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国要实现可持续和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必须承受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带来的巨大压力，寻找新的增长点，通过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走内需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而要实现这一转型，就必须调整高增长时代的产业政策和货币环境，通过政策与货币的约束、引导，推动中国经济在“平衡点”上实现更有质量和效益的包容性增长。

　　一季度GDP较上年同期增长7.7%。这个意外放缓的经济增长数据，令当日亚洲市场普遍走低。

　　速度的放缓，可能来自全球经济形势以及国内为防范房地产投机而实施的宏观调控两方面因素。这是迫不得已的放缓吗？

　　“经济增速放缓是中国政府更加重视保持经济平稳增长，避免片面强调增长而导致社会和环境问题的结果。”政府官员如是表示。

　　中国当然可以让经济保持更快的增长速度，但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参加博鳌亚洲论坛对商界领袖发表讲话时所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再快一点，非不能也，而不为也。经济增速再重要，也必须“在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及增强环保意识之间找到平衡点”。

　　既然超高水平的经济增长，“不会保持，也不必要保持，也不能保持”，那么，高增长所需的产业政策和货币环境，自然也会作出相应调整。

　　于是，人们看到“国五条”在3月1日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公布了。“国五条”通常被人们视为是针对楼市的重磅调控措施，似乎出台仅为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其实，如果追求经济增速，在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仍然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的背景下，新一届政府何以要在执政伊始，就对经济增长非常倚重的房地产市场下此重拳？显然，“国五条”是作为经济增速降温的重要措施出台的，目的是约束房地产投资增加。“国五条”的推出，表明新一届中央政府并未将“超高增速”，而是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作为了追求目标，涨声一片的楼市成了新政府表达政策意图的最好载体。

　　不仅是楼市。人们注意到，今年来，宽松的货币环境也在悄然改变。投资大鳄索罗斯此前曾表示，中国最需要处理以往为刺激投资引伸的银行信贷问题。其实，细心的人早已发现，中国近年来经济总量并未随资金大量投放而出现快速增长，这表明资金使用效率在下降，资产收益率也在递减。当经济增速放缓之后，继续大量投放货币，有可能会加速楼市等资产价格膨胀，加剧通胀风险。

　　为抵御通胀压力，防止增长过热，抑制资产价格泡沫，从2月19日开始，央行持续通过正回购方式，在公开市场回收流动性，并从3月19日开始加大正回购操作量，迄今已持续回笼货币达八周之久。此次正回购操作持续时间之长，与去年为稳增长向银行体系释放资金而推出的逆回购操作，形成了强烈对比。货币政策操作工具转换的背后，传达的正是中央控制信贷过度扩张的政策基调的变化。

　　众所周知，当今中国，要继续维持过去不计代价的超高速经济增长，已不再可能。北京及全国其他地区严重的雾霾和水资源污染等环境问题，早已对超高速经济增长拉响了警报。去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至7.8%，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则将全年经济增速目标定在了7.5%左右。如果说去年的经济增速放缓，一定程度上是中国主动控制速度的结果的话，那么，今年将全年增长目标继续下调，则是审时度势，寻找“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及增强环保意识之间”的“平衡点”而主动降温的结果。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换到中速增长阶段，今年并不需要支撑7.8%经济增速那样的货币环境，更不需要以泡沫膨胀为代价的火爆的楼市来助推。

　　既然既有增长模式不可持续，那么，中国经济要实现可持续增长，就必须寻求新的增长活力和动力。那么，新的增长“活力和动力”在哪里呢？

　　是出口吗？商务部官员日前表示，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贸易大国，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摩擦逐渐增多。今年第一季度，中国遭遇了22起其他国家发起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较上年同期增长了22%。而2012年，中国遭遇了77起贸易调查，较2011年增长了11.6%；涉案金额总计277亿美元，较2011年增长了369%。其中，仅欧盟针对中国光伏企业发起的双反调查的涉案金额就高达204亿美元。事实证明，当前世界经济再平衡的格局、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环境的重视，以及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加大，都不支持中国出口过快增长。因此，今年贸易环境仍不容乐观，贸易摩擦增加的可能会变得更加常见。

　　是投资吗？虽然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原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林毅夫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仍将由投资来驱动而非消费驱动。不过，目前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债务已达30多万亿元，债务率为40%左右。虽然在一些人看来，这样的负债率“还不算特别高”，但值得警惕的是，惠誉日前调降中国偿还长期本币债务评级，其中两条理由均跟地方政府近年来债务持续上升、融资状况不透明有关。如果继续依赖政府负债来增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不仅会增加债务风险，催生经济泡沫，也会使经济发展重走老路，这显然是人们不愿看到的。显然，目前单纯依赖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

　　回到开头，一如习近平所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再快一点，非不能也，而不为也”。中国要实现可持续和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必须承受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带来的巨大压力，寻找新的增长点，通过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走内需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而要实现这一转型，就必须调整高增长时代的产业政策和货币环境，通过政策与货币的约束、引导，推动中国经济在“平衡点”上实现更有质量和效益的包容性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