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或明或暗的“国进民退”与垄断势力的强化，民间资本投资空间趋于狭窄化。巨量的民间资本尤其是大众储蓄，只能放在银行里，招致“负利率”。这种情形是一种困局，与民企“融资难”一起，可视为一种“双困局”。

　　化解民资民企金融“双困局”也好，推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也好，必须把握大势。

　　在我看来，“后危机”不仅仅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时段，而且还是世界经济发展与演化的一种状态。这个时段至少持续五年，也许更长。这个时段的世界经济将麻烦不断，不会太好，但也不会太差。

　　不会太好的根本原因在于，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深层隐患未能消除，这便是全球经济失衡，失衡最突出的标志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的赤字与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巨额的盈余。美国欠了太多的钱，中国攒了太多的钱。只要这种失衡未有缓解，发达国家的赤字不能得到逆转，那里的债务危机就会不断，世界经济就难以出现持续性增长。但世界经济也不会太差，不会发生上世纪30年代那样的大的萧条，原因在于，一个全球性分层的协调机制在形成。

　　继世界经济“后危机”时代而来的，是一系列国内经济与政策演化的“后时代（或时段） ”背景，所有演进中两个国内“后”时代背景最值得关注：

　　一个可称为“后刺激时段”。这一轮中国经济逆势增长主要靠了政府大力度的刺激。金融危机引出的4万亿而十几万亿的刺激性投资，短期内促成了中国经济的超高速增长，但也埋下了诸多隐患。直接的隐患是通货膨胀，间接而深层次的隐患是重复建设与效率损失。这些隐患需要多年去熨平。因此接下来不会再有大的刺激政策出台，就这个意义而言，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后刺激时段”。这个时段的经济与贸易将经历艰难的调整。调整的目的在于促成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另一个可称为“后跑路”时代。“跑路”是怎么回事儿，各方都很清楚，就是温州发生的民企老板逃往境外躲债的事儿。民资投资与民企融资话题的发热，显然是由这种“跑路潮”引出的。客观地来分析，民企老板“跑路”与民资投资空间狭小密切联系在一起。

　　一方面，做大了的民间资本遭遇了日益狭窄化的国内投资空间，凡是有利可图的实业，差不多都给公营及垄断行业所把入炒作的虚拟行业。

　　另一方面，从事实业的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贷款难愈演愈烈，不得不诉诸高利贷。非常清楚的是，温州民企老板颇具轰动效应的“跑路潮”，将这种“双困局 ”问题最终给挑明了，引起高层关注并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改革权限。现在是个“后跑路时代”，政府已经开始给予民间金融与名企融资以前所未有的高度关注，由此有望推动一次以规范民间融资与解决民企“高利贷”困境的改革浪潮。

　　除了上述“后时代”而外，还有许多可打上“后”烙印的背景。比如说“后转型升级鼓噪时代”。转型升级喊了多年未见效果，在珠三角看到的是转行而非转型，在长三角尤其是浙江看到的是民企投资虚拟化，在别的许多地区与行业看到的是重复建设及新兴产业一哄而上等等乱局，到了该反思与变革的时候了。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与政策变化，这样一个鼓噪的阶段必然淡去，取而代之的必须是实实在在的“功课”，只有功课做到家了，才会有实实在在的转型升级，这个阶段需要一些硬的约束条件。如此等等，都须纳入约束条件分析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