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起票据中介代理前手“贴现”，贴现机构向该前手划付票款后，票据中介又否认委托代理关系，以票据权利人身份要求贴现机构“再付一次”的案件。

原告：许某实际控制的上海某钢贸公司（票据中介）

被告：上海某金融服务公司

涉事方：上海某公司（本案例中的票据收款人），许某及其实际控制的上海某钢贸公司（票据中介）

上海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公司”）是一张300万的电子银行承兑汇票的收款人，该票据出票日为2014年11月4日，到期日为2015年11月4日。上海公司取得票据后，委托票据中介许某找人贴现，并将票据背书给许某实际控制的上海某钢铁贸易公司（以下简称“钢贸公司”）。许某经他人介绍，最终找到了专门从事票据贴现的上海某金融服务公司（以下简称“金融公司”）并将票据背书给了金融公司。金融公司看到电子背书后，按照许某的指令，将293.5万贴现款直接打给了票据上记载的收款人——上海公司，将3000元中介费直接打到了许某的个人卡上，交易完成。

2015年6月，许某实际控制的钢贸公司以“返还不当得利”为由，将金融公司告上法庭。诉称“因公司财务人员工作失误，在支付货款时，误将电子票据背书给了金融公司，其与金融公司既无交易关系也无债权债务关系，要求返还票据，如果票据客观返还不能则要求返还票据款300万元”。

金融公司辩称“许某和上海公司（收款人）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许某（及其钢贸公司）只是一个‘票据中介’，真正的票据权利人是收款人——上海公司，因此，票据款打给上海公司并没有错。”

为了证明存在这种“委托代理关系”，金融公司提供了许某的手机短信，短信载明许某要求将贴现款打给收款人和将中介费打给其个人账户。

在庭审中，金融公司要求追加收款人上海公司为共同被告，法院以“不是一个法律关系为由”驳回，告知金融公司“对上海公司另行起诉”。

法院经审理认为，金融公司的“委托代理关系”之抗辩没有证据证明：在双方交易时，票据权利人为钢贸公司而不是上海公司，金融公司取得票据权利没有向权利人支付对价，属于不当得利，依法应当返还。

一、民间票据交易亟需立法规制

本案金融公司专门从事票据“贴现”业务，目前对这种票据交易行为合法性存在争议。

我国票据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因此一般认为企业间票据转让应当具备真实贸易背景，不能直接买卖票据。票据贴现是国家特许经营的金融业务，只有经批准的金融机构才有资格办理，而民间票据中介买卖票据的所谓“贴现”属于非法金融活动，不得享有票据权利，甚至涉嫌非法经营罪，应予以取缔。

近年来，对票据法第十条的理解又有了不同的声音：

笔者认为，立法机关应正视大量存在的民间票据交易行为，既要看到其活跃票据市场、促进票据流通的一面，也要充分意识到其游离于监管之外、运作不规范、容易滋生犯罪的一面，在票据法修订时对民间票据交易予以规制，明确其法律后果，以维护金融秩序，统一司法裁判标准。

二、代理贴现亟需规范操作

本案钢贸公司实为票据中介，其一方面通过背书成为票据最后被背书人，一方面又自称是代理前手上海公司贴现，表示该前手才是票据权利人。该种“代理贴现”模式存在重大理论缺陷和现实风险。

一是票据权利人不明。钢贸公司虽然是最后被背书人，但其否认自己是票据权利人，我们自然不能认为其享有票据权利。至于谁是票据权利人，贴现机构无法在票据文义之外进行实质判断。虽然钢贸公司称其前手上海公司是票据权利人，但上海公司已做了转让背书，不能仅凭钢贸公司一句话就认为上海公司仍享有票据权利。因此，此类贴现业务票据权利人不明，贴现机构无论向谁打款都存在风险。

二是委托代理关系不明。《票据法》第五条规定：“票据当事人可以委托其代理人在票据上签章，并应当在票据上表明其代理关系。”本案票据代理关系不仅在票据背书上没有体现，也没有其他书面证明，实践中无论委托人，还是代理人都可能根据利益需要否认该“委托代理关系”。

本案“代理贴现”中，金融公司向中介所谓的“票据权利人”划付票款后，票据中介又否认自己代理人的身份，以票据背书为证据主张自己就是票据权利人，要求金融公司再付一次。如果金融公司直接向票据中介即最后被背书人付款是否更为稳妥？事实上可能风险更大，若中介收款后跑路，则上家上海公司为挽回损失，极有可能否认委托中介贴现，以贴现机构明知中介不是“票据权利人”仍向其付款为由，主张贴现机构恶意取得票据，要求赔偿损失“再付一次”，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也不乏贴现机构败诉的案例。

笔者认为上述纠纷的原因，是代理贴现关系没有书面证明，背书上又直接做成了转让背书，造成法律关系的混乱，给不良中介以可乘之机。因此贴现机构如发现贴现申请人可能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应严格予以审查，按照正规委托代理贴现业务的流程规范办理。

三、合同意识亟需增强

本案“贴现”并无书面合同，金融公司仅根据徐某手机短信就划付贴现款项，无视合同重要性终究酿成恶果，事后钢贸公司对该短信矢口否认，金融公司只能承担败诉后果。笔者认为法院未采信该手机“短信”证据并不意外，原因至少有三：

一是手机短信证明力较低。某些手机可以修改短信内容且不留任何“蛛丝马迹”，而法院又无权向电信运营商调取短信内容予以验证，导致法官对短信证据的认定存在顾虑，不愿将其单独作为定案依据。

二是无法证明钢贸公司授权徐某办理此次贴现业务。

三是无法证明徐某确实使用涉案短信所属号码。

笔者认为，应提高合同意识和证据意识，重要交易事项不能仅仅通过短信、微信等非正式方式沟通，而应由双方在正式合同中签章确认。具体而言，票据交易合同应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