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最新演讲:中国经济很多基本问题没弄清楚

吴敬琏 |2018-09-25 11:4221136

近日,吴敬琏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提到:我觉得不要发明什么新的东西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十八届三中全会那个决议,那个东西是非常好的。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一条条落实。但是你要检查一下336项,每一项到底怎么样,是不是?至于说后来提的一些口号,那都是那个的延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改革。

作者 | 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来自9月15日作者在“第三届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上的开幕致辞

编者按

近日,吴敬琏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提到:我觉得不要发明什么新的东西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十八届三中全会那个决议,那个东西是非常好的。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一条条落实。但是你要检查一下336项,每一项到底怎么样,是不是?至于说后来提的一些口号,那都是那个的延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改革。


吴敬琏在野三坡论坛上发表了最新演讲,这次谈到的问题之前吴老也反复提及过。吴老近几年来一直在强调研究基础问题的重要性,并指出“中国经济基本问题没弄清楚,也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我常常说这么三句话:开拓思想市场,研究基本问题,探索中国长期发展的路径,核心是研究基本问题。


我觉得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界的同仁们对改革开放做出了很多贡献。但是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们,就现象答问题的多,对基本问题却常常研究不透。现象这个东西是多种规定的集合,而且是千变万化的。一个新的现象出现以后热闹一通,但浅尝辄止,没有把这个基本问题弄明白。过了两天,有某些因素发生了变化,有可能是一种很偶然、很次要、很短期的因素,导致现象表现有所不同,于是又来一次浪潮。这个浪潮又是这样,就事论事、浅尝辄止。当同样的事情以稍有不同的面貌出现时又觉得是一个新问题。因为对本质没有认识,所以新现象出现的时候,原来那些得到的认识不但没有深化,反而忘了,于是又重新来,每次都从零点开始,每次都走不远。”


附吴敬琏演讲全文: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相聚一堂,讨论“提升城市竞争力”问题。我在第一届论坛上说了三句话的寄语,我想把这三句话作为对这次论坛的寄语提出来,就是“开拓思想市场、研究基本问题、探寻中国发展的路径”。对于我们这些关心、支持、推动中国改革和发展的人们来说,这三句话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研究基本问题”。


因为中国经济社会处于转型时期,我们面临的问题非常的多,有很热烈的讨论,也有很多成果。但是往往流于现象层面的讨论,就事论事,对于基本问题、对于问题的本质缺乏透彻的理解,因此没有形成一些大家都能够认可的共识。因为基本问题没有弄清楚,也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就以我们这次论坛的主题“提升城市竞争力”来说,它包含的问题非常多,譬如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城市化的资金来源问题、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已经讨论了十几年了,但是对于基本问题没有深入地讨论,没有形成共识。


譬如说,对城市的规模问题有很多讨论。有的人认为,城市规模应该越来越大越好;有的人认为,中国的大城市病已经很严重了,所以要发展小城镇。各执一词,言人人殊。这里牵涉到一个根本问题:到底城市化的功能是什么?这个问题没有深入地讨论。所以对于城市规模问题,就很难用一套经济学的共同语言来进行辩驳。


有些人认为,城市规模和城市竞争力、城市效率是正相关的。他们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把一些城市规模和效率做一个回归,证明了二者是正相关的。但是,就像我们经济学走过的道路一样,用回归来分析问题,发现两个变量之间是正相关的,并不能证明它们是因果关系。


十多年以来,在城市化的功能问题上,人们的看法不断地变动,至今也没有一个能够说服大家的解释。在21世纪初期,城市热衷于大投资,出现了一些学者所批评的“造城大跃进”。当时的说法,城市化是投资的主要来源。但是后来出现了一些消极现象,一些城市用海量投资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搞大城市铺摊子,等等。


于是,后来的说法变化了,说城市化的功能主要是扩大内需、拉动消费。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但是2013年第一季度城市住房销售增长了60%多,从而把经济增长速度拉上去了。于是就有人做了理论上的说明:农民进城以后需求增加,于是商品房的销售大幅度地提高,城市建设投资支撑了经济增长。


后来,经济学家发现这里面有一个概念上的误区。经济学所说的能够支撑增长的需求,是有购买力的需求,不是那种心理上的需求。农民进了城以后可能想住上和城市人一样的大房子,但是根本的问题在于他们收入有没有增长,有没有钱,否则这种心理需求并不能够变成经济意义上的实际需求。


到了2013年、2014年,流行的观点又变了:城市化是工业化、现代化的自然结果,不能够靠城市化去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因而不能人为推动城市化加速。

在那个时候,我对这个问题也做了一些研究。我发现,我们这里对城市化功能的看法,跟国际上经济学家主流的看法有很大的差距。2007年哈佛大学教授格莱泽写了一本书《城市的胜利》,对城市化功能做了一个很简明的界定:因为人们在城市里的聚集,使得他们能够进行思想交流,于是城市就成为创新的发动机。他从历史上讲起。古希腊时代,学者们在雅典的柏拉图学园里进行交流,发展出很多新思想;文艺复兴时代,画家们在意大利的一些城市里聚集,绘画技术有了很多新发展。他一直讲到硅谷。这书给我很大的启发。


2010年我们在做“十二五”预研究的时候,邀请了几位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包括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M.Romer)。罗默到北京进行考察,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做了一次关于城市化的学术报告。他说,当人们在城市中聚集,人和人之间面对面交流,能够促进新思想(ideas),所以城市化的功能就是产生新思想、新技术、新制度。他说,因为城市化有这样的功能,所以人们聚集的密度越大,效率就越高。


对这一点我不太同意,我跟他讨论的时候,就讲了我们在苏州的调查。苏州好不容易从西部地区引进了一些人才,几个月以后却跑到上海去了。苏州认为,因为上海是大城市,各种文化设施都比苏州强。其实,那时候苏州已经规模很大了,而且上海近在咫尺,可以很近便地享受上海文化。我们调查发现,问题不在规模,技术人员说主要的问题是苏州闭塞,在这里待几年以后技术水平就赶不上了时代了,而在上海技术水平可以不断进步。所以苏州主要问题是来者不拒,专业太多,于是同专业能够交流的人数太少,达不到提高技术水平的临界点。


罗默说,我的这个意见非常好,除了要发展城市之外,还要加上一条:专业化。


我后来到广东去讨论这个问题,就说了一个意见。金融因为涉及到的专业太多,要达到临界点,城市的规模就要很大。所以金融中心越大,城市的规模越大。纽约是世界金融中心,有一千万人口。但是制造业不一样了,它和其他产业之间的关系就不那么密切,所以美国波音商用飞机的生产基地就在西雅图的小镇上。还有商业,原来要在大城市里,网络发达以后也不需要在大城市了。

因此,基本问题搞清楚了,就有分析框架来研究城市规模问题,而不是简单地说城市规模越大越好,或者城市规模越小越好。所以我认为,城市化的基本问题需要讨论,这样一些具体问题才能够讨论清楚。


同样,中国经济也有很多基本问题没有进行深入地讨论,没有建立起清晰的分析框架。有许多名家参加本次论坛,我希望大家能够在一些基本问题的深入研究上取得成果,能够形成一些分析框架,以此来分析我们的具体问题。也衷心希望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能够持续地办下去,不断地为我们国家的改革和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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