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涌海

　　“走出去是分散风险，引进来则是系统性风险。只要中国一天没有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就不具备金融开放的条件。国家应推动香港成为集股票、债券、黄金、商品和外汇为一体的离岸人民币交易中心，强化资本缓冲的定位。”

　　中银国际英国保诚资产管理董事长谢涌海，身兼香港金融发展局委员，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中国资本双向开放应大力放宽个人和企业海外投资和举债的规模，鼓励有条件的投资主体分散资产风险；但取消QFII和RQFII的额度管理并不现实，因弱小的资本市场无法承受外资“快进快出”的冲击。

　　“中国的银行业净资产约115万亿，保险资产8万亿，而证券资产仅1.5万亿元，股市、债市与理财市场相互割裂，730家企业在证监会排队上市，这些极不正常的现象折射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脆弱。”

　　谢涌海直言，上海的金融开放必须建基于服务实体经济，安全、有序和稳定是最核心的底线。海外任何投资甚至投机的需求，应透过更全面的香港金融市场予以吸纳。长远来说，中国有必要建立强有力的对冲基金，只有“与狼共舞”，才能掌握市场的定价权。

　　“严进宽出”准则

　　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21日表示，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了3.7万亿美元，继续累积外汇储备的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效益。而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日前表态，条件成熟时将取消QFII和QDII的额度及资格审批。种种迹象表明，资本双向开放已箭在弦上。

　　《21世纪》：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目前最大的障碍有哪些？所谓双向开放，是否可一步到位或分阶段完成？

　　谢涌海：从国企到民企，再到高净值个人，都有“出海”的冲动，必须善用3.7万亿庞大的外汇储备。“走出去”投资符合中国经济的实际需要，一可改变外贸账户的结构，二为国家争取更多资源，全面开放QDII的时机已成熟，投资海外可分散风险。

　　但“引进来”可能会触发系统性风险。首先，香港已经有足够的投资中国选择，可满足正常的投资需要，没必要直接开放上海的资本市场。更重要的是，内地缺乏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且相互割裂，银行不能从事股票中间业务，阻碍了市场规模的扩大。

　　“分业”乃至“分家”的监管模式无法培育出相互关联的资本市场，没有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利率市场化就缺乏参考基准。可喜的是，三中全会《决定》和人行都坚定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价格形成机制，股票发行注册制取代审批制可满足更多融资需要。

　　《决定》中特别提到了要成立国资控股的投资公司，值得期待；可考虑组建有实力的对冲基金，这是掌握各种资产定价权的基础。

　　但这些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监管到市场，再到券商和投资者，都没有做好抵御外资撤离的准备，过快“引进来”很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

　　《21世纪》：在国家金融安全的前提下，即保有本币和外币的管制前提下，如何让人民币可以自由地在境内外流动？

　　谢涌海：除了直接投资内地股市和债市以外，其他形式的跨境资本流动都应该加快。包括跨境人民币贷款扩展至金融机构，允许境外参加行将债券回购和发行大额存单所得人民币汇出境外，鼓励央企和未来成立的国资投资公司来离岸配置资产。

　　总体上，可参照“严进宽出”的原则，跨境贷款只要隔离于金融投机，就可大范围推广。监管须保持总量控制的安全意识，既合理使用境外人民币流动性，又不至于让热钱炒作资产价格。

　　《21世纪》：QDII2在广东已准备率先试点，开放港股直通车的条件是否已成熟？何时可以大范围开放其他资本市场？会否冲击内地A股？

　　谢涌海：QDII已停滞数年，无论是额度审批还是政策突破，都应该大踏步地加速。试点范围可从高净值个人逐渐放宽至普通散户。事实上，大量专业投资者早已透过各种隐性渠道参与境外投资，只要确保机构信息披露充足，投资者大可自担风险。分散投资不会分流A股资金，反而可以疏导投机性资金炒作。

　　只有升值，才能国际化

　　《21世纪》：境外人民币理财产品的发展近年来较为缓慢，多数投资产品迟迟未能普及，随着资本项目越来越开放，相关理财产品规模会否快速扩容？

　　谢涌海：一缺产品，二缺预期。人民币国际化时至今日，香港只有一只人民币股票，一只人民币计价的房地产信托基金和若干A股ETF，产品的广度和深度匮乏阻碍了境外投资人持有人民币资产。证监会积压了730多家企业排队上市，为什么不分流一些来香港发行人民币股票？离岸债券的发行应简化审批程序，只要合理调控外债规模和机构，离岸人民币和美元债券的容量增长空间巨大。

　　按照香港金融发展局的预测，如果人民币在15年内国际化程度要达到相当于美元的1/3，则香港离岸人民币存量至少需要11万亿元，以香港可持有其中50%的存量推算，香港的人民币存量在2028年（即15年后）将达到6万亿元。

　　预期指的是确认人民币长期稳中有升。人民币不可能在缺乏升值预期的情况下实现国际化，只有人行和决策层明确人民币稳步升值，才能促进离岸人民币资产增长，进而提升二级市场流动性。汇率市场化不等于放弃宏观调控，人行有必要为市场提供合理导向。

　　《21世纪》：不少观点认为人民币升值妨碍了外贸增长，对实体经济“弊大于利”，若官方透出单边升值的预期，会否拖低经济增速？

　　谢涌海：人民币升值促进结构性改革，对实体经济“利大于弊”。

　　国企、外企和民企是经济社会的三驾马车。中国的国有企业以进口原材料和天然资源为主，贸易逆差者渴望人民币升值；外企大多利用中国作为生产线，边际利润主要产生于海外销售，人民币升值只是削减了少数中间利润，不会造成大规模撤离。

　　民营企业的确受制于人民币升值，出口订单下滑，利润受到挤压。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人民币升值加速了对高耗能、低环保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淘汰，恰好契合了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

　　人民币升值是人民币国际化所必须付出的合理代价。（编辑 于晓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