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0日，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在出席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主论坛时表示，贸易保护主义、现代科技发展、以及以货币为基础的经济制裁手段，正在给全球市场体系带来非常显著的扭曲。周小川指出，第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贸易摩擦。他说，贸易战可能具有长期性，会对全球的资源配置造成明显扭曲。第二个是现代科技的发展。周小川说，过去只有极少数行业具有规模经济的特征，但现在，IT技术和网络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行业产生规模递增效应。与此同时，一些企业为了实现“赢者通吃”或者“赢者占大头”，在竞争过程中通过“烧钱”来占领市场份额、扩大流量。“这些做法本身没有什么太多可非议的，”周小川说，“但是它必然对经济学和经济分析提出重要的挑战。我们不仅要关心国内市场对这些现象怎么处理，还要关心这些现象给对外开放提出了（哪些）新的挑战。”第三个是以美国为首的国家采用的以货币为基础的经济制裁的做法。周小川指出，这些经济制裁制造了非常明显的非线性问题，同时也给全球市场资源配置带来了很明显的扭曲。这些国家之所以可以这样做，是基于其对储备货币、对全球贸易投资交易货币，也就是对美元的控制。对此，周小川提出，除了通过公平竞争来减少这种扭曲，还要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只有人民币国际化以后，才能够有效抵御以美元储备货币为基础的、在全球制造的这种显著的扭曲，来维持我们对全球化、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多边主义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些主张。”他说。以下为周小川在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主论坛上所做演讲实录，未经本人审核。我今天讲讲金融开放。金融开放应该说也是整个对外开放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个人认为，金融开放虽然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是整个的逻辑和推理以及经验教训的适用性，和整体经济的对外开放实际上是一致的。当然有的人强调金融开放是非常特殊的环节，也是风险比较大的环节，似乎跟工业、农业、其它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不一样。我想从最主要的方面来看，其实金融开放还是整体对外开放的一个组成部分。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是，对外开放是经济思维不断演变的一个过程。每个阶段都有一些主流的说法，但实际上对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人，思维转变的过程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早期来讲，对外开放比较重视吸引外资，在金融业实际上也有体现。比如说引进外资银行的时候，首先看它钱够不够多。如果资产大于200亿美元，可以有权申请到中国来办外资银行。所以这一阶段对引资的考虑比较多。在资本市场上也有这种现象，就是说，我们主要考虑某一项对外开放政策是否有助于外资进来。再往后，对外开放倾向于看我们缺什么项目，缺什么项目就可以更加开放，希望把人家的技术、实践给引进过来，同时也增强国内市场的竞争力。在国内的产业（包括金融产业）各个方面都已经铺开，有机构有人才的情况下，所谓产业政策里对幼稚产业的保护这种思路也曾经一度占据比较重要的位置。也就是说，对外开放要适当掌握节奏，要让国内的新兴幼稚产业得到足够的成长以后，再对外开放。但这个做法往往争议也比较大。同时，也很难确定什么时候和用什么节奏来掌握这种对外开放。到后来，基本上把对外开放看作是全球资源配置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种市场经济全球化的组成部分。通过竞争和合作，带来效益。一个比较明显的进展是十八大以后，中国明确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随后随着全球贸易出现一些新的挑战，中国明确提出全力支持全球化，支持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支持多边主义。同时，我们是按照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一个思路来考虑全球的经济贸易秩序，也以这个反过来看中国自己的对外开放的政策。这样慢慢一步步演变，站位的高度逐渐有明显的提高。另外，早期开放注重引进，现在1ze注重走出去，特别是“一带一路”。我们已经在2017年和2019年两次召开了“一带一路”峰会。实际上，分析整个过程，金融开放和其它工业、其它服务业的开放有很多类似性。那金融开放是否有它的特殊性呢？确实是有。我想第一个是金融比较敏感，涉及到重大的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因此在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时候，正式将金融定义为命脉产业，对命脉产业就要更加慎重一些。但是并没有说命脉产业就要少开放或者慢开放。总之，如何解释命脉产业，一直是给大家提出的课题。另外就是金融开放过程中的两个重要事件，一次是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风波，再一次就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总是会有这样的情况，一开始大家对于金融危机的原因不是太搞得清楚，总之是觉得金融环境非常敏感，搞不好会触发危机，因此对外开放需要更加慎重。实际上，这两次金融危机确实让我们对外开放的主要步骤有所打乱，有所推迟。比如说1996年中国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准备下一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但是随着亚洲金融风波的出现，这个题目就暂时先不提了。