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2年12月走马上任，周小川在央行行长的位置上已逾十年。

　　虽历经各种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但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任期最长的央行“舵手”，周小川任职的十年，是中国过去30年中通胀水平最低也最稳定的时期。正是如此，从欧洲、亚洲到北美，多位业界人士称赞他是一位世界级央行行长。

　　“单看这些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和低通胀、金融改革的稳步推进，毋庸置疑，周小川与央行的这十年，值得高度评价。”对于媒体将周小川称为“人民币先生”，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认同。

　　十年来，从国有银行改革，到人民币汇率改革，似乎每一次都如在惊涛骇浪中行船。然而一路走来，迎接周小川的并非只有鲜花，谤亦随之。他在任央行行长期间，央行资产负债表快速扩张，他也因此背负了“货币超发”的指责。

　　3月11日，周小川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在汪玉凯看来，这显然是中央政府对其十年工作成绩的高度肯定：“在中国经济融入国际一体化情况下如何防范金融风险，成为中国宏观经济中最重要的关键，央行行长的责任很是重大。”

　　“学院派”行长

　　今年两会期间，周小川绝对是会上被记者围追最多的人之一。中国货币政策、货币供应量、城镇化融资、人民币汇率……记者们抛来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

　　其实，记者们最为关心的还是他是否留任的问题。在3月13日的两会记者会上，在被记者询问是否留任“央行行长”一职时，周小川露齿而笑，却笑而不语，只说一句“到目前为止，我自己还不太清楚，是否留任有一个程序的问题。”

　　资料显示，周小川出身江南望族，1985年获得清华大学经济系统工程专业博士学位—实际上，他是央行第一位具有博士头衔的行长。

　　在很多人眼中，这位能讲流利英语的行长身上，有着深刻的学院派气息，与其说是一名高官，不如说是一位经济学家。

　　据曾经进入周小川这位中国金融巨擘的办公室的记者吐露，与想象的不同，他的办公室并不华丽非凡，反而显得有点拥挤，“三面墙摆的都是书，案头的名片上，只有‘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兼职教授’等字样，俨然是一学者的办公之地。”

　　多年的研究使周小川在学术上颇有建树，也让他时刻保持着“思想者”的严谨态度。1995-2013年周小川历任外汇局局长、建行行长、证监会主席、央行行长。一路走，一路行，他在改革与决策中一直贯彻“市场化”的理念。

　　周小川英文流利。他平时阅读的基本都是英文文献材料，在车上、在机场、在无聊的会议上，随时会掏出一篇英文论文来研读。

　　周小川的每次公开演讲都备受关注。市场竭力挖掘、揣测他一字一句间可能蕴含的信息，力求追得上他的思维。2012年两会期间，在央行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对“人民币升值是否已经结束”这一问题，周小川回答了两段话。他总结说：“我想这个事主要取决于市场供求关系，不会那么简单。”

　　在十八大召开前夕，周小川的新书《国际金融危机：观察、分析与应对》全面上架。他撰文回顾了10年的金融宏观调控政策：这10年，为应对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的风云变化，央行的调控针对不同时期经济金融运行特点，也注意在不同阶段把握好政策的取向和力度，也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金融环境。

　　“解放人民币的人”

　　“实际上，今天他(周小川)已经走向了国际舞台，和各大行长的接触中，大家对他的评价是非常正面的，利用他的国际影响力，在今天非常不确定的货币大环境下，保持非常明确的中国声音。而且，就平衡外部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冲击来说，中国非常需要有这样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如是说。

　　在孙立坚看来，周小川是一个非常懂得货币政策的人，“自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黄金时期—持续多年的高增长，低通胀。这期间，中国不但承受住了亚洲金融危机的余波，而且安然渡过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央行的货币调控，立下了汗马功劳。”

　　有统计显示，2003-2012年这10年间，中国的年均9.9%以及1983-1992年的年均10.3%。2003-2012年这10年间，中国年均CPI增速仅为3.0%，显著低于1993-2002年的年均6.5%以及1983-1992年的年均7.8%。

　　自2002年出任央行行长时，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即正式启动，周小川亲自担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2004年1月，注资国有商业银行方案出台，令业内人士大为吃惊的是，注资动用了国家外汇储备，而不是此前传闻的所谓财政部发债1300亿元直接注资，这引来一片质疑声。

