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人谢某与广发银行北京某支行陈某商定资金来源后，又一个客观现实状况成为实际操作资金运转的障碍，那就是广发银行与天津银行之间并没有同业合作关系，但这一客观障碍并没有难倒这些专门从事资金业务的“资金掮客”。得知广发银行与江苏银行存在同业合作关系后，被告人谢某又分别联系了合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众公司)的副总经理于某及江苏银行南京某支行的郑某。

此后，被告人谢某与广发银行北京某支行的陈某、合众公司的副总经理于某及江苏银行南京某支行的郑某共同商定了3亿元资金的流转方式：即广发银行北京分行的3亿元资金通过合众公司以年利率3%存入江苏银行南京某支行，再由江苏银行将上述3亿元资金通过合众公司以年利率3.3%存入天津银行济南分行。为顺利实现上述资金流转，广发银行、江苏银行分别与合众公司签订了2014专户92号《委托资产管理合同》及2014专户82号《委托资产管理及托管合同》。

资金流转的具体方案和通道均已确定完毕，但稍懂资金市场的人都知道，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为什么放弃年利率5.5%的同业存款而选择年利率只有3%的一般性存款呢?江苏银行为什么也选择了年利率只有3.3%的一般性存款呢?

就在商定好上述资金流转方案以后，被告人谢某又与广发银行北京某支行的陈某联系上了民生证券公司的商某，并签订了一份由广发银行为托管人、民生证券公司为管理人、桦超公司为委托人的《民生证券理财22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广发银行以收取托管费的名义实现了弥补收益的目的。

江苏银行在其中扮演的只是个通道的角色，如果没有广发银行的3亿元资金，也不会去继续操作下面的事情，也不可能放弃年利率5.5%的同业存款去选择年利率只有3.3%的一般性存款，于是在被告人谢某的联系下，江苏银行又与桦超公司签订了一份《投行高端财务顾问协议》，江苏银行以收取顾问费的名义实现了弥补收益及获取通道费的额外收益。

就这样，虽然兵马未动，粮草却已先行。

按照事先商谈和计划，合众公司顺利成为3亿元资金的管理人，于是合众公司副总经理于某便安排财务人员王某某到天津银行济南分行与被告人张某某联系对接开立银行账户。当王某某自被告人张某某处得知只能开立活期存款账户时，作为专业财务人员的王某某提出了质疑，并请示其公司副总经理于某。在征得于某同意的情况下，王某某仅仅开立了一个活期账户。

在实施犯罪前，张某某、崔某某还做了另外一件关键的“工作”：伪造合众公司和天津银行的印鉴并购买了虚假的《单位定期存款证实书》。

截至此时，“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犯罪分子只需坐等资金来。

一个不得不说明的重要环节，活期账户及《单位定期存款证实书》

开立活期账户是犯罪分子实现资金划转的重要环节之一，如果开立的账户为定期存款账户，资金一旦进入账户就不可能再被转出了。只有在开立活期账户的前提下，资金到账后，犯罪分子即谎称将活期转存为定期，并向开户人提供伪造的《单位定期存款证实书》，以骗取开户人认为其存款已经转存为定期存款。但实际上存款并未转为定期，仍在活期账户内，犯罪分子再利用伪造支票的方式将活期账户内的资金转移至实际用款企业使用。

据了解，桦超公司已有多笔银行贷款，且很难再从银行借出钱。所以，对谢某、张某某等人提出的融资计划，该企业十分感兴趣。于是，在这笔3亿元资金到位前，被告人谢某等人要求其支付按18%左右计算的年使用成本即5000余万元，他们同意了;对于同合众公司签订借款协议，他们同意了;对于同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民生证券公司签订为期40年的资管计划并一次性支付1100余万元的管理费，他们同意了;对于同江苏银行签订高端顾问协议并支付170余万元的顾问费，他们同意了;对于谢某提出的虚构办公楼装修设计合同并支付1360余万元的设计费用，他们也同意了……

伴随着案件事实的水落石出，多条利益链条也浮出水面。

作为资金使用方的桦超公司，除支出高额用款成本外，将其取得的3亿元资金与当地的山东峰宇面粉公司共同使用。

作为资金提供者的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利用民生证券理财计划的方式收取了桦超公司支付的“托管费”1100余万元，用于弥补收益利差。

作为通道方的江苏银行南京某支行，利用投行高端顾问协议的方式收取了桦超公司支付的"顾问费"170余万元，用于弥补通道费用。

作为犯罪策划、实施者的谢某，利用虚假的装修设计合同获取犯罪所得1360余万元，并支付给前文提到的大唐财富北京分公司的魏某近300万元，支付合众公司副总经理于某好处费30万元，扣除其他开销之后自己获取850余万元。

作为犯罪策划、实施者的张某某，自实际用款企业获取非法所得好处费1800万元;崔某某自张某某及实际用款企业获取非法所得好处费135万元;而作为一人分饰两角的韩某某，却仅仅得到了崔某某作为奖赏的几件衣物。

3亿元资金犯罪成功后，犯罪分子们分别获取了可谓巨额的非法所得，他们在兴奋的同时，却并没有满足。于是，当他们得知桦超公司还有资金需求时，决定再次铤而走险、故伎重演。

更疯狂的是，桦超公司这次提出的资金需求高达20亿元，而且为了获得这笔数额巨大的资金，桦超公司提前用上一次3亿元剩余的6000多万元作为“利息和托管费”，不远千里地又一次存入了广发银行北京分行的指定账户。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一次资金业务的具体联络人仍然是广发银行北京某支行的陈某，但资金的提供者变成了邮储银行。当然，实施犯罪的人仍然谢某和张某某，划转资金的具体操作手法也与上一次如出一辙。

