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算起，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自由市场的理念影响了世界二百年。究其非经济的原因，市场的理念不囿于文化、地域、行政辖区的限制，成为串联各种被分割的心理意识的和合力量，进而形成被共同接受和认同的意识形态，然后规范着多种多样的经济行为。打个比方，自由市场理念这个意识形态扮演了“共分母”的角色，促进了各类经济行为的“分子”跨国、跨文化的交流活动。“自由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破灭了。新的替代还没有呈现。在此期间，“全球问题”暂时行使着左右全球资源生产与分配的合法舆论权力，统领人们的关注，影响政府的政策，引导全球消费者对美丑、善恶、对错、酷囧的审美、价值、科学、感性判断。例如，环保、气候、人道、平权、社区等一系列“全球问题”直接影响着能源政策、企业社会责任认证、供应链设计、外包商选择、劳工权利、材料革新、厂房布置、公民消费者营销、ISO标准。今天，中国企业所抱怨的“国际标准游戏”的背后是“全球问题”这只无形的手。

不幸的是，在现今的一系列“全球问题”中，中国的企业基本上处于被定义的、被告的、辩解的、反面的角色。如果我们不能改变这样的全球意识，我们不断上升的影响力不仅不会带来有益于国民的效果，而且有可能被涂抹成“黑色影响力”。与中国企业强大的产品生产能力相比，我们的全球意识形态能力仍处于落后阶段。它正成为中国企业全球发展系统能力的最短板。

俗语道，三代出贵族。从被定义到定义“全球问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它可以从谋划未来的能力开始。位于全球商业生态圈的边缘企业习惯了以三个月为单位的算计；主导商业生态圈的企业必须学会以三十年为单位的谋划。这就像对于工蚂蚁而言，一切都是命定的、渐进的、线性的；对于雄狮而言，林中的秩序没有它不可以影响的、突变的、跳跃的。对于有大责任的中国企业而言，未来是可以谋划的，是必须要谋划的。

以最近美国智库所发布的《严重后果的时代》(Age of Consequences)为例，谋划未来的过程至少包括了四项认知的能力：(1)寻找和辨别影响未来环境的关键因素。例如工业二氧化碳排放、气温的变化、海水上涨；(2)演绎各个关键因素动态变化而引起的力量形式、内容、性质、方向的改变。例如，突变的自然力量，剧烈的争取生存的社会力量，对抗的政治力量，国家军事力量和恐怖主义的破坏力量；(3)推导各种力量交汇而可能产生的未来发展趋势。例如，国家之间合作的趋势，各地区各自为阵的趋势，商业公司超国家地位的趋势，自然灾难与恐怖活动交错的趋势；(4)构画言之成理的未来情境。例如，大灾难的情境，严重对抗的情境，国家合作技术控制的情境。言之成理的情境没有日积月累的实证依据，但它逻辑而生动的描述极其具有说服力。当人们集中关注它所陈述的“全球问题”时，“问题”开始引导对解决方案的搜寻，谋划中的“未来”便悄悄地开启了自我实现之旅。在二次大战后、此次金融危机之前，世界秩序的演变都没有太多偏离美国人所谋划的未来情境。他们没有超常的预测未来能力。只是因为人们认同他们所宣传的未来情境，被他们定义的“全球问题”说服；结果，汇聚的心理期望参与实现了“预测的未来”。不言而喻，美国的企业直接受益于他们所定义的“全球问题”。这也是美国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一书隐含的中心思想。

风物放眼从长计。定义“全球问题”不仅需要三十年的眼界，还需要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精英系统的协作。作为全球竞争时代的主要角色，中国企业不能不率先谋划全球问题。

(作者任教于University of Lethbri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