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岭南论坛3月30日在中山大学举行，探讨和解读对新一轮深化改革的要求与期待，寻找改革动力。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徐少华和中山大学校长许宁生在开幕式上致辞。本次论坛聚焦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可能释放的红利空间，探讨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寻找中国经济焕发新活力的路径和方向。

　　金融再创新成为下午第一场论坛的主题，国泰君安证券董事长万建华说，“互联网金融真正起到了倒逼传统金融机构改革的作用，不面对不行，以前是小打小闹，现在动不动就几千亿了，”万建华打比方，传统金融机构要吸收7000亿货币资金，至少需要200个网点，2000号人，十年时间，但互联网金融短短几个月就实现了，在交易成本上两者存在很大差距，这个差距就是互联网金融的竞争优势，“但互联网金融当前还处于监管空白，这(对传统金融机构来说)又是不公平的。”

　　“最初监管要求实际没落实”

　　银行为什么要调低支付宝快捷支付转账额度？在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的一再追问下，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银监会特邀顾问、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表示，支付宝创立之初，想为电商交易提供快捷便利的支付服务，“因为快捷和便利的两个属性，就必然存在安全性问题，所以因此当时定的是小额支付。”

　　杨凯生介绍，银监会同时也要求，凡是要开通快捷支付的客户，在完成了支付宝的认证之后，至少要在第一笔交易之前，去银行网点，或者是通过电子渠道进行二次认证。但几年下来，监管部门的要求实际上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所以现在几家银行降低了支付限额。他表示，快捷支付转账调低，并不影响客户与电商的大额交易，因为网银支付这一渠道并未受限。而在网银支付中，有更多安全设置比如说U盾。

　　“余额宝资金尚未影响银行流动性”

　　既然监管一直未落实，那么为什么要在余额宝出现后才开始调低呢？杨凯生表示，很多人认为是因为余额宝的出现，影响了银行的利益，所以银行进行反击。但实际上，余额宝95%投资于银行的协议存款，也就是说这个资金还是在银行体系，不影响银行的流动性。只不过是银行之间，有的愿意以较高的成本吸收存款，有的不愿意。也就是说，变的只是存款品种——— 本来是活期存款，现在变成了协议存款，资金还在银行，没有流出银行体系，没有对银行造成根本性的冲击。

　　工行原有五个快捷支付接口，合成一个会对客户造成影响吗？杨凯生说，在总行设置一个专门团队服务这项业务，无论是系统维护能力，还是服务水准，都比原来多端口接入要好。“我想特别强调一点，这种调整跟广大客户、广大电商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你们不会有任何的感觉，原来该怎么交易就怎么交易。”他表示，五变一，只要支付宝将客户信息按照双方之间的约定都转到新接口上，交易者不会感觉到任何变化，如果客户体验有变，有可能是信息没有及时转到新接口。

　　商务部原部长陈德铭谈“反服贸”：

　　给了台湾最优惠条件，若不通过实遗憾

　　大陆和台湾就服务贸易签订协议在台湾引发了争议。作为促成服贸协议的大陆方面代表，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商务部原部长陈德铭回应上述问题时表示，给了台湾最优惠条件，若不通过感到遗憾。

　　陈德铭说，大陆对台开放的80条中，大部分超过WTO“服务贸易总协定”中的优惠程度，而台湾对大陆开放的64条中，约三分之二是在该协定框架内本应有的，大陆对台给优惠相对“更多一点”，甚至超过了对港澳的优惠。他认为，目前台湾方面出现的问题，针对《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内容本身的意见，和针对该协议通过程序的意见，是不同的问题。“如果能够取得通过的话，我认为台湾经济会有很大的发展；如果暂时不通过的话，我感到深深的遗憾。”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李春洪：

　　不要妖魔化市场，也不要妖魔化政府

　　“如何管住政府的手，目前的手是想怎么摸就怎么摸，因此要立法，哪些可以摸的，哪些不可以摸的，法不授权就不能摸，”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李春洪认为，在政府和市场两个主体的关系中，既不要妖魔化市场，也不要妖魔化政府。

　　李春洪说，政府要给市场主体创造平等的机会。他举例说，“高速公路的建设，这条路收益低，如果是国企去建，政府可以给资本金。如果是民企说我来建，给我补吗，政府就说不行了。”

