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大乌龙指事件出现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该事件虽然是一起随机事件，但它的出现及之后引起的一系列反应至少暴露了中国的证券市场存在以下几个制度性缺陷：

　　其一，证券交易所的预警机制不全。近年全球股市不断出现报错盘事件，各交易所因此进行了交易机制上的修改，设置了防控机制。如港交所对报价畸高或超低、数量过大的报价，交易系统都自动警示，要求交易员复核。8月16日光大证券一次下单超过200亿资金,该数量已经远远超出了一只ETF基金正常的日交易数量，本属于异常交易,但交易所并无如何反馈意见，让其直接进场交易。这反映出我国的证券交易所对异常交易并无任何防范措施，应该及时进行修补。

　　其次，暴露了我国证券里股票的结构不合理。光大证券的70亿资金让22万亿市值的股票市场瞬间上涨超过5%，可见股票指数是十分容易操纵的。这样的缺陷被投机者利用，可以在股指期货上获取暴利。从市场运行的实际情况看，8月16日上午11点03分之05分左右，招商银行、工商银行、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等指标股同时被推高到涨停板价格时，每只股票的交易量都在一亿元左右，50指标股在这几分钟之内只成交量了20多亿元。因此，用数十亿资金就足以操纵我国的股票市场指数。光大证券的乌龙指之间恰好发生在股指期货结算日，其中的缘由恐怕只有当事人自己才知道了。

　　之所以如此，在于我国股票市场里权重最大的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都有一个通病：真正流通的股票占总股本的比例很小。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等它们的大股东都是国有资本，这些控制在政府手里的股票是不会流通的，实际在市场流通的股票不及A股总股本的10%，但它们在综合指数的权重都是按照其A股总股本计算的。以工商银行为例，该公司的总股本为3340亿股，A股为2509亿股，在沪深300指数计算里，它的权重是按照2509亿股计算的，占权重的比例约为13%，但该公司的实际流通A股只有149亿股。因此，工商银行的实际流通市值并不大，但对应的权重很大，用少量的资金就可以控制工商银行的涨跌，从而控制股指期货的涨跌。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股票结构，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因素。从客观的角度看，这是历史造成的。因为A股市场的融资能力一直不及香港市场，这些超大公司的融资一直是以香港为主要渠道，A股融资只是一个配角。但不排除主观的刻意安排，制造一批可以容易控制涨跌的股票市场结构，从而控制市场的波动。

　　我国股票市场的实际情况是国有资本在股票市场占主导地位，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投资机构都是国有直接控股或国有资本间接控制。监管者及行政权力很容易介入到股票市场中去，在融资融券及股指期货的放大下，会助长畸形的股价形成机制，加大少数人利用权利从股票市场寻租的力度，不利于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列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四大国有控股的商业银行上市之后，占沪深300指数的权重应该超过40%，而这四家公司的大股东都是汇金公司，汇金的一举一动将直接影响到市场的波动，而通过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可以将这种波动放大。更重要的是，还有一批证券公司是汇金控股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汇金完全可以控制股指期货的方向。汇金2008年4月初试牛刀，指数几乎全线涨停板。

　　全国社保理事会是市场上的另外一个“国家队”机构。去年底，该机构增持了400余亿元的股票，增持的主要对象是银行股。一时间把所有银行股炒得风生水起，招商银行和民生银行的股价都上涨近100%，指数在2个月里大涨500点，涨幅达25%。但随后，股价又回落到起点，很多跟风的投资惨遭套牢。

　　不禁让人想起了十几年前的国债期货事件，当初如果没有财政部的背景，中经开会和万国证券在国债期货市场开战吗？很多人只看到导致“327国债事件”的表面原因（例如保证金比例太低等），本质的原因是权力介入市场的问题，是政府角色越位的问题。1995年国债期货事件尽管已经过去十多年了，但导致这个悲剧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依然没有太大的变化。在此背景下实施融资融券制度和股指期货交易无异于给这些权力再加上一个杠杆，让机制上的缺陷进一步放大。

　　要防止“327国债期货事件”的悲剧重演，一定要弱化政府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里，对“国家队”的行为制定严格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