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环境规制，是指一国为保护环境所采取对贸易有影响的法律、规则、标准制度、管理措施以及执行或签署的区域和多边协定等环境措施的总称。所谓贸易包容性发展，它涵盖了包容性发展“平等、共享与普惠”的基本内涵，倡导国际贸易平等自由，促进贸易规模、速度与质量效益协调、贸易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性发展。

　　环境规制与贸易包容性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环境规制为实现贸易包容性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例如它可以纠正环境外部性、优化贸易结构中商品结构（由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方向转变）和贸易结构，也使国际贸易发展更加有序。另一方面，贸易包容性发展又为环境规制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提供了可能，例如在“环保、生态、包容”等理念指引下，积极培育发展“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和人口和谐”的绿色环保产业，探索实施环境规制的有效性。因此贸易向内涵式、集约型方向发展，更加强调环境成本，更加关注生态环境与经济贸易的协调发展，强调公平性与共同性原则是实现贸易包容性发展的内在要求。

　　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环境禀赋的不同，导致在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有很大差异。通常环境规制对于贸易主要发挥两种效应：贸易成本效应（指由于环境成本内在化产生“挤出效应”，导致出口品价格的上升，降低投入生产率，削弱其国际竞争力）和贸易创新效应（指合理的环境规制措施可以唤起企业家的环境责任意识、激励企业技术创新，从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它们的合力共同影响环境规制对贸易的作用效果，若贸易成本效应大于贸易创新效应，一国的国际贸易因企业商品竞争力的降低而恶化；反之亦然。

      我国贸易包容性发展的双重“环境困境”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巨大的下行风险，拉动经济的“贸易杠杆”也遇到巨大冲击，贸易包容性发展遭遇双重“环境困境”：

　　贸易增长速度、规模与质量效益不匹配，存在较为严重的“生态赤字”。尽管我国在世界范围内通过承接产业转移，以粗放式、依赖资源及劳动力的贸易增长方式拉动经济增长，在保持贸易高速增长的同时，贸易规模也不断增大，但由于我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国际分工水平及技术等差异，所生产商品大多属于资源或劳动密集型产品、技术含量较低、附加值不高，极易造成较大的资源、能源及环境的“生态赤字”，并可能产生“低端锁定”，而实际获利很少，生态环境治理难度又大，且未得到应有的补偿，其贸易的大部分利益却被外商拿走。

　　贸易增长与贸易条件不协调，难以实现“包容发展”。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贸易的互利共赢日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我国充分利用“全球化红利”“人口红利”和“改革红利”等有利因素实现了贸易迅速发展，但却面临人口压力大、资源消耗量大、能源紧缺、生态承载力超负荷运转、环境日益恶化以及国际环境出现较大变化的窘境，使得贸易发展形势日益严峻，很难实现包容发展。尤其是自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之后，西方发达经济体出于“国内政治、经济和国家利益”等方面考虑，运用诸如“绿色壁垒”“知识产权”“反倾销”等贸易保护手段使得贸易“互利共赢性”和“国际共享性”受到极大挑战，我国遭遇贸易摩擦的国别范围也日益广泛、产品和行业结构也不断扩展，特别是有关碳排放、节能、生态环保等与环境领域有关的难题日益增多。

       以环境规制为抓手来破解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