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全面“体检”！银监会大规模排查同业、票据、理财等业务针对银行业各类金融风险，监管层正加强监管力度，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
据《每日经济新闻》，银监会办公厅于7月下发《关于全面开展银行业“两个加强、两个遏制”回头看工作的通知》，要求：全面开展金融机构自查与监管检查。其中，银行业金融机构应于10月31日前完成全面自查工作，11月15日前完成问责和整改工作；监管检查则于今年11月底前完成。本级自查要覆盖2016年6月末有余额的各类重点业务；“上查下”中业务量原则上不低于本级自查金额的30%。银监会要求重点排查存款、信贷、票据、同业、理财和代销等各类重点业务中是否存在新发生的违法违规行为。除银行以外，所涉金融机构还包括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货币经纪公司等。《通知》毫不避讳地指出，“本次‘回头看’的工作，是针对当前金融领域存在规则漏洞、管理涣散、违法违规现象屡禁不止、大案要案多发等问题开展的一次全面体检。”银监会要求重点检查是否存在存款失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挪用客户资金、存款虚存、存款不入账和异地大额存款等；在理财业务方面，重点检查是否存在银行业机构员工私售“飞单”，签订“阴阳合同”或抽屉协议等为非保本理财提供保本承诺等；代销业务方面，重点检查是否为代销产品提供直接或间接，显性或者隐性担保，包括承诺本金或者收益保障等。银监会提出要“重点检查开票、承兑、贴现等环节中贸易背景真实性审查、授信调查和统一授信管理是否到位；票据转贴现和买入返售、卖出回购业务环节中，是否存在为他行‘做通道’‘消规模’等行为；是否与‘票据中介’‘资金掮客’等开展票据交易”等。要检查“是否严格执行债权人委员会决议”“是否存在对产业过剩行业‘一刀切’式的信贷退出，存在抽贷，停贷等行为……”每经新闻4日曾报道，银监会要求做好银行业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有关工作，要求债权银行不得随意停贷、抽贷，要通过收回再贷，展期续贷等方式“最大限度地帮助企业实现解困”。今年以来，银行票据风险事件频频发生，农行、中信银行、天津银行、宁波银行、广发银行等均已涉及其中。农业银行在1月下旬曝出39亿票据诈骗案；中信银行兰州分行发生票据无法兑付风险事件，涉及风险资金金额约10亿元；4月初，天津银行上海分行票据买入返售业务发生一起风险事件，涉及风险金额为7.86亿元人民币；7月7日，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原员工违规办理票据业务，共涉及金额合计32亿元。银监会主席尚福林曾在7月中旬表示，要协调好防范风险与促进发展之间的关系……要重点严查十大行为，包括违规办理票据业务、签订抽屉协议、贷款“三查”执行不力等行为；违规私售飞单和代理销售，误导或诱导购买投资产品；充当资金掮客，参与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等。监管层近几个月展开了一波又一波业务风险排查行动。央行、银监会于4月底联合发布《关于加强票据业务监管促进票据市场健康发展的通知》，对票据中介的情况进行全面摸底，并对非法票据中介活动进行治理。随着监管部门对银行票据业务的风险排查整顿力度空前，部分商业银行已全面暂停票据业务，另有部分商业银行仅有电子票据业务正常开展。值得注意的是，不止是银监会在行动，国内金融监管部门在排查风险方面几乎步调一致。监管风暴涉及金融领域的方方面面。据财新、证券时报等媒体上周报道，保监会向保险机构下发《中国保监会关于开展保险机构“两个加强、两个遏制”回头看工作的通知》，要求保险机构聚焦10个方面风险开展工作，今年将紧盯违法违规高发、频发的薄弱环节，以及新业态、新产品等容易产生监管空白和监管套利的可能缺失环节，完善制度机制，把防范风险的水平提高到更高层次。财新提到，此次保监会对保险机构自查和监管部门检查的要求比以往更加具体，“回头看”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几乎涵盖了保监系统的所有部门。其还援引业内人士表示，这次要求自查的规定之细致之全面，是史无前例的，尤其是保监会还提出，倘若自查不合格，保监会将进驻保险机构帮助公司一起查，并且要暂停新业务。