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电影产业跨国发展的必要性

1.“一带一路”需要中国电影产业跨国合作

“一带一路”具有宏大气魄和极强包容性, 囊括范围达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旨在通过加强国与国之间的商贸往来, 增进各国人民互相了解, 共同打造一个经济繁荣、政治互信和文化包容的区域合作框架。很显然, 深度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前景是美好的, 其带给沿线沿路各国的必然是合作互利、财富增长和美好生活的愿景。

然而, 另一方面, 沿路沿线的六十多个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程度不尽相同, 民族特性和地域特色差异很大, 各国间的政治制度和宗教文化也区别巨大, 甚至相当一部分国家还深受民族纷争和党派倾轧的困扰。在这样的环境下,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必然不会一帆风顺。如何消解外国民众对“一带一路”倡议行为的误解和隔阂, 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沟通和理解?中国电影产业跨国合作所产生的文化效应, 是有效地化解隔阂, 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

当我国的电影产业跨出国门, 同外方交换影片或合作拍片时, 对方观众通过去影院观赏电影, 就会使我国电影业的跨国合作行为发挥出双重正面作用。一重是由电影的经济属性所产生的, 会给对方国家直接带来巨大的票房收入, 同时还可拉动出版、舞台演出、游戏和玩具等众多周边相关产业的发展;另一重是由电影的艺术属性所产生的, 由于电影是集故事和文化于一体的艺术载体, 通过观赏电影, 就会向对方国家的观众展现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国百姓的生活状态及梦想和追求、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和共同发展的理念。综合中国电影产业在跨国合作中发挥出的双重正面作用, 其效果可概括为:一方面, 经济双赢, 丰富百姓文化生活, 增进一国幸福指数;另一方面, 民心通达, 增进理解, 消解社会阻力。

2. 电影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前置产业

这里所说的前置产业, 是特指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 电影业在走出国门寻求跨国合作的众多产业中所处的先后位置。或者说, 电影业应当是那种率先走出去参与国际合作的产业之一。为什么电影业应放在前置产业的地位?原因在于如上所说的, 电影产业的文化属性使其能在两国百姓之间建立起了解和沟通的桥梁, 具有增加理解、通达民心的作用, 亦为其他产业得以顺利实现跨国合作创造前提条件。从另一角度来观察, 电影的生产过程具有无污染、少消耗特征, 是属于环境友好型产业。并且, 其在需求层次结构中属于高层次需求的文化产品, 随着一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和百姓个人收入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这类文化产品的需求是递增的。由此, 长远地看, 电影业在一国的地位和重要性也在不断提升。既然如此, 各国又有什么理由不支持中国电影业去对方国度寻求资源互通和合作发展呢?

我国的电影业尚处于建设和转型之中, 存在产业结构不健全、参与国际合作的主体不明确、机制不完善等薄弱环节, 借着“一带一路”的实施, 政府需要对电影业进行大力扶持。政府扶持包括很多种类, 如平台扶持、资金扶持和政府直接推介等。所谓平台扶持, 是指政府部门及行业机构通过搭建各类国际平台, 以向目标市场国家推介中国电影, 如通过国际电影节、国际电影市场、在对方国家举办电影展映, 以及通过我国已举办了十几届的“北京放映”等国际平台, 重点向沿路沿线的合作国家推介中国电影;所谓资金扶持, 是指中国政府通过商业银行融资方式支持参与国际合作的中国电影企业;所谓政府直接推介, 是通过政府直接向合作方国家举荐以促进国产影片的海外发行。一般而言, 一些承载着社会主流价值但自身无力进行海外发行的中小成本影片, 不可能完全依赖市场, 而必须通过政府直接推介的方式走向海外。

因此, 作为“一带一路”的前置产业, 中国电影产业需要得到国家的优先扶持与发展, 助力“一带一路”顺利向前推进。

二、中国电影产业跨国发展具有针对性

“中国电影产业跨国发展”是推进中国电影产业进入“一带一路”沿路沿线各国实现国际化经营和市场运作活动, 以使产业自身获得新发展, 同时借助于电影媒介将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态展现给世界, 以增进中国和沿路沿线各国间的了解, 促进相关国家群众和中国人民之间的情感交流, 进而实现各国间互助合作共赢的发展目标, 其发展从属于“一带一路”倡议, 是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 具有特定功能和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要求中国电影的跨国发展成为一个更为丰实而复杂的结构。它不再如同前几年讨论中国电影“走出去”战略时只是局限于一个笼统、单一、无差异的政策组合, 中国电影产业跨国发展要求其对“一带一路”沿路沿线数十个国家采取的战略因国别条件而异的, 推出有针对性和差异性的政策组合。可从下面两个方面作出考察:

1. 基于国情差异角度的观察

中国电影产业在跨国发展的伊始, 首先需要对沿路沿线的六十多个国家进行分类研究, 本文粗线条地将这些国家归为四类, 分别采取不同的进入政策。

第一类国家为东南亚诸国, 如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缅甸等。东盟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经济联系密切。在这些国家中, 华侨和华裔族群人口较多, 一些风俗习惯及观念认知上也和我国相近。中国电影在这些国家中具有一定的观众基础, 例如周星驰的《美人鱼》不仅在中国创下票房纪录, 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家公映时也打破了当地的华语电影票房纪录。因此, 我国电影产业进入东南亚国家的政策取向, 应着重于追求合作所产生的经济效果和市场效应, 能为双方带来较高利润。

第二类国家为中亚以及中东的穆斯林国家。这类国家不少仍处于动荡中及宗教纷争较为激烈的区域, 同中国的民族文化差异显著, 其独特的宗教和习俗应加以尊重且不可冒犯。我国电影进入这些国家的政策取向, 应是文化目标和经济目标并重。一方面, 中国出口到这些国家的影片乃至与对方国家电影机构合拍的影片, 应遵循对方民众的文化认知和价值观原则, 并注意吸收对方的文化元素, 方能取得成功;另一方面, 追求市场份额和利润也是中外合作方共同的目标追求, 失去这一经济基础, 双方电影业就不可能有持久的合作。

第三类为众多非洲国家, 如坦桑尼亚、赞比亚和尼日利亚等。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遗留等原因, 非洲大陆经济相对落后, 影视娱乐业也不发达。我国在给予这些国家无私经济援助的同时, 也可多向他们输出历史题材和当代生活的中国电影。2017年3月, “中国电影周”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隆重举行, 五部来自中国的电影《大唐玄奘》《湄公河行动》《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滚蛋吧!肿瘤君》和《北京遇上西雅图》, 受到当地观众的热烈欢迎, 足以说明非洲对中国历史文化和当代发展极为关注。我们应该乘着这股“中国热”, 把中国的电影也推向非洲大陆, 增进中国与非洲人民的友好情谊。

第四类为欧洲和美洲国家, 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及南美诸国等。这些国家与我国的经济联系密切, 然而在电影方面的合作却相对滞后。我国电影产业进入这类国家的政策趋向, 应以达成文化目标为首要追求。中国电影在内容上注重对民族价值理念的阐释, 影片中包含着以和为贵的民族文化力量, 以及当代中国百姓在追求梦想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和挫折, 从中所表现出的勤奋、合作、向上的品质和勇气, 定会消除西方观众对于中国的种种误解和增进彼此理解。例如, 美国的《功夫熊猫》系列动画电影在我国拥有巨大的人气, 《功夫熊猫3》则开创了中美合拍片的里程碑, 双方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 有英文和中文两个版本, 取得良好的效益。

2. 基于合作方式角度的考察

所谓电影产业国际合作, 其实质是指双方国家的电影制作资源要素通过流动和重新配置, 使得电影产业的制作能力和水平都有明显提升, 最终给合作双方都带来更高的收益和好处。中国在实施“一带一路”的过程中, 无论沿路沿线各国自身的电影业发展状况如何, 都会把推进电影业的发展和本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加以一并考虑。中国电影应抓住这一契机, 发挥自身产业资源的相对优势, 积极主动地参与各国的合作。

中国电影业参与国际合作的基本方式和层次, 可因双方的资源条件和其他因素而存在多种选择。

第一种, 交流领域的合作。相互参加对方国家举办的电影节等平台, 扩大彼此间的电影文化影响力。比如, 2014年印度果阿国际电影节, 中国就作为主宾国参展, 达成了许多合作共识。

第二种, 流通领域的合作。通过影片版权销售进入对方国家的主流院线放映, 也可以是双方相互交换影片在各自国内院线放映, 通过电影艺术和故事内容使双方民众得以增进相互了解。

第三种, 生产领域的合作。可以由双方人员合作进行创意开发和电影剧本撰写, 也可以邀请一国演员在对方国家的影片中担任角色, 或者是一国导演应邀到对方导演等众多合作方式。比如, 2017年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合拍影片《音乐家》, 讲述中国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当年在阿拉木图的故事, 双方都互派演员和工作人员参与。

第四种, 资金领域的合作。中国相关机构到对方国家兴办独资文化企业, 或者与对方国家的文化机构联合投资兴办新的电影企业;也可以是中国相关机构以购买对方公司股权的方式成为股东, 参与到对方公司的经营活动和决策中去。

在电影业的对外合作发展中, 合作程度可以由浅入深地逐步推进, 合作方式可以是单一方式和单层次的, 也可以是采取多方式和多层次的合作。总之, 一切合作事宜皆由双方相关机构的资源条件以及需要来确定, 实现互利共赢。