经过上述人员的缜密设计和谋划，2014年11月27日下午，邮储银行作为托管人，光大永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光大永明公司”)作为管理人，将20亿元存款存入光大永明公司在天津银行济南分行的活期账户内。

与3亿元案件不同的是，当被告人张某某同样是在VIP室内将事先打印伪造好的《单位定期存款证实书》交付给领取人员时，领取人员起疑拒收。当被告人张某某提出将20亿元款项原路退回邮储银行时，引起了天津银行济南分行相关部门的警觉，并在第一时间果断采取止付措施，同时报案。

济南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立案后，经过了艰辛地调查取证，根据犯罪分子的供述及大量的书证、人证，终于还原了此报道中所述的3亿元及20亿元票据诈骗的真实案情，并依法提请济南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法院提起公诉，直至昨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

伴随着23亿元票据诈骗案件刑事判决书的宣判，这起曾经震惊一时的惊天大案仿佛尘埃落定，在赞许公检法各机关查明犯罪真相、依法惩治犯罪的同时，许多问题萦绕在我们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似乎还有更多的、更深层次的问题值得大家探讨和研究。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存在所谓的“非阳光业务”?

由于整体经济形势的影响，不少企业尤其是生产经营性的实体企业的生产发展面临巨大的市场压力和资金压力，而银行作为金融机构也饱受不良贷款的巨大压力，也不得已地更加关注贷款发放的资金安全问题。肇端于此，生产经营企业不断增长的资金需求与银行审慎放贷的矛盾日益凸显，从而为所谓的“非阳光业务”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和环境。一方面，正如被告人谢某、张某某等人的设计，欺骗资金提供者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提供资金，利用"非阳光业务"模式，通过设计各种复杂的金融产品结构、设置独立民事关系的防火墙，以各种假借通道的方式将资金划转给同业金融机构，并以最终收到资金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资金出口"，避免了直接与用款企业的贷款合同关系，更为今后可能发生的资金风险找到了"垫背者";另一方面，这家山东德州临邑的用款企业桦超公司，由于各种客观因素限制，无法顺利地自银行金融机构实现贷款融资目的，但为了生产发展的实际需要甚至其他不正当的目的，愿意支付高额成本获取资金以实现融资目的，为犯罪分子也提供了弹药支持。

第二个问题：犯罪行为因何得以实现?

原因之一：银行金融机构作为以营利为目的之一的经营性机构，自然地具有追求收益、追逐利润的属性。银行也需要生存，没有业务，没有收益，银行也在面临发展的困境。诸如本案，如果没有额外的高收益诱惑，相信作为资金提供者的广发银行也不会审批和操作类似的资金业务，江苏银行与合众公司也不会主动献身去充当这个通道，也就不会为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提供可乘之机。

原因之二：作为银行业金融机构，自身内部对银行业“不当交易”行为尤其是银行同业投资业务方面“不当交易”行为审查不严，对监管套利行为管束不当，对银行业同业投资业务的风险审查和资金投向合规性管控缺失，穿透性管理实施不到位，引发金融市场乱象。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在预先签订证券理财合同并据此收取托管费用用以弥补收益的前提下，其恐难对是否知情及放任3亿元资金以不合规方式转借给企业使用的问题作出合理解释。

原因之三：作为资金流转通道和管理人的相关资产管理机构参与产品设计、多层嵌套，为资金流转、实现收益的事实“穿衣戴帽”，借以规避监管部门的监管，更为甚者为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提供便利和帮助。

原因之四：资金掮客为获取巨额犯罪所得，宁可铤而走险，以身试法。

第三个问题：一起犯罪引发多个案件，结果何去何从?

经了解和梳理发现，3亿元资金刑事犯罪案件实际涉及广发银行、江苏银行、邮储银行、天津银行及合众资产公司等五家金融机构及多个资管计划、理财计划。除刑事犯罪案件外，又引发了两起民事诉讼案件及一起仲裁案件。其中两起民事诉讼案件分别为广发银行起诉合众公司的案件、合众公司起诉天津银行的案件，一起仲裁案件是江苏银行起诉合众公司的案件。

从表面看来，由于犯罪分子及其他参与者的规划设计，利用不同的资产管理合同将3亿元资金流转的过程刻意割裂为多个看似独立的合同关系。但若按照3亿元资金流转的倒向推演及分析即可发现，无论是江苏银行转入天津银行的3亿元资金，还是最终流向桦超公司的3亿元资金，其实就是始自于广发银行北京分行的3亿元资金。

据法律方面的专家人士分析，当前法院审理案件中涉及的民刑交叉问题是一个疑难复杂问题。首先，目前涉及民刑交叉问题的法律规定较少，无论是程序法，还是实体法，均缺乏统一的法律规定。其次，由于法律规定较少，审判实践中，裁判者由于对该问题的认识不同，往往会作出不同的甚至是大相径庭的裁判结果。同时该法律方面的专家人士认为，就本案犯罪行为引发的多起民事诉讼及仲裁案件，应当充分依据刑事案件查明和认定的基本事实，全面客观地还原案件全貌。如果简单、机械地对民事诉讼及仲裁案件个案裁判，将导致出现多个3亿元的不同裁判案件，这也将有违刑事判决确定的基本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