来源：上海证券报 记者 周鹏峰（ 7月27日文 ）记者自银监会获悉，近日银监会召集了27家银行业金融机构主要负责人召开推进银行业合规管理长效机制建设座谈会。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会上指出，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合规管理建设初见成效，同时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从多个方面推进合规管理长效机制建设。具体来说，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树立“合规从高层做起”的理念，董事长、行长、监事长以及其他高管人员要成为合规文化建设的倡导者、策划者和践行者，同时明确导向，在未来工作中要实现三个重要转变，即将短期问题整改转化为长效机制建设、将事后补救转化为事前防控、将外部合规要求转化为内部管理动力。进一步明确“三会一层”合规治理职责分工，形成合规管理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制约、有效衔接的机制；强化部门间沟通协作，合规管理部门要加强对业务部门的合规检查和风险提示，业务部门要主动开展合规风险自我动态评估并及时报告，内审部门要与合规管理部门共享审计发现问题并定期评估合规管理有效性。尚福林还要求突出重点。梳理、整合、优化现有规章、制度、流程，查漏补缺，扎紧制度笼子；对合规管理抓早抓小，使业务活动事前合规审查、事中合规检查、事后合规评估成为常态，小违规及早报警、轻违规及早制止；强化重点环节合规管理，紧盯关键制度、关键岗位、关键人员，紧盯内控合规薄弱环节。同时制定更加全面、系统的问责制度，树立起违规追究、违法查处的警戒线，严格落实“上追两级”“双线问责”监管要求，不仅要处理事件直接责任人和不严格执行规章制度的其他相关人员，还要严格追究高管人员失职责任，也要对履职不到位、监督检查不到位的合规部门和人员进行问责。加强保障支持也是重要的一环，尚福林要求科学设置合规管理部门考核指标和考核方式，建立有效的合规激励约束机制；配备更多精通法律法规、熟悉业务、了解客户的复合型合规管理人员，提高合规管理人员与业务规模及复杂程度的匹配度；加强合规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确保合规管理的时效性和有效性。同时切实做好“两个加强、两个遏制”回头看工作，实行一把手负责制，做到自查网点全覆盖、业务全覆盖、规章制度全覆盖；以此为契机，持续推进合规管理长效机制建设，使合规成为有效内部控制的基础和抓手，遏制违法违规事件发生。另外，尚福林还要求加强境外合规管理。科学合理制定境外发展规划，确保合规管理能力与业务范围、经营规模、风险特征以及监管要求相适应，保障国际化战略实施；深入了解、全面融入东道国环境，加强与监管当局的沟通，及时准确掌握当地监管规则，严格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开展业务。在银行理财资金降杠杆之后，委外投资（银行理财资金委托其他机构投资）可能将是监管目标的下一站。规模的膨胀，市场的变幻，让该项业务风险也直线上升。 在理财资金规模扩张和资产荒的夹缝中，商业银行委外投资渐成释放压力的出口。然而，近期由于股市持续低迷、信用债风险上升以及监管降杠杆等措施，这项业务的风险正在积聚。据《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银行理财委外投资在去年规模已经超过5万亿元，且增长呈现加速趋势。在股债两市风险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庞大的规模也难逃市场冲击。从市场看，该项业务很可能成为下一阶段监管重点。在公募基金混迹近十年的姚鹏在年初离开了机构，邀上了两个合伙人做起了私募，事业上实现了“单飞”。凭借此前管理基金的业绩和手上的资源，他从地方城商行顺利地融了几亿元的资金做债券投资。“出来单干就是搏一次，在机构待了这么久也没有多少的上升空间了。”姚鹏认为。 姚鹏表示，做私募基金和公募基金的区别在于资金和投资都得一手办，私募基金通常是与银行合作，通过管理理财资金获利来实现利益分成，而银行则是一笔委外投资业务。“市场上一般是用业绩说话，拿着之前在机构管理的基金成绩单，包括投资思路、运作模式去和银行谈，毕竟银行也有需求。”姚鹏向记者透露：“这只私募基金只做固定收益投资，也就是投资债券。