　　谈到审批标准化清单，李春洪说，这个清单将某一个项目的安全标准、环保标准、排放标准，通过什么样程序，都列得清清楚楚。“减少政府的自由裁量权，不是现在吃饭或者是送点礼就过了，没有饭吃或者是人不熟就过不了，将来就是人机对话，没有人和人的对话。”

　　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

　　消费税可作为未来地方税主力税种

　　“地方政府每花0.85元，有0.3元需要等着中央给钱。”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认为当前地方财政过度依赖中央财政，未来可将消费税作为地方税务体系主力税种的重要补充。

　　他列举了一组数据，财税收入体系中，中央财政收入占约48%，地方财政收入占约52%，对应的政府支出体系却是，中央财政仅支出15%，地方政府支出占比则高达85%。“换句话说，地方政府对中央财政的依赖度达到了40%。”许善达认为，地方政府在财政上一定要依赖中央政府，但为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运行正常，依赖程度不要超过20%。

　　营业税是地方税中最大的税，许善达说，2011年营改增改革的推出，实际上进一步削弱了地方税的收入。在这一背景下，许善达认为，消费税可作为地方税务体系主力税种的重要补充，也能及时解决地方税的主体税种，以严控地方财政对中央依赖度的进一步提高。具体做法是，将原本由中央对生产批发环节征收的消费税，转为由地方政府对零售环节进行征收。

　　许善达说，受限于当时税务局征收能力，1994年理应放在零售环节的消费税，被放在了生产批发环节，由中央征收。但发展到今天，一些品目征税在零售环节由地方征收已无问题，“比如汽车、汽油、烟酒等”，他指出，全部一次性下放没必要，但可随着营改增进度，先开放上述部分品目在零售环节归地方征收，即能对冲营改增带来的地方税收减少的问题。

　　他认为，地方税体系中，逐步形成以消费税为主要税种，可以鼓励地方政府更多促进本地消费，而不是更多地将资源投入到生产中，对于平衡地方政府投资和工作导向会有改善的作用。

　　此外，许善达还指出，政府收入总量在G D P中的比重今年已接近40%，这个比例高于美、日、英等市场经济国家。“这么多的政府收入，但为什么居民对政府的服务还不太满意？”他认为，这与财政支出结构有关系，当前用于民生和社保的比例还比较低。

　　常务副省长徐少华：

　　广东正制定“两份清单”

　　“改革开放是广东最鲜明的时代特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徐少华在开幕式上致辞时首先介绍了广东的发展成绩。

　　不过他同时也谈到，广东依靠“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形成的政策洼地优势正在逐步减弱。因此，广东要全面深化改革，而核心要求就是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着力解决政府行为越位、错位、缺位的问题，为市场主体减负。

　　据他介绍，当前广东正着手制定“两份清单”：一份为“正面清单”，即政府部门的权责清单，主要是规定政府部门可以做的事情———法无授权不可为，指的是要明确政府权责的内涵和外延，在横向层面，界定政府不同部门的权责边界，实现一件事情由一个政府部门主管；在纵向层面，划清省、市、县三级政府不同层级的权责边界，并建立事权与财权相适应的运行规制。另一份为“负面清单”，即对市场主体的投资清单，主要是规定投资行为限制的领域———法无禁止即可为，指的是列出投资限制准入的范围，清单之外的投资领域，各类企业皆可自由进入，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释放市场主体引擎动力。

　　对于新生的金融业态，应该有宽容的态度。互联网不可能颠覆银行，因为在互联网金融倒逼下，银行的反应也非常迅速。

　　———中大岭南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陆军

　　监管也要适应新的需要，学会线上监管。如果不懂线上监管，就将线上拉到线下，这样就不公平了。

　　———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中国并购公会会长王巍

　　互联网金融若和传统金融做同样的业务，理论上应该在同样的监管标准上，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监管套利。此外，由于互联网金融起步就不像银行一样被高度监管，因此目前更应该做好消费者的教育和保护。

　　———台湾金融控股公司暨台湾银行董事长李纪珠

　　没有一个风险从技术上是不可逾越的，大家应该帮助它来控制风险，监管要动态化。

　　———德意志银行亚太区投资银行执行主席蔡洪平

　　统筹：贺蓓

　　采写：南都记者伊晓霞 贺蓓 陈颖 张俊杰实习生 郭芳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