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背离可以归为两点主要原因，一是美洲新大陆的开发，二是英国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彭慕兰把这个东西方发展背离的过程称为“大分流”。

    《大分流》一出，学界就发生了地震。这本书获得了2000年度美国历史学会东亚研究最高奖——费正清奖和世界历史学会年度奖，表明了学界对它的充分重视。与此同时，许多汉学家和中国学者都对彭的研究提出商榷，尤以黄宗智最为激烈。

    黄宗智认为，彭慕兰没有对中西的农业革命、原始工业化、城镇发展、人口行为转型以及消费变迁等“五大变化”进行实证研究，没有从根本制度上比较东西方发展模式的异同，这是此书的根本性缺陷。中国进入现代经济的发展道路和英国完全不一样，首先是通过社会革命来进行资本积累，而后通过农村的现代工业化来降低农村部分地区的人口压力，不能简单地用煤矿这些偶然的资源来进行解释。

    总的来说，彭慕兰关于世界经济中心及边缘关系的简明阐述，固然可以有效矫正“欧洲中心论”，但仍然低估了国家、军队以及由经济和政治精英形成的特定的文化和制度。所以时隔数年，彭慕兰又与著名拉丁美洲史专家托皮克合作了这本《贸易打造的世界》，把视角投向“大分流”时代之前更为多姿多彩的世界经济。

    这本书的科普意味大于学术研究，但是仍然体现出彭慕兰的一些基本观点和创新思想。他坚持“非欧洲中心论”的立场，认为世界各地早已自发产生很多贸易市场和生产积累。而地理大发现带来的全球性贸易网络的涌现，把这些地区联系在了一起，构成今日的世界。当然，这样的全球化过程并非基于现代经济学所假设的自由贸易、等价交换，而是充满了暴力、欺诈和偶然。不管情愿不情愿，不管有没有意识到自身的命运，各地人民就这样被卷入世界贸易，塑造成现代国家。

    不妨以南美洲土地上发生过的故事为例。十六世纪，西班牙人科尔特斯带领五百多名士兵抵达阿兹特克人的城市时，惊讶地发现，当地的贸易高度发达，几乎不逊色于西班牙。科尔特斯在给政府的报告中写道，“此城有许多广场，广场上设置市场，以供从事交易。其中有座广场比沙拉曼卡的广场还大一倍，广场周边环绕拱廊，每日有6万多人在拱廊里做买卖。各个国家所生产的各种商品，这里应有尽有。”

    科尔特斯原本准备与阿兹特克人进行贸易。后来他发现阿兹特克宗教上的迷信，决心大胆一博。他囚禁国王、发号施令乃至疯狂屠戮本地居民。他竟然获得了成功，几年内屠杀了几十万阿兹特克人之后，彻底征服了南美洲。当地的原住民不是逃进森林，就是被抓去作为奴隶。西班牙人对当地人看重的羽毛、兽皮等奢侈品毫无兴趣，依靠转卖当地盛产的可可和黄金获取了丰厚利润。阿兹特克人从交易者变成了被交易的奴隶，这就是前市场经济的丛林逻辑。

    所以正如经济史家波兰尼曾指出的那样，自由交易市场必须具备三个前提，人格对等的交易者，可供交易的商品，衡量价值的标准。市场背后，则是维持它正常交易的强有力的权力保障。从历史来看，几乎不可能存在完全自生自发的市场，往往最初都是由暴力所构成，只是暴力成本高昂、难以为继，这才逐渐用市场形式固定下来。

    全球贸易不仅有一只看得见的暴力之手，同时也有一只看不见的经济之手来干预本地经济。因为每个人只是庞大的国际贸易中的一环，知识有限，且不同时代的人们对他们的贸易行为的理解完全不同。比如说，几百年前的阿拉伯人并不了解脚下黑色液体的作用，埃塞俄比亚人也想不到黑乎乎的咖啡豆会传遍全球。现代经济的发展路径，总是大大超出过去人们的想象空间。

    白银资本的作用即是一例。1934年，芝加哥大学经济史教授哈密尔顿(Earl J.Hamilton)出版论著《1501－1650年美洲白银与西班牙的物价革命》，认为16世纪西班牙人征服美洲以后，在秘鲁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银矿，这与后来西班牙的物价革命可能存在一定联系。中国经济学家全汉升受此启发，决定进一步研究美洲白银的流动过程。

    当时的美洲白银并非直接运往欧洲，而是多半通过菲律宾来中转。史料记载，从1565到1815年，西班牙政府每年都派1至4艘的大帆船，来往于阿卡普尔科与马尼拉之间。每年由大帆船运往菲律宾的白银，在100万比索至400万比索之间不等，多数时候有200万到300万的比索。马尼拉检审庭庭长向西班牙国王的报告中提到，“菲律宾群岛被征服(1565年)以来，运到这里的白银已经超过2亿比索”。所以一些学者认为，1571-1821年间，从美洲运往马尼拉的白银共计4亿比索，其中约有一半最终流入中国。

    这样的话，整个殖民地时期通过菲律宾流入中国的白银约为2亿比索，按每比索为36克计算，总计约为7200吨。这么多的白银流入，使得中国经济制度大变，赋税、徭役、茶课、官俸等全部货币化、白银化，赋役合一，统一征银。

    这些制度的演变，又连锁反应地引起其他制度的演变。黄册制度破坏，户籍管理制度衰亡；里甲性质发生变化，逐渐为保甲制所代替；粮长制被破坏，乡村社会分化加剧；军屯、商屯、民屯破坏；工匠制崩坏；开中制瓦解，几乎所有明初制度都由于白银资本的涌入连带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崩坏和变迁，明王朝统治的社会基础也因之发生了重大改变。

    从这个意义上说，贸易确实打造了世界、改变了世界，但只有深邃的历史眼光才可能洞悉其中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