三、中国电影产业跨国发展的路径研究

1. 加大外宣力度

我国电影人对于有合作意向的目标国家的国情, 包括民族特点、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习俗观念, 该国民众对中国及中国电影的印象和评价, 以及该国的电影文化政策取向等等, 应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

中国目前作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 电影产业处于高速发展之中。相比国内电影市场的红红火火, 中国电影在国际传播上却差强人意。“一带一路”上的很多国家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电影都知之甚少, 这与长期以来中国电影自身的国际宣传力度不够有直接关联。为此, 我们有必要调整中国电影的对外推广方式, 因地制宜, 有的放矢。比如, 创办于2013年的中英电影节 (原伦敦国际华语电影节) 便是国家层面向世界推荐中国电影的一个平台, 也是目前海外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电影节之一。

2. 实施精品战略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 我国的电影业需要制作更多的精品用于满足出口和国际交换的需要。只有按照高规格打造出来的民族电影产品才能够得到外国观众的欢迎, 也才能够有出口竞争力。因此, 精品战略是我国电影产业应当长期坚持的战略选择。

打造出为外国观众所接受的电影精品并不容易。这不仅要求在技术运用、拍摄技巧、镜头运用、叙事方式等电影表现形式方面有高超水准, 更为重要的是, 在电影内容上要让外国观众看得懂、能理解、感兴趣。然而, 在这一方面我国的电影业存在的最大问题是, 外国观众看后难以理解影片内容。对此, 我们的处理原则应是如郎劲松教授所概括的:“民族文化的国际化处理, 历史文化的当代化演绎。” (1) 国产电影如果在叙述中国故事时能将中西方文化共性因素和人类共通的情感编织于其中, 在镜头画面上照顾到国外观众的观影习惯和审美习惯, 这样的影片走向国外自然会打动观众。比如, 在国内创造票房奇迹的《战狼2》也同步在美国公映, 三周后票房累计仅为192万美元, 但这已是2017年北美票房成绩最好的华语片。 (2) 虽然影片借鉴了好莱坞的孤胆英豪叙事模式, 也不乏人文关怀, 可是美国观众依旧不买账, 值得我们深思。

3. 打造专业海外输出渠道

在中国电影海外放映的过程中, 译制能力一直是短板。“美国迪斯尼公司创作总监张云明曾举例说:‘不少影片在海外发行, 往往找外国人翻译。他们外语虽好, 但不懂中国国情, 在翻译特定历史背景下的词句时经常闹笑话’。比如, 把‘知青’简单翻译为‘受教育的年轻人’, 外国观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3) 一些电影产业发达国家非常重视电影译制工作, 并形成了一套机制和经验。“美国早在上世纪就成立能够完成世界所有语种配音及字幕制作的全球最大影视翻译机构SDI;日本各大电影高校均配有翻译学院, 专门负责影像作品引入和输出的翻译工作;欧洲多国都有本国的电影翻译家协会, 在保护译制人才收益的同时, 促进译制水平提高。” (4) 由此可见, 应重视我国电影译制工作, 完善专业译制队伍建设和译制机制, 提升国产影片在国际合作中的传播效果。

此外, 我国目前尚缺乏固定、权威的影片对外发行机构, 无法与国外影片发行方无缝对接, 国内电影公司制作的影片若想在海外放映, 只能靠企业自行联系, 大大降低了电影输出的数量与速度。这种发行不畅的局面也严重制约了我国电影国际发行的步伐。建立起相对固定、权威的影片发行机构是当务之急。因此, 我们有必要瞄准国际市场, 建立起全球性的市场营销网络, 从事中外电影产品的国际流通业务, 以扩大和促进中国优秀电影产品的出口, 亦可重点促进与“一带一路”国家的电影交流。

再次, 我国的电影机构可利用商业银行融资, 对沿路沿线的一些国家的电影公司进行直接投资和合作拍片, 也可与对方国家的一些著名的导演或制片人成立合资公司等等。2010年签署的《中法电影合拍协议》使得中法电影人有了更多了解和合作的机会, 《夜莺》和《狼图腾》等合拍片可以直接进入双方的电影市场, 获得双方国家的资助或电影配额, 这也可成为两国电影业跨国合作的典范。

结语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之后在一些国家遇到了不理解, 这时, 电影所具有的沟通文化和交流情感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 把电影产业作为我国众产业走出国门、寻求发展的前置产业也顺理成章。相关政府部门在推行国际化战略时, 应把电影的文化传导功能摆到一个突出位置, 加以研究和运用。

（本文来源：《当代电影》 2018年第01期）

作者简介：

王纲，安徽财经大学艺术学院，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陈艳君，安徽财经大学艺术学院，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