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实施必要的改革推动利率完全市场化，将促进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不过，这是一项惊天动地的系统性工程，并非发几个文件就能短期促成。作为最大的市场经济主体，利率市场化意味着银行业将要彻底打破以往存在多年的利率行政性垄断，这不啻于“自我革命”，对中国商业银行的传统盈利模式注定是个重大的考验。

　　在这场不可逆的体制性突围中，能否以较小的代价获得成功，能否通过倒逼让银行强健肌体，能否让重构的利率体系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利率市场化：要有时间表

　　文/ 王尧基

　　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攻坚之路借鉴日本做法更切合国情，即银行间接融资市场利率市场化从缓，同时快速发展实行市场利率的债券市场，与银行间接融资市场相竞争，逐渐实现完全的利率市场化

　　利率市场化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起步已有10多年了，但距离真正的利率市场化还差很远。“十二五”开局前后，中国对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传递了空前明确的信息：中共中央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中国金融高官连续发表了多篇有关利率市场化的专题文章。但此后不久，又有金融高官表示目前存款利率市场化的推出还没有时间表。这使人们感到在中国完全实现利率市场化既“近”又“远”。

　　在中国走向“创新驱动、转型发展”阶段之时，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的加快，直接关乎银行、企业乃至个人等经济主体承受能力的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拖不起”、“急不得”，但在其成为各方关注新焦点的情况下，为了抓住机遇、切实推进，管理层应尽快定出改革攻坚的时间表。

　　现实需要：利率市场化改革“拖不起”

　　价格是市场机制的核心，它反映供求关系、引导资源优化配置。利率是资金的价格，其形成机制影响到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重要经济杠杆的利率对国民经济运行发挥着非常重要的调节作用。一国市场机制发育到一定程度，必然要求市场化的利率机制与之相适应。

　　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利率由市场决定。即将利率的决策权交给金融机构，由金融机构根据资金状况和对市场动向的判断来自主调节利率水平，最终形成以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为基础、以货币市场利率为中介，由市场供求决定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利率体系和利率形成机制。在利率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资金能够自由地从资金利润率低的部门向资金利润率高的部门流动，从而使市场的优化资源配置作用能够得到充分体现。

　　从宏观层面来看，以往国内金融市场的利率，特别是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基本上被政府严格管制。这种管制下的低利率，不仅扭曲了整个金融市场的价格机制，也造成了国内许多经济关系的错位与扭曲，整个市场的金融资源配置必然是低效率的。这也必然会导致粗放型经济过度增长、传统的产业结构流行、资本挤出劳动力、居民消费被挤出、固定资产投资过热、房地产泡沫持续膨胀、资产价格飙升、居民财富制度性转移等，还导致体制外融资现象严重、民间融资成本畸高。此外，在利率管制条件下，央行对利率的调整是间断的，往往隔数月甚至数年才调整一次，利率不能及时有效地反映资金的供求状况。因此，只有实行利率市场化，使利率高到足以反映资金的稀缺程度，央行的货币政策才会有顺畅、有效的传导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国内金融市场价格水平与价格机制，改变经济主体的资金使用行为决策，从而改变资金使用的供求关系，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推动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从微观层面来看：首先，就国内企业而言，在管制条件下，由于利率水平不能准确地反映市场的资金供求状况，在相当多的时候管制利率是低于市场均衡利率水平的。由于国有企业是主要的借款人，这必然导致国有企业在资金运用中过度借贷，并形成资金的低效使用，甚至浪费。局部地区不时出现的非法集资问题，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储蓄利息水平过低以及集资高收益的吸引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利率市场化可能带来的贷款成本提高，将大大强化企业的资金成本意识，促使企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这样，将会有效抑制原本不缺钱的大企业对廉价信贷资源的过多占用，使得信贷资源能更多地用于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其次，就国内商业银行而言，由于利率市场化将使银行利差收窄、竞争更充分，商业银行的效率、管理、创新和服务等面临严峻考验，将促使银行摆脱对利差收入的过度依赖、提高中间业务的利润贡献，也会使银行的利率风险观念增强、努力开发和提供新的金融产品及更好的服务。这样，同类金融产品可能有不同的品牌、规格和目标群体，不同金融机构对同一项目、同一客户的风险判断也会出现差异，这些差异在其金融产品的定价中会得到反映。利率市场化将打破国内商业银行的“大锅饭”，银行之间的盈利水平将逐渐拉开差距，银行业将步入“优胜劣汰”时代。再次，利率市场化将使银行和客户间的双向选择成为可能。通过利率市场化，金融机构会提供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客户可以选择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和价格，而金融机构也可根据客户的信用等级差异对同一产品实行不同价格。

　　无论从宏观层面，还是从微观层面来看，利率市场化对优化金融资源配置都至关重要，故利率市场化改革滞后带来的效率损失是巨大的、“机会成本”很高。同时，人民币国际化、汇率市场化和利率衍生工具市场的发展都要求利率市场化尽快迈出实质性步伐。因此，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拖不起”。

　　前车之鉴：利率市场化改革“急不得”

　　从先行国家的实践来看，利率市场化的确可促进金融机构的竞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但由于国情不同，各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路径与结果各异。这既和一国利率市场化的措施、步骤有关，也受该国宏观经济环境、金融市场发育程度、金融监管等因素的影响。

