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视经济分析中的历史与社会学视角

王晶 | 2013-02-27 10:06 571

经济史告诉我们,资源浪费、失业、滞胀等经济现象并不是经济周期过程所固有的;社会学又告诉我们,种种这些现象其实都是社会结构僵化的结果。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一方面,经营者逐渐形成了行业联盟,劳动者逐渐形成了工会,同时根据不同群体的诉求,国家制度开始出现了行业法规、社保体系等。

  王晶

  来源:《债券》2012年12月号

  ——对失业、滞胀等问题的再讨论

  宏观经济理论存在历史局限性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演进,在经济领域所呈现出的景象愈发纷繁复杂,原有的经济理论不断遭遇严峻的挑战。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还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在面对诸如滞胀、大萧条、长期失业等问题时,都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对此,哲学家其实已经给出了很好的说明,客观存在与主观认识之间往往是一对多的关系,理论知识都是个人主观地对有限的现实素材进行加工、抽象而得来,其说服力不仅受到个人主观意识的影响,更受到素材的数量以及质量的制约。

  通过对比今天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两个领域的学术成就,我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这一点。在宏观经济领域,各家理论分歧之大,让人莫衷一是;而微观经济领域,理论成果则呈现出广泛的一致性。原因就在于,微观经济理论的现实素材是人类基于自身的效用最大化动机,在资源约束等客观条件下作出的最优决策。这一素材源于人类的自然和社会属性,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保持着良好的稳定性与一致性。但是,宏观经济现象则不同,它是不同社会制度下人类最优决策的万般呈现,因此,诞生于不同时期的宏观经济理论都存在着突出的历史局限性。例如,虽然凯恩斯主义对1929-1933年的大萧条提出了改革良方,但之后70年代的滞胀却让它跌下了神坛。晚一些的货币主义虽然对滞胀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但是它却无法说明大萧条期间长期失业问题存在的根源。其实还有更具冲击力的案例,它让更多现有的宏观经济理论显得苍白无力。

  两次危机对比引发的思考

  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曾说:“要在我们的历史上找到可以与1929-1933年经济危机相提并论的历史事件,我们必须回到1839-1843年的危机时刻。”表1中的宏观数据可以简单勾勒出这两次危机的异同。

  表1 1839-1843年危机与1929-1933年危机对比

  

美国经济数据 1839-1843 1929-1933
货币存量变化 -34% -27%
物价变化 -42% -32%
银行数量变化 -23% -42%
社会实际总投资变化 -23% -91%
社会实际消费量变化 +21% -19%
GDP实际变化 +15% -30%

 

  资料来源:The Jacksonian Economy, U.S.Historical Statistics。

  历史告诉我们,在1840年前后发生的危机中,虽然通货紧缩更加严重,但并没有出现像1930年甚至是像今天这样的资源浪费,如经济减速、长期失业和消费开支缩减等问题。通过研究《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还可以发现,“失业(unemployment)”这个单词其实是从1895年前后才开始通用的。历史一次又一次对我们的“固有认知”提出挑战。

  我们不禁要问,究竟该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从19世纪初到现在这两百多年间的经济变化?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提出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这究竟是不是一个我们所理解的“经济”问题?既然现有的经济理论都无法作出满意的回答,那么没有道理再坚持认为它仍然属于所谓的“经济”范畴。如果可以将其理解为一个社会学问题,情况似乎就没有这么糟糕。微观经济学就是成功的先例,其之所以能够取得稳固的理论成果,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始终保持与人类社会行为的高度一致。

  社会学视角中的经济周期

  人类的经济行为既具备自利性,同时也具备社会性,存在共同利益的个体很容易形成合作,进而汇聚成一个群体,即泛指的利益集团。经济社会中的绝大多数问题就是在这一进程中逐渐凸显出来的。

  一个世纪前,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 (Gustave Le Bon)曾在其著作《大众心理研究》(又名《乌合之众》)中明确指出,群体行为与个体行为存在显著差异,群体凭借其力量上的优势会放大人类本能的特征。如保守性(我个人将其称为“惰性”),反映到经济中,最为常见的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对现状的把持,这会使社会结构逐渐僵化,不同群体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经济史告诉我们,资源浪费、失业、滞胀等经济现象并不是经济周期过程所固有的;社会学又告诉我们,种种这些现象其实都是社会结构僵化的结果。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一方面,经营者逐渐形成了行业联盟,劳动者逐渐形成了工会,同时根据不同群体的诉求,国家制度开始出现了行业法规、社保体系等。另一方面,由于群体联盟内部达成协议的过程缓慢,所以其往往更倾向于对自身产品价格进行保护,而非对数量进行保护。逐渐地,这种群体性协议会导致:当需求下降时,内部成员单独的降价行为会给其他成员带来额外的损失;而当需求上升时,内部成员单独的涨价行为却会给其他成员带来额外的收益。经营者联盟如此,工会的效果同样如此。这种价格体系中逐渐滋生的刚性会一步步抑制有效需求的增长,降低经济的活力,最终导致经济危机爆发时资源的严重浪费。

  这一逻辑可以用来说明任何一国经济从高速成长走向低速运行的历程,从硝烟中的日不落帝国,到南北战争后的美国,再到二战后的日本、德国……概莫能外。伴随着原有群体的瓦解,经济迸发出无比的活力,但随着新群体的产生,既得利益的固化,经济运行开始再次走向僵化。

  试想,如果产品的价格、劳动者的工资在任何时候都具备足够的弹性,那么当危机到来时,“降价”终将刺激出更多的需求,这也正是1840年前后实际发生的情形。而目前的情况是,需求下降换来的更多是供给随之下降,经济自身的恢复力越来越弱,自然资源、人力资源长期遭到浪费。

  结语

  不幸的是,情况仍在恶化,放眼望去,没有形成顽固利益集团的领域还在不断减少。今天,每当一个行业存在激烈的竞争时,总会有行业洗牌、兼并重组发生,或是市场化的自然现象,或是政府主导下的人为现象,无论哪一种,最终的结果就是让相关产品价格更具刚性,既得利益更加稳固,有效需求更加羸弱。

  粗略审视三大产业,应该说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群体化现象最弱。原因很简单,首先,民以食为天,因此在国际范围内,各个国家都希望将粮食问题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中,结盟的意愿很低;其次,在生产领域,农业的门槛最低,经营者不计其数,行业联盟的难度也非常大。由此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二战以来,各大类商品价格都出现了历史性的上涨,而唯独粮食价格的涨幅最为温和,如果用黄金价格来衡量,甚至是下跌的。但是,这种情况正一点点改变,在全球四大粮商的推动下,农民完全独立的农业生产变得越来越难。

  历史告诉我们,任何繁荣都是有期限的,由盛而衰是必然现象。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人都是问题的推手,因为经济是社会的,社会是由人组成的。

  作者单位:金元证券固定收益总部

  责任编辑:罗邦敏 夏宇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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