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贸区进阶升级版如何发力

2017-08-31 15:501862

上海自贸试验区运作三年后,新的机遇与挑战已摆到了面前:要成为开放和创新融为一体的综合改革试验区、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风险压力测试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先行区、

来源:自贸区资讯


上海自贸试验区运作三年后,新的机遇与挑战已摆到了面前:要成为开放和创新融为一体的综合改革试验区、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风险压力测试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先行区、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和推动市场主体走出的桥头堡,“三区一堡”建设是国家对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新的更高定位。


三年多来,上海自贸试验区坚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在四大领域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确立了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符合贸易便利化规则的贸易监管制度、适应更加开放环境和有效防范风险的金融创新制度、以政府职能转变为重点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改革举措纷纷落地,成效有目共睹,不少创新成果在全国得到复制推广,实现了初衷。


站在新的更高起点上,上海自贸试验区能否在改革系统集成、标准全方位对外开放、政府职能进一步转变、内外联动效应持续扩大等方面取得重点突破,是完成“3.0”版升级动作的关键。7月底,市政协常委会议围绕“对照最高标准,深入推进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开展专题协商议政,常委们聚焦上海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发表真知灼见。

推动开放型经济

向更高层次跃升


谈及对照最高标准,委员提出,何为最高标准?代表民进界别发言的许政涛常委认为,从全球发展趋势来看,最高标准呈现以下特征:服务贸易与投资成为其重要内容;开放、协调、规范与进一步便利化;政府效率的提升更多体现为依靠信用监督与自治自律;规则化和透明度成为所有领域政策的共通要求。


黄鸣委员则认为,最高标准应该来源于全球高端要素的集聚,“上海自贸试验区要发展成为更高层面的平台,就要把要素集聚到上海,龙头效应才能显现。”而在吴玉华委员看来,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自贸区的改革实践还在探索过程中,与国际高标准规则之间尚存在差距,应该考虑如何从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中有针对性地借鉴、吸收和转化。


对此,许政涛常委给予呼应:“可以从国际化自由贸易协定文本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先进实践中,选择适合上海现有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基础、改革层级的,选择能够代表未来主要竞争依据的,集合成为具有可行性、可操作性的‘最高标准’,引领自贸区下一步改革。”


常委们关注到,在被称为上海自贸试验区3.0版本的改革方案中,此前“投资贸易便利化”的提法变成了“投资贸易自由化”。这两字之差,体现了对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探索还需向更高层次跃升。常委们认为,上海自贸试验区以“贸易”为本,应在市场准入便利化、服务贸易创新、优化税制等方面有更多新作为。


代表市政协经济委员会作发言的张新生常委坦言,虽然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市场准入和商事登记制度越来越开放透明,但在前期调研中,仍会听到“拿照容易拿证难”、“有照无证开业难”的呼声。张新生常委建议,完善许可管理办法,尽可能减少甚至取消许可审批,全面实施告知承诺,对需要许可审批的事项,可实行公平透明的审查制度,给国内外客商以切实的获得感。同时,他还呼吁将服务贸易纳入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对提高通关效率、降低企业成本起到很大促进作用。张新生常委建议,重视跨境服务贸易管理制度的创新,拓展新型贸易模式和贸易功能,加快推进金融保险、文化旅游、教育卫生等高端服务领域的贸易便利化,在合适领域逐步取消或放宽对跨境交付、自然人移动等服务贸易的限制措施,及时将服务贸易出口退(免)税申报纳入“单一窗口”管理。李德桢常委则建议,借鉴香港自由港在服务贸易创新方面的经验,引进香港及国际知名专业服务团队,构建包括法律、仲裁、会计、财务、管理顾问、产品检测认证等专业服务在内的综合服务体系。


“上海自贸试验区以贸易为本,贸易产业税收制度对于贸易产业的集聚和推动作用最为直接”,蒋颖常委认为,要把握现行税制与离岸贸易产业发展的契合程度和改进需求,进一步优化税制。她建议,在服务贸易领域,适当扩大享受15%优惠税率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范围,除了现有的服务外包以外,将更多具有新兴技术优势和发展前景、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服务企业纳入优惠范围,并建立动态化的认定范围及时调整机制,避免因认定滞后导致企业错失优惠的局面;在传统货物贸易领域,有必要考虑在电商等新环境下可能出现的直接税问题,比如跨境电商的常设机构如何认定等。


优化营商环境

提升国际竞争力


有常委指出,未来的竞争是营商环境的全面竞争,而良好营商环境的关键在于政府效率的提升。常委们认为,打造符合市场经济规则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的政府管理体系,就要厘清放、管、服的边界,能由市场自我调节解决的事项要坚决放,能事中事后监管的事不设预审流程,及时发布并集中供给各类政府信息,精简机构、减缩职数、综合执法,并鼓励第三方机构参与市场监管。


代表工商联界别发言的金亮常委站在企业角度,希望政府服务能够进一步增强企业对制度创新的感受度、便利性和获得感。他建议,进一步提升相关政策的透明度、精准度和推广度,持续完善政策试点范围的评估标准和操作流程,做到公开、公正、透明,在政策具体操作中,注重分类施策;建立产业全链条和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系统政策优化机制,探索将部分“点”上创新政策逐步向“面”上拓展和推广,并加强面向企业的政策宣传、辅导机制。