　　美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从大额定期存款起步，推行比较顺利。1970年6月，根据美国经济发展和资金供求的实际情况，美联储先将10万美元以上、期限在3个月以内的定期存款的利率实行市场化，后又将90天以上的大额存款利率的管制予以取消。同时，继续提高存款利率的上限，以此来缓和利率管制带来的矛盾。1980年3月，美国颁布《废止对存款机构管制与货币控制法》，正式推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分6年逐步取消对定期存款利率的最高限。美国据该法案设立了“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委员会”，由该委员会根据经济情况和金融机构的安全性及健全性而取消了美国各州政府对住宅抵押贷款的限制，并在1980-1986年依大额定期存款、小额定期存款、储蓄存款的次序逐渐取消了对存款利率的管制，实现了存款利率自由化。美国的利率市场化营造了公平的竞争环境，提高了存款机构吸收存款的能力，继而增加了竞争力，使银行的支付和信贷供给能力迅速提高。但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加剧、利差收窄，使得以往依靠利率管制才能生存的中小银行举步维艰，众多的小银行倒闭。1987-1991年，年均有200家小银行倒闭。1981-1991年，该国因银行问题所造成的损失高达4000亿美元。

　　日本的利率市场化改革采用从货币市场利率起步再到银行利率改革的较稳妥路径，取得了成功。1978年，日本银行允许银行拆借利率弹性化，其后又放开了银行间票据利率。次年，该国批准商业银行发行利率不受限制的大额可转让存单。1984年，该国以发布“金融自由化与日元国际化的现状及展望”为标志，正式推行利率市场化改革：进一步降低大额可转让存单发行标准，并引入了与大额可转让存单市场利率联动型的存单；由以前在日本银行规定利率基础上加一个小幅利差，改为在筹集资金的基础利率之上加 1%，基础利率是对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可转让存款、拆借资金等4种资金利率的加权平均。当时，由于可转让存款、拆借资金的利率已经放开，贷款利率已部分实现了市场化。1991年7月，日本银行停止利率窗口指导。1993年，日本的定期存款和活期存款利率先后实现市场化。次年，该国实现了全部利率的市场化。

　　韩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比较曲折，经历了从放开利率到重新管制、又放开利率的过程。1981年起，该国央行不再限制商业票据的贴现率，并用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代替贷款利率上限，允许银行根据借款者的信用等级采用不同的利率；准许银行在规定的利率上限内，根据期限确定存款利率。1983年，韩国取消了商业银行政策性贷款的优惠利率；次年开始允许商业银行对不同的贷款人收取不同的利率，但仍设定了利率浮动范围。经过几年的过渡，韩国于1988年12月全面放开对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利率管制。但因1989年该国的经济形势恶化，导致政府对已经放开的存贷款利率重新实施管制。1991年8月，韩国银行和韩国财政部联合公布了《对利率放款管制的中长期计划》，再次宣布实行新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按照从非银行机构到银行机构、从贷款到存款、从长期到短期、从大额到小额的顺序，逐步扩大市场化利率的比重。1997年，韩国又放松了对活期存款利率的管制，从而实现了全部利率的市场化。

　　阿根廷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则因急于求成而以失败告终。1971年2月，阿根廷进行部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尝试，但由于决策失误，改革很快夭折。1975年，该国在恶性通货膨胀的压力下再度推行利率市场化改革，除了储蓄存款利率上限维持在40%外，取消了其他所有的利率管制措施。1977年下半年，该国先将储蓄存款利率上限放宽到55%，后来又取消了所有的利率管制，实行利率的全面市场化。此次改革仅用了两年时间。由于改革准备不充分，利率市场化改革完成后，国内出现了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国内资金供不应求，实际贷款利率飙升，大批企业因无法偿还银行贷款而倒闭，本国商业银行和企业被迫向利率相对较低的国际金融市场借贷，导致外债过度累积和政府的重新干预。中央银行被迫发行10万多亿比索货币，以挽救那些濒于破产的企业，从而加剧了通货膨胀；而企业的倒闭又反过来冲击了银行，使大批银行相继破产。于是，该国不得不于20世纪90年代初放弃了利率市场化政策。

　　总的来说，美国、日本的利率市场化过程持续时间较长，由易到难，比较顺利地取得了成功；而韩国、阿根廷的利率市场化则因操之过急出现了挫折或以失败告终。由此可见，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也只能循序渐进，“急不得”。

　　利率市场化攻坚应有时间表

　　成功的利率市场化改革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长期过程。有鉴于此，央行在《2002年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公布的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总体思路是：从货币市场起步，二级市场先于一级市场；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后短期。其中，贷款利率先扩大浮动幅度，后全面放开；存款利率先放开大额长期存款利率，后放开小额和活期存款利率。另外，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也需要一个不断推进和完善的过程来培育各方面的条件。例如，增强我国金融机构的定价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提高客户的自我选择和自我保护能力、创造良性竞争的市场环境，等等。在此基础上，最终才能实现改革的目标——建立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利率形成机制。

　　事实上，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起步，但“十一五”期间进展不大（见表）。相对于大多数商品价格和要素价格的市场化而言，我国利率的市场化进程相对滞后。截至目前，国内的债券市场利率、同业拆借利率、贴现利率都已经基本实现了市场定价，外币利率的市场化基本到位，贷款利率的浮动空间已经足够大，基本只剩下了贷款下限和存款上限的管制（放开这两项管制的风险最大）。此外，国内主要商业银行现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治理结构，大型金融机构都已上市，摆脱了前些年盈利状况不佳、坏账过多的局面。因此，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在“十二五”期间具备了加速、攻坚的条件。

