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表示：中国的转型包括四个方面的转型：市场转型、社会转型、开放转型以及政治转型。其中政治转型比较核心的就是政府转型。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是到底政府如何转型？这是我们觉得比较困难和困惑的问题。因此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我们认为如果没有政府的转型，这四个转型本身也不会发生，因此还是从历史梳理的角度来对这个问题做一个分析。

　　首先是它的发展目标，它是怎么样转变的。从这一点来看是非常清楚的，当然从我们的角度界定为三代。

　　第二个角度是从政府的职能转变，就是中国政府是怎么样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全能，然后到改革开放以后的国家发展主义政府，进入21世纪又比较明确地转变为公共服务行政。这个分析比较难，因此在我们的研究中专门用了“五年计划”，包括它的发展目标来看它是不是真正的转型。我们也惊讶地发现，它的变化确实比较大。如果从定量指标来看，会看到在六个时期，它的主要经济指数占全部定量指标的大约60%的情况，但到目前已经降到20%，而且大部分的指标是约束性的和公共服务指标。我们从具体的指标也可以看出它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第三个视角就是从决策机制角度来看，它是怎么样从国家决策乃至个人决策逐渐地向个体决策，进而向我们所说的公共决策，以及开放决策、科学决策的视角来转变的。同时，我们也采用了十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过程。它原来是有程序的，从没有程序逐渐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

　　从这三个视角讨论之后，我们从得出的基本结论可以看出第四个角度，就是它的产出，包括所谓的从财政收入的角度，以及从财政支出的角度，另外也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角度，怎么样从传统的自产国家到税收国家。特别是从税收结构来看，当时主要靠企业收入逐渐向税收为主的过程，但是最重要的是向现代化转型，特别是有现代的预算框架。

　　我们总的结论是，看到整个中国政府的职能转变，公共财政转变过程中确实与主体是相关的。我们注意到它用的词是“正在转变”，实际上和我们文章的结论也差不多。这个转变过程并没有完成，还在不断的发生过程中。但是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些内在的历史逻辑，以及和中国这样一个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政治体系以及本身的发展阶段相关的，不管是发展目标还是决策机制，还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动因。事实上这篇文章没有来得及讲政府转型和社会转型，包括经济转型和开放转型之间的互动关系和相对的制约关系，这有待于我们在今后进一步分析这个过程。

　　我们的结论也是比较复杂的，一方面，政府作为转型的推动者和指导者，另一方面它自身又是一个即得利益者，它本身也会出现一定程度制约社会的转型，可能就是在相互矛盾的过程中不断演变发展，我们也只能去看这个过程。

　　可以说30年的时间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渐进性的革命，以渐进性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到有“五年计划”，然后发生了革命性的结果。我知道这本书还要出英文版本。我作为中国学者或者说作为内部人，不光是观察，我们也在不断推动政府的转变，包括政府的决策机制是怎么发生变化的。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年代，我们自己在决策机制也会扮演不同的角色，但是我们作为内部人，作为参与者来亲自把这些已经发生的过程客观地描述出来，以便于不仅介绍给国内读者，同时也介绍给国际读者，使他们真正理解中国处于怎么样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中国政府自身是怎么样进行转型的，而这种转型又是多维的。

　　事实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转型会比较成功，从而也避免了像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很可惜，由于篇幅我没有办法把东欧，包括苏联政府的转型做一个对比，如果要做一个对比的话，可以说中国确实走出了自己的一条独特道路。因为我本身也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给外国留学生上课，其中有很多都是来自发达国家的留学生。

　　我们还给非洲班的官员上课，他们都非常惊奇，像中国这样原来作为计划经济搞的是“五年计划”，怎么样通过转变过程，这“五年计划”的内容发生巨大变化，从微观经济的干预转向公共服务的提供。作为一种手段来看，非常有效的提供所谓均等化的公共服务。特别是我们指出的新型医疗合作制，在2003年只有百分之几的比例，到2005年只有23%的覆盖率，到今天已经达到了91.3%，尽管水平不太高。他们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达到这么高的水平？

　　我就讲内部机制，像“十一五”规划，最重要的是2006年专门下达的国务院通知，由什么样的部门来负责，这样的部门非常明确，就是卫生部和财政部来具体作为牵头单位进行约束和讨论。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具体案例、具体研究，对这些国家的官员，包括外国留学生做一个比较客观的介绍。

　　我想，我作为作者之一，能够有幸参与这样一部高质量、全方位的研究和进一步探索中国经济转型这本书。前一段时间我看了88年的一些著作和98年的著作，很显然，随着中国的转型发展越来越深入，我们可以看到后来所提供的理论思考，包括中国经验的总结，确实会伴随着我们在实践过程中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