基金对银行不承诺投资收益，但是年化收益达到5%才会收取基金的管理费，否则私募是没有收入的。超出5%收益的部分，银行和基金五五分成。”“简单来说，银行可以说是和私募基金绑定在一起，虽然对银行资金不承诺保底，但是一旦亏损，可能再想从银行获得资金就非常难了。”姚鹏称，私募基金考验的就是能力和信誉，但是市场的风云变幻却令他“压力山大”。实际上，姚鹏与银行的合作仅仅是银行委外投资的一个例子。如今，不仅是城商行，国有大行和股份行都纷纷加入了委外投资行列。记者了解到，国有大行和股份行委外投资对象更为严格，倾向于与公募基金和券商合作，其模式与私募基金类似。“委外投资能够比较好地解决银行理财资金出口问题。对银行而言，就是一个选择合作伙伴的过程。”一家股份行零售部人士表示，公募基金等机构的投资较银行更专业，银行能够规避部分投资风险。此外，该股份行零售部人士告诉记者，银行在和机构合作之后，能够通过提需求实现产品定制，这也加大了银行在其中的主导权。“公募基金发行定制基金已经比较普遍了，银行能够通过投资分红避税，而基金则能够取得规模优势。”姚鹏表示，对于机构而言，委外投资的管理费约在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三，其实并不高。“1亿元的基金管理费多的也就20万元，但是超额收益每提高一个点就能获得50万元的利益分成，这差距还是很大的。”“赶上市场的好时候，做私募一年就能赚得盆满钵满，但是遇到市场不好，可能就要考验投资能力了。”姚鹏说。在大多数银行纷纷加入到委外投资行列中后，银行理财委外投资的规模就滚雪球般的迅速增大。据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发布的《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年度报告（2015）》，截至2015年年底，共有426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存续理财产品账面余额23.5万亿元，较2014年年底增加56.46%。根据估算，2015年银行全口径委外规模为16.69万亿元，其中理财委外规模5.17万亿元。 “这个规模在今年上半年是继续增长的，且增速更快。”一家国有大行人士表示，由于行业利润的下滑，银行面临转型需求，而一个方向就是从贷转投。“限于政策上的规定，银行不能直接对外投资，但是却能够委外进行投资。同时，在银行理财规模继续增长和此前市场行情不错的双重利好推动下，委外投资的利润也比较稳定和可观。”上述国有大行人士表示。该国有大行人士告诉记者，如今市场上存在一种分化，即国有大行和股份行与公募基金、大型券商的合作比较多，而城商行和农商行则看中中小券商和私募基金。“国有大行和股份行对合作伙伴的门槛要求较高，业务理念求稳，收益上有一部分让利，所以选择的多是公募基金和大型券商。城商行和农商行因为资金的成本高，所以对收益更关注一些。”记者了解到，国有大行和股份行在市场上对委外投资的年化收益要求约在4%~4.5%，而城商行和农商行的收益要求在5%~5.5%，高出接近一个百分点。另外，私募基金的操作更加地灵活。在做固定收益时，产品的杠杆可能会放得更大一些。“市场好的时候，银行委外投资固定收益类产品稳一些，也容易达到预期收益，但是市场很糟时，可能部分私募和券商就会有赌博心态了，毕竟存在收入压力。”姚鹏表示。事实上，由于近期市场上信用债频频违约，委外市场风险也随之提高。上海一位债券基金经理表示，个别的信用事件影响不大，但却是一个信号。“机构一旦踩雷，很可能就会损失惨重。从整个市场看，业内也担心集中爆发信用风险事件，进而传导为系统性风险。”该人士称，目前债券收益率处于低位，但是银行委外的资金仍然源源不断地流进，监管层担心这些资金会选择一些风险偏好较高的产品进入债市加杠杆博收益，尤其是在信用利差收窄和信用风险增加的背景下，万一杠杆泡沫破裂，风险将会蔓延。据了解，在资管业的新版“八条底线”出台之后，监管对于银行优先级投资的杠杆做出了明确规定，杠杆比例不能超过1∶1，固定收益类结构化产品杠杆倍数不得超过3倍，其他类结构化产品杠杆倍数不得超过2倍，此外固收类产品的总杠杆比例不得超过140%。“杠杆的调整对委外投资收益将产生影响，此前放大收益率的做法受到了阻碍。但是，相比杠杆而言，市场环境的变化影响要更大一些，固定收益类业务已经在走下坡路了。”姚鹏表示，如今不考虑规模，重心还是会放在投资策略和标的的选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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