　　到目前为止，由于我国的存贷款利率未能完全放开，利率水平无法反映真实的资金供求状况，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货币政策效果。因此，我国在扩大商业银行自主定价空间、更大程度发挥市场在利率决定中的作用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目前，央行之所以保持贷款下限和存款上限的管制，主要是为了防范风险：对贷款利率进行下限管理，主要是为防止银行恶性竞争市场份额；对存款利率进行上限管理，则是避免银行竞相高息揽储。

　　我国间接融资份额太高、商业银行主体相对羸弱，特别是目前国内银行业收入仍主要依赖存贷利差，决定了利率市场化的路径不能直接从存贷款利率开始。而且，在债务工具融资占比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前，不能取消对存贷款利率的管制。因此，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攻坚之路借鉴日本做法更切合国情，即银行间接融资市场利率市场化从缓，同时快速发展实行市场利率的债券市场，与银行间接融资市场相竞争，逐渐实现完全的利率市场化。

　　展望“十二五”，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路径将是坚持以债务工具大发展及债务工具利率市场化来促进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根据央行负责人的表态，我国下一步利率市场化的着力点，首先要扩大贷款利率的浮动，特别是向上的浮动范围。在该利率向下浮动方面，可以考虑支持和鼓励大企业发行公司债，使企业融资的利率更为灵活。当国有银行商业化进展顺利，银行体系的竞争水平提高和监管机制得到完善时，就可以考虑逐步扩大商业银行决定贷款利率的自由权、放开贷款利率。而如果银行经营状况良好，国有企业改革也取得较大进展时，就可以逐步放开存款利率。通过这样有步骤、渐进式的改革，最终实现利率的完全市场化。

　　由于利率市场化对银行体系的冲击最大，鉴于境外的正反经验，为顺利推进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一些必要的配套制度应尽快建立：1.为了有效防范市场化利率条件下储户面临的金融风险，我国应该加快存款保险制度的建设和金融机构破产条例的制定，防范银行挤兑风险；2.为了有效防范利率市场化条件下银行面临的金融风险，应尽快建立健全银行间市场的信用风险缓释合约(CRM)机制，这样，持有贷款的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向其他机构购买信用风险缓释合约来实现信用风险转移，银行便可通过购买合约减少银行风险资产权重，进而提高资本充足率，扩大信贷投放规模；3.对议价能力较弱、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中小银行，应事先制定扶植保护措施。经验表明，若取消利率管制，信用程度不如大商业银行的中小银行，将被迫以高于金融机构平均水平的存款利率和低于金融机构平均水平的贷款利率来吸引客户，从而导致其成本上升、收益减少。同时，放开利率后，中小银行的其他风险也会凸现，导致其不良资产增加、经营困难。因此，当利率管制取消时，我国应对中小银行给予“过渡期”等措施进行适当保护和扶植。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对于利率市场化这样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而又“拖不起”、“急不得”的改革，机遇的把握至关重要，因而管理层还是尽快定出相应的时间表为好。

　　作者系复旦大学证券研究所副所长

　　

　　利率市场化后的金融图景

　　文/ 微语

　　目前我国尽管没有实行完全的利率市场化，但利率市场化肯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此期间存贷款利率已具有一定的弹性，竞争也较为激烈，改革后的利率变化不会太大，银行也没有动力通过调整存贷款利率的方式进行竞争。加之与利率市场化国家比，我国利差不高，因而至少在短期内银行的利差不一定会缩小

　　利率市场化注定是个渐进的过程，政策推出的时点也不会像想象中那么快。除了外部看得见的诸多因素外，目前不论从内部制度还是软件硬件上看，银行业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过展望今后的金融图景，一旦存款利率上限或贷款利率下限放开，利差迅速下降冲击银行盈利能力、中小银行受大银行价格战挤压大批破产、中小企业贷款难缓解等观点未必站得住脚。而基于利率市场化对贷款的冲击较大这个判断，下一步优先允许存款利率适度上浮更为合适。

　　短期存贷款利差未必缩小

　　一般理论认为，利率市场化之后，市场竞争的加剧将引起利差收窄，存贷款利率将趋同化，银行业的平均利润水平将下降。随着利率变得更有弹性，资金将流入那些收益更高、风险更低的项目，资源配置效率将大幅提高。这正是大多数国家进行金融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动因。不过笔者认为，在目前中国，即使对存贷款利率实行市场化，至少短期内利差不一定会缩小。

　　目前银行业的竞争状况将影响到利率市场化之后利差水平。换句话说，利率市场化是否会导致银行利差的大幅缩小，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市场化前后资金市场的竞争程度。如果市场化之前，存贷款利率市场化已经十分激烈，银行为了避免基准利率的限制采取非价格手段进行竞争，一旦利率市场化，将转入价格竞争。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明确。第一，我国存贷款利率市场化的程度如何，利率弹性如何？如果利率变动弹性较大，则利率扭曲较不严重，利率市场化之后并不一定会降低利差，或者利差降低很小；相反，则利率扭曲严重，未能反映市场资金的供求状况，此时市场化之后利差会大幅下降。第二，金融机构是否为存贷款进行激烈的市场竞争。如果市场由几家银行垄断控制，市场竞争不激烈，利率市场化之后，不过是将利率的政府控制转变为垄断金融机构控制。这一情况下，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未必会带来利差的缩小。