浦东新区作为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承载地和全球科创中心核心功能区,能否在政府管理体制创新上有更瞩目突破?“浦东新区和自贸试验区管委会要实现真正融合”,唐豪常委说出了他的思考。在他看来,目前浦东新区和自贸试验区管委会的互动大多集中于某个功能性措施层面,综合性管理还是各自为政。他建议,要在真正融合上下功夫,应放权新区政府自主设计新的管理体制,进一步提升其主体责任地位,使新区变“辅”为“主”。


公平公正、健康有序的良好营商环境,离不开法治护航。《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 颁布实施三年多来,上海自贸试验区区域范围不断扩容,新任务新要求接踵而至,自身实践也在不断发展,呼唤更加完善的法制环境。李芬华常委认为,对自贸试验区条例的修订完善应该尽快摆上议事日程,与此同时,上海还应为国家层面自贸区立法做贡献。


目前全国已设立11个自由贸易区,如果没有统一的自贸区法律,可能造成各自为政的局面。李芬华建议,上海自贸区起步早、实践时间长,遇到问题和探索实践也是多方面的,上海可以加强立法调研,形成比较系统的立法建议,推动国家层面尽快立法,为我国自贸区制度创新的法制化作出积极贡献。


上海自贸试验区3.0版本明确提出了“自由贸易港”建设,代表民建界别发言的孙敏卿常委建议,制定 《上海自由贸易港区管理条例》,进一步调整相关法律法规,使自贸港区的改革试点立法先行,有法可依。“由于地方制度创新仅局限于地方层面,同一事项如与国家立法相冲突,依照‘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原则,应主动让位于国家立法”,孙敏卿常委举例说道,上海自贸试验区允许中资公司拥有或控股拥有的非五星旗船,先行先试外贸进出口集装箱在国内沿海港口和上海港之间的沿海捎带业务,但根据《海商法》 规定,非经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批准,外国籍船舶不得经营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之间的海上运输和拖航。


孙敏卿认为,自由贸易港区具有境内关外特殊监管区的属性,货物在自由贸易港区与国内其他口岸间的运输有别于普通内贸运输,而且试点开放沿海捎带业务,将有效减少货物在港时间,提升物流效率,进一步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她建议,在 《上海自由贸易港区管理条例》 中,对开放自由贸易港区的沿海捎带业务予以明确,允许适航适货国际班轮承揽国内港口与自由贸易港区间转运的外贸进出口集装箱。


海内外双向开放

扩大联动效应


上海自贸试验区被视为是互联互通、内外联动的良好载体。对内,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建设以及浦东新区联动发展;对外,被赋予了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和推动市场主体走出桥头堡的重任。在政协委员看来,由上海自贸试验区引发的“蝴蝶效应”还将持续扩大。


“自由贸易账户唯独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实行,这是我们得天独厚的优势”,谈到与国际金融中心联动发展,张宁常委认为,应该抓住这个重要窗口机遇期,进一步完善自由贸易账户功能,在试点成熟的基础上,争取尽早将实施范围扩大到120平方公里、整个浦东新区,甚至全市。


她还建议,在自贸试验区内率先打破部门壁垒,建立政府部门间的信用信息共享体系,包括企业的商业经营和信用数据、各类金融机构信用信息数据以及个人消费信用数据等,开放数据共享,为自贸试验区和国际金融中心融合发展提供数据支撑。


张宁常委话音刚落,黄勇平常委接过了话茬。“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过程中,已经积累了不少可供复制推广的好经验,理应与科创中心建设相映成辉”,黄勇平说道,上海自贸试验区为科技创新资源集聚提供了制度保障,上海应致力打造创新高地。放眼整个上海,拥有近70所高校、上百个各种级别的研究机构、近30家具有研究能力的三甲医院和一大批具有研发能力的企业,这些机构的人才、设备和空间资源应得到充分利用。他建议,利用政策杠杆,引导上下游机构的协作,打通产学研之间的关卡,并通过前资助、后补贴等方式的资金杠杆,让这些机构根据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需求发挥各自所长。


上海自贸试验区扩区后,如何继续发挥包括外高桥保税区在内的原“核心区域”作用? 姚珩常委坦言,就现状来看,外高桥保税区已经没有了原来作为贸易便利化试验区的唯一性优势,竞争力正在降低。他建议,深入调研分析保税区产业发展和升级的新增量数据,提出符合外高桥保税区新一轮发展的完整扶持政策和配套服务体系。


前不久,上海自贸试验区公布了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五项具体举措,包括设立“一带一路”技术贸易措施企业服务中心、深化境外投资服务平台建设、加快建设“一带一路”国别(地区) 进口商品中心、增强“一带一路”金融服务功能、加强“一带一路”人才交流合作等。对这些具体工作的推进,常委们也提出了意见建议。


“上海自贸试验区要跳出地域性、封闭性,淡化特区意识,强化制度创新角色,实现海外国内双向开放”,周军常委建议,适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贸易代表服务机构,推广自贸区政策,同时也为上海企业“走出去”提供帮助。


刘艳常委指出,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基建的投资需求较大,而国内投资者由于对投资目的地安全性的担忧,希望能通过更丰富的金融衍生产品进行投资。她建议,自贸试验区通过发行融资债券,推动建立大宗债券发行、股权投资、交易和流通的核心市场,为民间资本提供更多形式的投资渠道,帮助民间资本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建设发展中,并探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企业和个人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开设自由贸易账户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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