　　“注资是国有银行改革中最难啃的一块骨头，但他绕过了财政这环，用外汇储备注资，这点体现了他的灵活，他是一个很现实的人。”市场人士如此评价。

　　实际上，在国有银行改革过程中，还不时传来“贱卖论”、控股比例多寡等争议，但周小川态度非常坚定。他表示，国有商业银行之所以选择“股份制改革和发行上市”的改革路径，是经过一系列慎重研究才选中的，主要是参照了国有工业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革和公开上市的成功改革经验。

　　“2002年，境外媒体对中国金融业有很多批评。有人说，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个大定时炸弹，也有人说，中国的金融体系技术上已经破产。那时的银行业不良贷款率高达25%，由于统计口径的原因，实际可能25%都打不住。”关于这段历史，周小川自己后来多次提及。

　　经过股改，国有大行全都走出“技术性破产”的困局，工行、建行、中行进入全球市值最大银行前10名的行列。对此，英国《金融时报》称，如果2008年危机来临之时，中国国有银行改革的背水一战尚未取得进展，后果将完全不同。

　　关于周小川，更为外界称道的是2005年至今，央行成功地推进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积极推进人民币利率市场化改革。

　　2003年，周小川上任不到一个月，日本和美国相继施压，人民币被严重低估的声音不绝，周小川在国内外各种场合始终传递着同样的声音：稳定的人民币汇率对于世界经济是重要的，人民币汇率改革问题应该循序渐进。彼时的他，最大的顾虑是尚在修复期的中国金融体系还没有准备好。

　　2005年7月，央行“出其不意”宣布开启汇改，核心内容有三条：人民币不再盯住单一美元，而是参照“一篮子货币”，同时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进行浮动；汇率将是浮动的，但设定了合理区间；人民币对美元一次性升值2%。

　　尽管在2008年下半年以后的大约两年时间内，受次贷危机造成的外部冲击影响，人民币汇率重新盯住美元。但从2010年6月起，央行宣布重新启动汇改。2005年至今，无论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还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升值幅度均超过30%。

　　一位了解内情的人士称：“周小川对于汇改的准备已久，他推动这一改革的勇气和力度远大于外界的了解。”周小川本人也承认，国有银行改革、利率市场化等动作在先，一定程度上都是为了给汇改创造更有利的环境。

　　“随着人民币对主要货币日均波幅的放开，以及央行对外汇市场干预程度的下降，未来人民币汇率将会呈现出更加明显的双向波动，汇率也将更好地发挥其在中国与全球之间、中国的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配置资源的作用。”有分析人士评价。

　　难怪有人说，人民币为中国打开通向世界财富的大门，而周小川就是那个开门的人，正是他“解放了人民币”。

　　事实上，也正是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让其赢得了“人民币先生”的称号。

　　货币超发争议

　　在同事眼里，周小川具有亲和力，温文尔雅，很有风度。时代周报记者曾在2012年的陆家嘴金融论坛上近距离听过他的讲话，极富有理性色彩和专业水准。

　　事实上，周小川是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最早的博士生之一，而最能说明周小川经济学家本色的是，在屡获升迁的同时，周小川所著《走向开放型经济》一书获1994年度“安子介国际贸易著作奖”，论文《企业与银行关系的重建》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与政策建议》分获1994年、1997年度中国经济学界最高荣誉奖“孙冶方奖”。其间，周还以英文形式在国外发表了一些论文。

　　“这十年来，从亚洲金融危机的余波，到经济迅速上升，再到金融危机，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以往都不曾遇过的时代。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操作手段逐渐完善，操作力度渐趋精准，操作成效日渐明显，对于稳定经济发展起到良好作用。”中国社科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刘煜辉对时代周报如是表述。

　　正是凭借着深厚的理论功底和独特的践行力，2009年12月，周小川入围《时代》人物榜。《时代》杂志认为，周小川领导的中国人民银行，地位与美联储一样，对国际市场有非常大的影响力，《时代》还引用业内人士的话说，周小川“聪明好学，且说话坦率”。

　　这一年，美国《外交政策》杂志选出本年度100名思想者，周小川因为“警醒国际不应再倚赖美元”列第9名。

　　2011年，国际金融领域权威杂志《欧洲货币》把2011年度全球最佳央行行长授予了周小川。周小川在颁奖典礼上致辞称：“中国坚定推进金融改革，及时补充银行资本和处置不良资产，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一年，《福布斯》的全球权势人物榜中，周小川排在全球权势人物榜第15位。

　　然而十年下来，迎接周小川的并非只有鲜花，谤亦随之，争议的焦点在于大大降低货币购买力的通胀危害，而通胀的源头则归结于“货币超发”，即货币发行量超过真实财富的增长量。