　　在我国，尽管存贷款利率没有实现市场化，但存贷款利率的浮动空间已经大幅扩大。在贷款方面，1999年，县以下金融机构和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最高可上浮30%。2003年，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地区信用社的贷款利率浮动上限扩大到基准利率的2倍。2004年，贷款利率市场化取得了重要突破：2004年1月，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的贷款利率浮动上限扩大到贷款基准利率的1.7倍，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的浮动上限扩大到贷款基准利率的2倍，贷款利率浮动上限不再根据企业所有制性质、规模大小分别制定；2004年10月，基本取消了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利率上限，仅对城乡信用社贷款利率实行基准利率2.3倍的上限管理。至此，人民币贷款利率开始过渡到“上限放开、实行下限管理”的阶段。在存款方面，2004年10月，人民银行对零售市场上的存款利率实行下浮制度。至此，人民币存款利率开始过渡到“下限放开，实行上限管理”的阶段。人民币存贷款浮动空间明显扩大，同时基准利率的调整也越来越注重预调、微调和灵活调整。因此，从利率弹性方面看，目前的银行对利率有一定的自主定价能力。

　　根据人民银行2005年1月对全国金融机构法人2004年第四季度贷款利率浮动情况的统计显示，2004 年第四季度金融机构发放的全部贷款中，实行基准利率的贷款占比为24.56%，比三季度下降4.54个百分点。这说明我国目前尽管没有实现利率市场化，利率上限放开以后，银行能够根据市场的需求主动调整贷款利率。

　　再来看银行之间的竞争状况。2000年以来，各地新设金融机构如雨后春笋涌现出来，为了争夺有限的存贷款资源，银行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2010年，由于监管机构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和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控制银行信贷规模的扩张，银行之间为了争夺有限的存款资源纷纷打擦边球，对存款直接返点。有媒体报道，直接返点后揽存的年化利率高达6%。2010年8月，银监会发出通知严禁金融机构擅自提高利率，或通过有奖储蓄、减免或报销其他业务手续费，甚至是安排亲属就业等方式高息揽储。但由于金融机构资金紧张，高息揽存现象仍屡禁不止。9月中旬，银监会向包括农行、光大、广发、平安、华夏和渤海银行等6家银行开出罚单。

　　2011年3月，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指出，“中国利率市场化程度被低估。而央行之所以未完全放开利率，主要是担心商业银行尚未经过经济周期的考验，同时银行公司治理不够成熟，利率市场化可能引发恶性竞争，影响银行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可见，在目前利率弹性和市场竞争都较为激烈的情况下，存贷款利率市场化不一定会带来利差的大幅缩小。

　　那么，银行是否有动力降低利差空间？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会。第一，竞争形成的存款利率的提高和贷款利率的降低会带来银行规模水平的扩张，这样，银行能够通过薄利多销的方式配置资金，从而弥补利差缩小所带来的损失。第二，银行通过改进管理水平和金融创新，降低单位收入的成本，增加收入。在第一种情况下，要求资金供应曲线和需求曲线必须有很高的弹性。例如，存款利率提高1个百分点，存款增加将超过1个百分点，这样，尽管存款利息增加了，但吸收的存款增加更多。贷款也是同样道理，如果贷款利率降低会带来更大的贷款规模，银行肯定有动力降低贷款利率。在第二种情况下，银行通过存贷款利差创造的利润不如一些高附加值产品，因此将把精力投入到这些产品上。

　　利率市场化会带来存款利率水平的提高，从而增加银行的资金成本。银行需要消化这部分成本。在现有银行技术条件和信用环境不变的情况下，这部分成本的增加在短时间内必须转嫁给借款人，从而引起贷款利率的上升。例如2003年6月，银监会打算给国内首家农村合作银行——浙江宁波 州银行利率浮动政策，但遭到了该行拒绝。该行表示存款利率上浮虽然增加了存款量，但也提高了成本，为此银行必须提高贷款利率，进而导致好客户去了其他银行，进来的都是些风险高的客户。可见，银行不会主动拿起利率武器进行竞争。

　　银行高附加值产品开发情况又如何？美国在颁布《废止对存款机构管制与货币控制法》之前的1979年，净利息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为81.75%，而我国2010年上半年，国内五大银行的营业收入中，净利息收入占为77.3%，二者大体相当。问题是利率市场化之后银行会转向中间业务吗？中间业务品种繁多，涉及担保、理财、融资、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等众多领域。需要银行不断进行金融产品创新，一些创新必须在放松金融管制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在我国，银行业金融创新受到太多因素的制约，监管法律不可能在短期内有所突破。

　　事实上，从其他国家利率市场化的经验来看，利率市场化至少在短期内不一定会引起存贷款利差的缩小。例如在利率市场化成功的美国，1978年存贷款名义利率分别为8.2%和9.06%，以后逐步上升，在1981年达到 15.91%和18.87%，利差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当然，从长期看，存贷款利差会有所下降：美国1980-1985年存贷款平均利差为2.17%， 1986-1990年则为1.63%，减少了54个基点。日本平均存贷利差由1984年的3.15%收缩到1994年的 2.33%，减少了82个基点。如果横向比较我国银行存贷款利差就会发现，我国的利差水平并不比那些利率市场化国家高。据工行的一份报告统计，2010年上半年，中国工、农、中、建、交五大银行平均净息差为2.34%，而与此相比较，按照《银行家》杂志2010年全球大银行一级资本排序，排名靠前的美国银行、摩根大通、花旗、苏格兰皇家银行、汇丰、富国银行、巴黎银行、桑坦德银行、巴克莱银行等9家银行2010上半年净息差平均水平为2.88%。国内五大银行的净息差低于欧美地区银行平均水平0.54个百分点，相较于其中净息差最高的富国银行4.33%，更是差距明显。

