银行要么破产要么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资本市场主导和银行主导的市场体系受到了严重冲击，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在危机中表露无遗。其次，金融监管缺陷凸显。在金融危机爆发和深化过程中，美国金融监管暴露出了明显的缺陷：现行的监管体系无法跟上经济和金融体系变化和发展的步伐；缺乏统一的、权威的监管者，无法消除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职能的重叠造成金融监管死角；金融监管有效性降低，尤其是缺乏对金融控股公司的有效监管；金融分业监管体系与混业经营的市场模式严重背离。金融监管体系的问题成为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再次，金融创新风险加大。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过程中，金融创新是始作俑者。美国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次级抵押贷款证券化、金融机构以市定价的会计记账方法、以风险价值为基础的资产负债管理模式以及过度杠杆化等金融创新，都催生了这次金融危机。最后，金融监管模式与金融经营模式的背离。金融监管体系与金融行业经营模式的错配也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制度性根源之一。

    因此，在全球经济复苏仍然乏力的当下，必须加快金融监管体系建设、促进金融创新机制发展、维护金融市场健康稳定，也就是要通过金融重建为全球经济发展构建一个坚实的金融基础、提供一种强劲的金融动力。

    鉴于此，笔者认为，金融重建的内在逻辑就在于：

    其一，市场体系与风险管理相匹配。无论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市场主导的金融市场体系模式，还是以德国为代表的银行主导的金融市场体系模式，都必须建立各自适用的风险管理机制。各自的风险管理机制必须能够覆盖金融当局、金融机构、投资者等金融市场参与主体。其中的关键在于，金融监管当局必须出台相应的监管政策以进行有效监管，确保整个金融市场体系稳定与安全；金融机构在进行风险管理的过程中，必须注重资本充足率、杠杆率、表内和表外业务、场内与场外业务、资产风险定价以及负债期限等风险管理规则；投资者个人必须对金融产品的风险收益水平、自身的风险偏好以及风险承受与处置能力有充分的理解与评估；特别是，针对资本市场主导的金融市场体系，大型金融机构应该得到更加严格的监管，以防止“大而不倒”效应引发严重的道德风险和系统性风险。

    其二，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相协调。金融创新作为金融领域各种要素的重新优化组合和金融资源的重新配置，有利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但与此同时，金融创新也可能造成资金流通的不确定性、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金融危机的传染性和系统性风险。因此，必须在金融创新和金融风险管理中取得一个有效的平衡。这就要求，提高金融创新的信息透明度，加强对金融创新产品的风险管理，完善金融创新的监管体系，监管当局必须针对金融创新产品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以及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和表内表外业务等设计一个科学、合理而有效的监管体系。

    其三，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消除制度性矛盾。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和金融业自身的发展，制度本身的缺陷将日益凸显，金融重建要着力完善各种金融制度及其相互的匹配性，包括：加强风险管理并实现与金融市场体系的匹配；完善监管体系并实现与金融经营模式的协调；推进各个层级之间的配合，保障风险管理的上下贯通；建立市场间的“隔离墙”制度，防止危机的无限传染；优化金融创新机制，在金融创新和金融风险之间取得平衡。

    其四，金融经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回归。我们看到，随着经济缓慢复苏和金融市场功能的逐步恢复，金融机构出现了重新杠杆化的迹象。然而，金融机构最基础的作用是与实体经济相匹配，为实体经济服务，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在金融重建过程中，必须坚持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膨胀，避免金融经济再次偏离实体经济的实际需求，进而防范可能出现的“新的更大危机”。

    金融重建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相关经济体和政策当局应从有效管理金融风险、消除制度性缺陷、促进金融市场发展和金融功能完善以及推进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出发，在市场模式、经营模式、监管效率、金融创新和制度完善等层面付诸长期而有力的行动。

    （作者为本报专家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