　　自2008年以来，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国的信贷和投资进入高速扩张期，地方政府的债务杠杆快速上升。面对高通胀，又无法贸然加息，央行的货币政策被挤到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一而再、再而三地将存款准备金率上调至21.5%—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高度。

　　有统计显示，2001年末中国外汇储备为2121亿美元，2011年末增加到3.18万亿美元，十年间绝对量增长2.9万亿美元，涨了十倍多；2001年末广义货币(M2)存量15.28万亿人民币，2011年末则达到了85.15万亿人民币。2011年比2001年净增了69.87万亿。

　　换句话说，在周小川任职期间，央行资产负债表快速扩张。2012年M2广义货币总量逼近100万亿大关，而在其刚接任央行行长的2002年，这个数字仅为18.3万亿元。十年间，中国的货币总量翻了5倍，中国央行资产超过美联储成为“全球第一大行”。

　　北京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朱海就对“货币超发”质疑颇多。在他看来，过去十年，尽管中国保持10.5%的GDP增速，但是这是以“通货膨胀”换来的“经济合理增长”、“较为充分的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因为很大程度上正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了经济增长，“低通货膨胀”的目标并没有实现，无论是从信贷扩张的程度和物价上涨的程度看，都没有实现。

　　“尽管央行成功地避免了通货膨胀的恶化，但国内资产市场(包括房地产市场与股票市场)出现了几次价格飙升，甚至出现了资产价格泡沫。这固然与资产供求、经济增长等实体因素有关，但也与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有关。与此同时，如此大规模的外汇储备如何保值增值也是令中国政府头疼的问题。”朱海就认为，“经济的繁荣不能靠货币发出来的。”

　　对此，周小川本人并不认同，在之前接受采访时，周小川指出“面对严重冲击时，刺激政策的力度宁肯大一些，以便稳住信心。相比之下，一些国家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的刺激政策可能力度不够，经济复苏情况不理想，事后还得进一步加大力度。”

　　周小川坦言，“是药三分毒”。在13日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周小川指出，中国的M2高，还在于中国是亚洲这个储蓄率比较高的地区当中最高的国家之一。

　　不过，周小川也承认：“现在回头看，适时退出还可以做得略早一些、略鲜明一些。”

　　未完成的改革步伐

　　周小川是江苏宜兴人，其父周建南曾任一机部副部长兼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副总局长，1960年代初，曾组织领导编制机械工业科技发展规划。上世纪80年代，周建南还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顾问。

　　青年时期，周小川曾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下乡，后来成为北京化工学院的“工农兵学员”，日后他自己坦言，走上经济管理的道路，多受父母的影响。

　　“他是中国经济界一位杰出的思想者，总能将目光投向中国经济的逻辑深处。”在时代周报记者接触的经济学者中，有不少人如此评价。

　　对于过去的十年，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至少在两个方面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其一是国有银行改革上。2002年底，周小川曾指出，国有银行出于亚健康状态—“有一些毛病，但总体而言不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需要吃药或者保养，边工作边修理。”周小川带领的央行就充当了“在线修复”中国金融体系、维护金融稳定的角色。

　　周小川把这种“修理”叫“在线修复”，这是因为经济运行没法中断，金融体系却亟待改革。

　　如今十年过去了，工行、中行、建行等国有银行都已建立起现代公司治理架构，并先后成功上市。

　　但是，上市仅仅是处于整个改革过程中前半阶段。周小川2004年曾说，改革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建立一整套新的市场激励和约束机制，彻底打破国有商业银行的“准官僚体制”，将其变成真正的市场主体。

　　显然，前十年距离这一目标还很远。除此之外，人民币利率的市场化也是周小川前十年一直耿耿于怀的“心病”。

　　在过去10年来，中国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从未间断。然而，利率市场化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存款利率市场化一直未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在近段时期陷入了停滞。

　　2012年1月4日，央行发布了一份周小川的讲话稿，他称，要有规划、有步骤、坚定不移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2012年6月，央行宣布存贷款利率浮动区间进一步扩大，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1.1倍，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下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0.7倍。

　　但是，目前占金融部门融资总额近一半的非贷款类业务资金价格已完全市场化；另一半依靠银行贷款实现的融资，绝大部分也已在贷款利率下限之上自主定价。

　　在2012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周小川在回答“如何看待应该下调贷款利率的建议”时坦言，“我对这一块的评价不一定合适。首先我表示一条，我们鼓励各种研究机构、经济学家都参与政策讨论，提出各种评价，提出各种建议，这对货币政策的形成有好处，对改革开放也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