　　所以，目前我国尽管没有实行完全的利率市场化，但利率市场化肯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此期间存贷款利率已具有一定的弹性，竞争也较为激烈，改革后的利率变化不会太大，银行也没有动力通过调整存贷款利率的方式进行竞争。加之与利率市场化国家相比，我国利差不高，因而至少在短期内银行的利差不一定会缩小。

　　利率大战、大行霸市不易出现

　　利率市场化之后，银行间将不再只围绕数量规模扩展竞争，利率将成重要竞争手段，但竞争强度却不会出现很大的改变。因为银行业的竞争强度并不是由竞争工具决定的，而是由银行的数量，以及银行业资金供给成本和需求状况共同决定的。如果市场资金需求超过供给，就算存在利率管制，银行之间还是会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变相地高息揽存，利率市场化不过是将其公开化而已。

　　改变银行业的竞争格局，只能通过三种方式：第一，银行数量增加；第二，增加资金资源的稀缺程度。第三，银行之间的差异化。有人认为放开存贷款利率会导致银行之间的恶性竞争，引发存款或贷款争夺战，影响金融稳定。这种观点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利率大战并不能增加银行的利润，反而会降低其利润水平。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银行股东不会愿意去做。2000年以来，通过股份制改造、上市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商业银行的产权关系得到了理顺，治理结构有了一定程度的完善。即使银行的管理层愿意打价格战，银行的股东也未必愿意，因为利率战一旦开打，利润水平将下降，股价市值将下跌，所以恶性竞争发生的可能性不大。

　　第二，大型银行不一定会通过掠夺性定价的方式击垮竞争对手。人们往往认为恶性竞争中大型银行通过掠夺性定价，降低贷款利率并提高存款利率让那些实力较弱的中小银行出局。在取得较大的市场份额之后，再提高贷款利率，降低存款利率，将过去的损失弥补回来。但实际上这种情况并不一定会发生，因为大银行存款和贷款数量都很大，如果采取这一策略，其损失将比中小企业大得多，其利润率的下降也快于中小银行。

　　只有在三种情况下，商业银行才会进行恶性竞争：1.银行内部治理出现问题，银行的股东无法约束管理层；2.银行监管薄弱，监管当局对恶性竞争坐视不管；3.政府对银行具有隐形或显性担保，银行股东和管理层不用承担恶性竞争的损失。

　　信贷歧视、区域垄断或难避免

　　利率市场化作为金融领域的重大改革，将对经济运行环境和宏观经济运行产生深远的影响。好的方面不需多说，例如存贷款利率的变动更趋灵活，资源配置效率将提高；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特别是利率政策的实施将更加有效等。但利率市场化可能带来的对经济不利的影响须引起足够认识。

　　首先是差别定价所带来的歧视问题。利率市场化之后，银行获得存贷款的自主定价权，将根据不同性质的借款人和存款人确定利率水平。存款方面，银行获取企业存款的成本较低，居民储蓄存款则相对较高。这种吸收存款成本的差距并不会因为利率市场化、引入竞争机制而有所改变。

　　不同贷款的管理成本差异也很大。银行对任何一笔贷款都要经过层层把关，要评估借款人的信用水平，了解借款项目的预期收益率。贷款流程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不过针对不同的借款人，贷款的管理成本差异很大。大企业和大型项目的借款更受到金融机构的青睐，因为单位贷款管理成本银行能够管理更多的贷款，而且大企业的资金实力雄厚，财务制度健全，贷款风险更低。中小企业和个人贷款不但金额有限，而且贷款信息收集难度较大，风险控制成本较高。因此，利率市场化之后，大型企业在贷款利率方面谈判能力更高，往往能够获得更低的利率，而存款能够得到更高的利率；相反，中小企业和个人数量分散，在利率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贷款利率更高，存款利率可能更低。

　　其次是垄断的问题。借贷市场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地域性将产生一定的进入壁垒，特别是欠发达的区域，存款和贷款数量都有限，这样，市场只能容纳为数不多的几家金融机构，这就产生了垄断的问题。在利率市场化之前，银行的利率水平由国家控制，可能还不会出现垄断定价的问题。一旦利率市场化之后，垄断定价的问题就会显现，地方性金融机构会依仗自身的垄断优势索取高价，压榨中小存贷款人。

　　存款利率优先放开更合国情

　　长期来看，利率市场化之后银行业的利差水平将降低，尤其是对贷款的影响比较大，资产收益率将回到社会平均水平。有人初步测算认为，利率市场化完全放开会导致银行利润缩水1/3。当然，这个过程可能会一波三折。短期内，如果银行利差扩大能够弥补存贷款规模缩小带来的损失，银行业ROE水平不一定会降低；即便出现轻微下降，银行也可以通过加快开发中间业务的方式加以弥补。当然，如果银行在短期内不能妥善处理好竞争关系，高息揽存，打利率战，盈利受损不说，资本市场也会对银行ROE水平快速下降产生负面预期，拉低股票估值。

