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金融的快速发展，给信托公司业务创新提供了尝试机会。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7 年末已有18家信托公司开展了消费金融信托业务，产品规模达到1000亿元左右，但相较于整个消费金融约9万亿元的市场规模，消费金融信托的市场占比并不高。

对于这一比例，普益标准信托研究员吴红丽认为，相比传统信托产品多是单体大额非标项目，消费金融最大的特点是受众分散且为小额信贷。“因此要做大规模，信托公司在风控观念上，需要从传统融资模式逐渐转向新型消费信贷理念”。

也就是说，未来信托公司要抢占消费金融这块市场，风控是其关键一环。“信托公司要从风控部门人力资源配置、产品尽职调查以及风控理念转变等内容做调整”。北京一位信托公司人士表示。

消费金融公司获得牌照的案例逐渐增多，但对于信托公司来说，组建主动管理团队参与消费金融业务的个案并不多。

截至2018年9月20日，获批持牌的消费金融公司有25家，除银保监会列明的22家外，还有3家尚未完成工商注册。在这25家持牌消费金融公司中，“银行系”占比多达九成，信托公司则鲜少参与消费金融公司的发起设立。

9月27日，西部地区一位信托公司人士坦言，信托参与消费金融公司发起的案例不多的主要原因，是其自身团队业务能力尚不足以扩展。“虽然相比其他第三方公司，信托公司有牌照优势，但是消费金融公司的业务模式和传统信托业务有很大的区别，以往信托公司更多参与通道业务，在被监管叫停后，其自身创新能力还有待提高。”

普益标准发布的信托报告也指出，信托公司部分传统业务不符合监管要求后，信托公司需要进行业务创新来增加潜在增长力，消费金融信托恰好成为一个方向。

央行数据统计，截至2017年底，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收支表中短期消费贷款余额达到 6.8 万亿元，加上非金融机构消费金融平台贷款，我国消费金融市场规模在8万亿~9万亿之间。

艾瑞咨询对2017~2020年的增长预期结果显示，消费金融市场规模可观，发展前景持续向好。

对于这一趋势，信托公司的触觉敏感。

公开资料显示，2015年中邮消费金融成立之际，渤海信托曾出资1.1亿元成为中邮消费金融持股11%的第三大股东，至此，渤海信托成为最先从机构层面介入消费金融领域的信托公司。

此后，中信信托也参与发起设立中信消费金融公司，2018年8月17日，首家由信托公司主导的中信消费金融公司获中国银保监会批复同意。

根据中国信托业协会的数据，截至2017年末消费金融信托资产规模超过100亿元的信托公司有6家，分别是外贸信托、云南信托、渤海信托、中融信托、中航信托和中泰信托;5家信托公司的消费金融信托资产规模为几十亿元不等;另外7家信托公司的资产规模不到10亿元。

吴红丽分析，目前能以金融借贷关系参与个贷业务的机构为银行、信托公司、消费金融公司及汽车金融公司。与市场上鱼龙混杂的 P2P 及互联网金融公司相比，信托公司牌照优势明显。

记者了解到，监管方面的要求对信托公司来说，牌照优势更加明显。根据政策要求，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参与无资质放贷业务，金融机构不得以任何形式为无放贷业务资质的机构提供资金或者共同出资发放贷款。

上述北京地区信托公司人士告诉记者，信托公司的牌照优势依然是其参与消费金融产品的主要动力。“依托金融牌照优势，信托公司可以服务市场各方机构，且这项业务也是信托回归本源的一个创新。”

“信托公司要想在业务上有更多尝试，首先要做好风控转型，接入央行征信系统，获取更多的数据支撑是首要任务”。上述北京地区信托公司人士告诉记者。

普益标准的报告也佐证了上述人士的观点。

其研究报告指出，接入央行征信系统，建立覆盖消费金融行业的数据库，是信托公司发力消费金融业务的重要举措之一。

报告显示，目前外贸信托、中航信托、渤海信托、云南信托等公司均已接入央行征信系统，在推动公司消费金融业务的同时，对信托公司来说也有助于提高反欺诈能力、完善业务合规化建设。

据了解，从目前来看，信托公司主要通过发行消费金融信托产品以“助贷”模式、“流贷” 模式和 ABS 模式和其他机构在业务层面展开消费金融业务合作。在消费金融产业链中，信托公司作为后来者可以担任资金供给方、消费金融服务方的角色。

吴红丽分析，消费金融面对的是社会各阶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需求。为此，信托公司需要配备专门的消费金融业务系统，要做好前期信用审核、放款、项目存续和资金清收四个阶段的规划。

在前期信用审核阶段，与征信公司对接，并通过积累信用数据逐步建立自身的自动化风控模型。在放款阶段，与第三方支付公司对接，实现指令发送和自动化放款。项目存续阶段，通过系统自动化监控和分析，有效识别客户违约信息。资金清收阶段，实现回款的自动化清算和划扣。

这也意味着，更为全面的个人信用征信体系是降低违约概率的一个指标。

穆迪集团高级副总裁郑志杰认为，全面的个人信用征信体系有助于在借款人群中建立更强的信用文化。“个人不良的信用记录会削弱借款人日后获得融资的能力，并增加未来融资成本，此类后果将降低借款人的违约倾向，促进更审慎的借款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