后来一直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再次提，我们还是要人民币逐步变成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这样一种货币。再有，关于市场准入方面，我们在1999年到2001年正式加入WTO前的主要谈判的时候，当时准备五年以后扩大金融业市场准入的比例、范围等等，结果到了2007年的时候出现了次贷危机，大家就变得很谨慎，因此实际上放慢了过程。这也说明金融业对外开放和金融业本身对全局稳定具有比较高的敏感性密切相关，同时也取决于大家特别是学术界对于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和如何防范金融危机这方面的研究探讨。没有把握的话，对外开放可能就会慢一些。不管怎么说，我们认为金融开放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可能未来会生存在一种市场扭曲的状况下。我们自身对于对外开放不断提高认识，站位越来越高，而且我认为在全球也都起到了引领作用，特别是习主席前年在达沃斯的讲话引起全球高度重视，认为中国可以在这方面起到领军的作用。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看到，全球市场体制开始呈现一些非常显著的扭曲。第一个扭曲就是贸易战。美国开始打贸易战以后，使用关税以及其它的壁垒。现在看起来不仅限于贸易，后面还有很多其它方面的考虑，包括政治、军事、价值观、科技等等各个方面。在这种情况下，要有思想准备。这一过程有可能具有长期性。从全球的角度来看，资源配置会有巨大的扭曲或者说是明显的扭曲，可能要在扭曲的条件下考虑我们国家的应对策略，包括考虑对外开放的策略。再有，尽管我们不希望看到贸易战，但是如果有人针对我们做出关税壁垒或者其它方面的行动，我们也要进行反向的制裁。这个是不可避免的，虽然我们是被动的。但这些做法也会对国际以及我们国内自身的开放程度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作用产生重大的影响。第二个市场扭曲的出现跟现代科技的发展，也就是跟这次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的第二个主题——金融科技的发展是有联系的。在IT技术和网络化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经济中许多环节开始出现网络效应。这个网络效应可能带来赢者通吃或者是赢者占大头的效应，因此带来竞争手段也发生变化。过去传统上在讲市场竞争的时候，用的主要假设是规模效应递减。但是，我们知道有个别行业，比如说过去工业里面像炼化行业，属于规模效应递增的行业。从整个国民经济或者是从全球经济来看，这是属于极少数的具有规模递增效应的行业。但现在看起来，越来越多的行业呈现规模递增效应。规模递增不见得是传统意义上的规模递增，而是由网络效应所带来的。与此相关的就是，在竞争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通过烧钱占领市场份额、扩大流量的做法，我认为这些做法没有什么太多可非议的，因为它是基于网络效应、基于对客观呈现出的这种现象的一种反应。但是它必然对经济学和经济分析提出了重要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可能需要对它做出适当的反应。同时，我们不仅关心国内市场对这些现象怎么处理，还关心这些现象给对外开放提出了新的挑战。全球最大的一些网络公司很多都集中在美国，比如FANG这些公司，未来也会不断的变化，它也给对外开放提出了新的挑战。在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上，经济学过去有两个小的分支流派研究这个事。一个就是研究所谓规模效应递增的这种行业，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均衡会向哪个方向偏移，也就是说传统的一般均衡，是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等模型引入规模效应递增，具体来讲就是生产函数里头几个指数加起来大于一这个事怎么处理的问题。第二个是采用有配额的一般均衡模型来处理这个事。这不仅对未来的市场出现新的扭曲的情况会有一定用处，同时也对于在有经济制裁、有气侯变化（气侯变化带来对碳配额的限制）都有一定的用处。但总体来说，都使得经济数学模型更加非线性化，可能需要用这种技术来研究新形势下的市场。第三个变化就是以美国为首的采用以货币为基础的经济制裁的做法，涉及到对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等等。这些经济制裁显然是制造了非常明显的非线性，同时也给全球市场资源配置和效率的衡量带来了很明显的扭曲。他们之所以可以这样做，是基于他们对储备货币、对全球贸易投资交易货币，也就是对美元的控制，而且未来可能会有新的一些做法，对全球交易货币进行控制。我们说凡是使用美元进行交易，不管是贸易还是投资，清算环节最终要走到美国，因此它肯定可以利用这种优势观察到你，同时可以对你进行制裁。另外，美国也在用不同的手段对于其它的全球交易信息系统进行监控。它借助了强势的地位，也有这个能力，也有其它科技手段进行监控。这些环节，都给全球化、全球资源配置、全球供应链以及整个效率的最优配置带来重大的影响。因此，我们不能天真地运用过去传统的所谓全球市场经济的这种假设来研究所有的问题，需要引入一些新的经济分析。1、要做好对贸易战的应对。这个正好昨天下午闭门会，我们也听了一些很好的报告和大家的发言。2、要研究如何维持更加具有竞争性的市场秩序。一方面看到市场扭曲的增长，我们力图减少这种扭曲，这个就是通过更加注重公平竞争来加以解决。3、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高度关注人民币国际化。因为只有人民币国际化以后，我们才能够有效地抵御以美元储备货币为基础的，在全球制造的这种显著的扭曲，来维持我们主张的全球化、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多边主义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些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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