　　所以，目前不论从内部制度还是从软件硬件上看，银行都没有完全准备好应对利率市场化，预计政策推出时点不会像想象的那般快。那么，进一步的利率市场化会走怎样的路径？

　　和外界的猜测不同，笔者认为，下一步利率市场化的重点放在允许存款利率适度上浮方面，似乎更适合国情。2004年以来，我国贷款利率上限基本已放开，市场化较为充分，但存款利率市场化相对较慢。商业银行通过出售理财产品、变相高息揽存等方式，已经将存款利率部分市场化了。因此，存款利率市场化的风险不大。在存款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可以考虑先放开大额存款的利率，因为占比较低且之前已有协议价，故影响很小；其次可能分步实施允许定期存款利率适度上浮。需要指出的是，如果目前环境下允许定期存款利率上浮，例如10%，则相当于一次非对称加息，对银行净利润的负面影响约6%，但对投资者的心理负面影响会更大。再远一步看，不排除根据银行的贷款竞争情况发展，逐步有条件放开企业的资金放贷。

　　作者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处

　　银行的苦恼

　　文/ 鲁政委（兴业银行(601166,股吧)首席经济学家）

　　利率市场化与其说是对银行的挑战，还不如说是监管者和银行共同面对的挑战，在某种意义上可能首先还是监管者面临的挑战

　　利率市场化肯定事关银行业发展，这要求中国的银行业加快转型、积极应对。但从银行的角度说，很多问题银行自己无法独立解决。

　　定价难：没有路，车怎么开

　　利率市场化直接面临的问题是市场化后不再有婆婆给银行定价了。但银行该怎么来定价，能力够不够？这对商业银行是个严峻的挑战。

　　之所以怀疑或者担心商业银行的定价能力，是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金融市场的发育分不开。目前即便西方最厉害的银行，也很难凭空确定一个合适的存款和贷款利率。必须要有参照，要有一个大家共同认可的指标。

　　在贷款利率的定价参照方面要相对好一点。目前我们的很多利率都已经市场化，特别是货币市场利率、债券市场利率。贷款利率由此可在债券市场，或者说信用债、企业债、公司债等短融的基础上，根据相应的期限加上一些点来确定，这为一年及以上期限的定价提供了参照。对于一年以内的定价参照，央行今年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对信用评级超3A的企业允许其发行270天以内的任何期限的超短期融资券，简称SCP。这就为银行对一年之内的贷款利率的定价提供了可能的参照。

　　但是存款怎么定价呢？在现有已市场化的利率中，还没有一个是跟存款的性质比较接近的。因此，我们一直建议央行推出大额可转让存单，国外是10万美元以上，在国内可考虑10万元人民币。先从大额开始，然后慢慢地普及，就可以逐渐形成一个和存款利率很接近的参照利率。

　　如果将存贷款利率一并考虑的话，目前的基准利率存在问题，与此相关的貌似已市场化了的利率也存在明显的问题，比如中国信用债的定价和信用利差，其周期波动与标准市场化下的表现对照，几乎是完全相悖。

　　可以说，在整个金融市场上，现在最缺的是一条基准的收益率曲线。目前市场上很多利率都具有一定的基准的特征，但却没有一个大家都认同、可以坐南朝北的王者。按照较成熟的市场来看，一般是由国债的收益率曲线或者说国债的互换利率曲线来充当基准利率曲线的，但在中国，由于对这个问题重视不够，目前国债的收益率曲线还不是很完善。

　　可见，只有当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完善时，金融机构的定价能力问题才能真正提高。打个比方，现在的问题是，司机没有办法开车是因为没有路，只有当路修好了，司机还开不好的时候才可以说司机有问题。当然，中国金融改革是个修路与开车共同推进的过程。

　　转型难：不得越界，不得不贷款

　　目前存款利率的上限和贷款利率的下限管理，已成为了利率市场化的最后堡垒。一旦完全放开，将导致银行存贷利差被显著压缩。在存贷依然贡献了当前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业大约八成利润的情况下，将会导致银行利润锐减。由此，大幅度提高中间业务收入就被作为“转型”的核心摆上了台面。只有从存贷款之外那部分钱挣的越多，利率市场化之后对银行的冲击才会越小。“转型”的必要性明白了，但“转型”障碍很多人却并没有全看清楚。

　　第一，80%左右的资产配在贷款上，这个现状银行不满，监管部门也不满，我们十多年前就提出要增加中间业务收入，可转变的速度依然不尽如人意，究竟哪个地方出了问题？中国的宏观融资结构表明，目前支持经济发展的80%左右的资金，都是来自银行贷款。与其说银行为了赚钱猛放款，不如说中国的经济增长需要银行贷款；如果银行不贷款，经济增长就会出问题。当前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现状和宏观融资结构的桎梏，使得银行“转型”能够回旋的余地很小。

　　第二，在这样的宏观融资结构下，如果指望银行另外20%的资产能够为其带来30%－50%的收入，这现实吗？如果现在果真已经走到了这一步，那还真让人担心：中国的银行到底有没有泡沫，它的业务是不是安全？

　　第三，现在我国依然是严格的分业监管，银行被严格圈于贷款和债券投资之中，其他领域银行鲜可置啄。此种情况下，银行不主要从贷款获得收入，还能去哪里赚钱呢？

　　我们不妨看看西方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中的三大构成。一块是投行业务，主要不是依赖债券发行，而是股票承销和资产证券化。中国现在的情况是，不允许银行从事股票承销，资产证券化也仍处于试点阶段，所有的券商都可以抢银行的饭吃，银行却不可以分他们的羹。

　　第二块是资产管理业务，可以直观地理解为代客理财。很多国际银行的资产管理业务甚至超过了其资产规模，为利润做出巨大的贡献。但在中国，银行不能涉足股市，不能涉足商品市场等，这导致其理财产品品种非常单一，只能依赖贷款和债券，可债券在很多时候只是市场利率，利率偏低，对客户没有吸引力。

　　监管不对等也对商业银行理财的发展造成巨大的影响。比如在银行做的理财亏了，客户很可能会搬张小板凳坐在门口抗议，但基金、券商、私募理财亏损，客户往往会自认倒霉。最后的结果是银行提供的绝大部分产品实际都是保本的，没有风险就很难有较高收益，这样银行只能给出4%-5%很低的收益，很难和基金券商竞争。

　　西方银行中间业务收入的第三块是交易，可以理解为高买低卖，或者收取中间手续费的形式。但是，西方的银行交易什么？债券、外汇、股票、商品以及其他的衍生品。国内的银行只能交易债券和外汇，而中国的外汇市场规模还很小，交易也不活跃。虽然国内少数几家银行被允许参与上海黄金期货市场，但仅限于黄金而已。

　　可见，西方银行赚钱的三大块，目前在中国都还很难做大。那么，指望中国的银行现在就“转型”成功，恐怕还不现实。

　　融资难：发债还是股市“割草”？

　　在种种制约因素下，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一时还无法无法从利差模式中跳出、转到以中间业务收入为主的模式上来。实现利率完全市场化后，中国银行业除了要面对严峻的利差收窄挑战，还将面临全球金融业强化资本监管的环境。这是当年美国和日本利率市场化时都没有碰过的问题。

　　在现有的银行监管模式中，贷款的风险权重是100%，也就是说1元钱的贷款要消耗1元钱的资本。但资本是有限的，除非可以一次次地从资本市场上“割草”或者说不停地筹资，否则，就只有靠银行自身利润的积累，而这些利润又主要来自利差收入。万一利差收入这一块也因为利率市场化而被大规模压缩，最后怎么办呢？没有出路。

　　西方的银行在这方面要有优势一些，因为其不仅最消耗资本的贷款业务占比不大，而且发债补充资本的渠道也比较通畅。在中国，银行为充实资本发行的债券必须由非银行机构持有才可以计算在内，倘若银行互持则必须扣除，这的确有利于强化整个银行业的稳健性，但对中国的银行持续补充资本的影响却是非常大的。因为中国债券市场的格局基本上是银行业一家独大，差不多占了8.5成，保险占1.0成，券商基金占剩下的0.5成；而西方则是“三三制”，银行、保险、基金三分天下，如果把银行持有部分扣除，还有2/3的部分不是银行持有的，西方的银行发债补充资本仍然不会有明显影响。但在中国却不行，互扣的规定意味着银行通过发债补充资本这条路就被堵死了。如果自身利润不足，如果不可以一遍遍从资本市场上融资，不知道还能怎样为银行找到可持续的资本补充渠道？这个问题到今天仍然没有切实可行的答案！

　　纵观上述讨论，利率市场化与其说是对银行的挑战，还不如说是监管者和银行共同面对的挑战，在某种意义上可能首先还是监管者面临的挑战。比如，综合化经营显然是监管部门应该从战略层面进行谋划的问题，这不是银行个体能独立解决的。只有综合化经营得以推进，银行才可能进入更多非传统贷款领域开展业务，才可以拓展中间业务收入，才意味着找到一条可持续的资本补充渠道。到那时，放开存贷款利率管制才能减小对银行业盈利的冲击。

　　本刊记者郭洪业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融资规则酿变的企业心态

　　文/本刊记者 严学锋

　　“利率市场化后，银行作为市场主体，还是会抓大放小。”“国企有实力，也比较讲信用，在运营过程中重风险控制，没有太多的动力去冒风险，这方面占优。而比较小的民企，银行不太敢放贷。”

　　全面利率市场化的脚步越来越近，这对企业意味着什么？国有、民营企业该如何从融资规则的改变中寻找新的机会？为此，本刊与从事房地产、制造业的四家代表性企业的董事会秘书进行了交流，涉及大型央企、地方国企、民营企业。他们分别是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的万毅、北京城建(600266,股吧)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张财广、冠城大通(600067,股吧)股份有限公司的肖林寿，以及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的周斯秀。

　　《董事会》：基于目前的融资环境和利率市场化的预期，您对今后企业存贷款利率的走向有什么判断？

　　万毅：利率水平还会上升，资金的价值会得到更好的体现。我们有经济研究中心和信息情报所，对宏观经济做综合分析。

　　张财广：现在利率肯定是走一个上升周期。利率市场化后，银行考虑客户的风险，实行差异化的利率可能性很大。利率市场化对有实力的企业是有好处的，贷款利率可能降低，形成共赢局面。我们公司的银行贷款基本上是授信的，利率基本是下浮的，因为国企有实力，也比较讲信用，在运营过程中重风险控制，没有太多的动力去冒风险，这方面占优。而比较小的民企，银行不太敢放贷。

　　肖林寿：目前应该是加息周期内，我们判断至少持续两年。随着存款准备金率的调高，目前的资金面很紧。银行的议价能力有所提升，以前是授信额度放在那里，现在则是要赶紧拿走。眼下，很多企业的银行贷款利率都上浮了20％或者30％，我们最高的一次是上浮15%。

　　周斯秀：目前政府把控制通胀作为首要工作，结合1月30日人民银行发布的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和最近本地的金融市场变化，我们认为存贷款基准利率中长期有进一步上调的趋势。

　　《董事会》：能否透露公司目前的筹资成本和融资结构？一旦存款上限和贷款下限逐步放松管制，对公司有哪些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有没有做过情景分析？

　　万毅：目前仍以间接融资为主，其中银行贷款占绝大多数。两次大的直接融资是IPO、2007年发行可转债75亿。利率方面，一般是下浮10%，我们是大企业，现金流稳定，信用等级比较高。利率市场化的话，会有很大的资金成本上升压力，不过目前没有感觉到信贷压力。

　　张财广：我们的资金来源主要是银行贷款、信托、股权融资以及大股东的支持。银行贷款基本是基准利益下浮10%。去年我们搞了个2亿的信托，基准利率拿到的，要是民企肯定拿不到，至少要抵押担保。我们也在考虑别的融资方式，比如跟房地产基金合作。近三、四年，我们用得较多的是资本市场的融资方式；2009年公告要做32亿的股权融资，受宏观调控的影响，一直停着。

　　要说融资的困难，银行贷款这块没有。最大的困难是股权融资，对企业的发展有一定影响。因为现在对地产公司来说，最困难的是拿地的资金。利率市场化后，对运营比较好的公司应该是利大于弊的。

　　肖林寿：目前我们的融资应该还算可以，不算困难，有息负债的占比只有19%。房地产业务的贷款利率最高的上浮幅度是15%；大股东借款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没有做信托基金。利率市场化后，银行会择优，较好的企业相对会处于优势地位。银行对我们的资质是比较认可的。

　　周斯秀：目前，公司有存款无贷款。如贷款下限和存款上限逐步放松管制，对公司的影响应该是正面的，将带来公司利息收入的增加。

　　《董事会》：利率市场化后，银行将把保全银行资产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企业筹资和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将会放大。公司在财务管理、特别是资金经营策略方面，从制度到运营，有何应对考虑或采取哪些战略性举措？公司已经或准备采用哪些金融工具规避利率风险？

　　万毅：这方面正在做研究。利率市场化也喊了很多年，进程有多快，有多少直观的冲击，还要观察。常规降低财务风险方面的工作一直在做。

　　张财广：那肯定会有，比如说股份公司实行资金统一调度。下一步会考虑用金融工具规避利率风险，可能会用短期融资券。

　　肖林寿：核心是提高周转率来提高使用资金效率。

　　周斯秀：由于公司的经济效益与现金流状况较好，目前乃至今后的一定时期内，资金方面都不会产生太大的压力。并且，公司与无锡各家银行有非常良好的合作关系，目前各银行提供的信用借款额度较大，公司间接融资不会受到利率市场化的过大影响。作为一家市场形象较好的上市公司，除债务融资外，公司还可以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股权融资。如果银行从防范风险的角度出发，控制信贷规模，对公司的供应商而言，由于其资金负担加重，可能会将部分成本转嫁，公司的采购成本或有提高。应对方面，资金核定与成本控制是公司的一项日常工作；考虑到通胀及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公司在经营策略方面尽可能采取“资产人民币化，负债外币化”的操作方式。

　　《董事会》：投资方面，公司现在有无结合融资战略需求，在货币、债券等市场进行结构性套利？随着利率自由化，未来相关的投资规划是什么？

　　万毅：这个在研究。

　　张财广：现在还没有结构性套利，以后会有。

　　肖林寿：目前还没有做。利率市场化和未来的投资规划没有必然联系，公司的发展还是根据战略来。

　　周斯秀：投资方面，关于挂钩货币和债券市场的理财产品，公司正在研究，但目前没有购买。随着利率自由化，未来有可能纳入公司的投资规划。

　　《董事会》：利率市场化后，中小企业的融资处境可能更为艰难，您觉得应该从哪些方面给予扶持？诸如信用担保中心这样的机构未来是否会发挥足够作用？

　　万毅：应该从政策上给予中小企业支持，应该有专门针对中小企业服务的机构。目前中小企业资金比较紧是很明显的，像公司的经销商，不是价格的问题，是额度紧张，放不出款。利率市场化后，银行作为市场主体，还是会抓大放小。市场化程度越高，市场规律越充分，银行怎么配置都是对的。

　　张财广：不要把涉及房地产领域的资本市场融资全停了，有的是做保障房的，不能一刀切。这可能影响一些好企业的发展。

　　肖林寿：地方政府应该更给力。信用担保中心到底能提供多大的信用担保？这个是要打问号的。他本身就1亿、10亿的资金，放大效应没有做出来，特别是民营的担保中心。

　　周斯秀：对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我觉得可以适当放宽担保条件，如除传统的资产抵押担保的担保公司担保外，也可以通过股权担保等多样化的担保方式，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支持。担保中心会发挥一些作用，通过风险分担和专业化的分工，能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渠道。但通过担保公司担保，会加重中小企业的成本，不利于中小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