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由于长期偏重赶超，积累了大量体制和结构弊端，最终不得不在矛盾集中爆发的情况下停车休整，实施经济转型。即让经济增长由依赖出口转向内部市场；由出口制造业为主转向服务业。中国同样存在过于注重增长而长期粗放式发展，积累了大量结构性矛盾，只有经过转型，才可能获得持续发展的增长空间。

    但是，中国在经济结构转型前，还需要调整要素价格，这又导致经济周期的下调。此外，中国转型遭遇外部险峻的环境而陷入被动。因此，中国转型比日本所处的环境更加困难。中国必须依靠内部的增长获得转型的空间，但转型本身就是一股暂时向下的力量。

    日本的转型失败主要是内部市场饱和，未能及时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方面力度不够，维持了大量效率较低的企业；发展服务业变成了高尔夫球俱乐部土地开发和炒作会员证；政府为减缓出口部门所受冲击，长年维持低利率，导致货币供给过剩，房地产和股市泡沫发酵膨胀，而政府对经济泡沫缺乏警惕；发现问题后则是刹车过猛。

    制造业产能过剩且要转向内部消化是中日两国转型期的共同的重要特征，但是，当时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日本市场已经饱和，因此，政府只能依靠低利率维持他们的生存以及鼓励了资产投资。对于具有庞大低收入人口的中国来说，有潜力消化大部分过剩产能，前提是增加他们的消费能力。因此，中国应该加大对农业生产的补贴，尤其是对粮农补贴可以提高几倍，一是缓解劳动密集型企业倒闭带来的失业压力；二是可以确保粮食生产的积极性，防止缺粮造成通胀；三是，提高农民收入，增加他们的消费能力，中国农村地区是全球消化中国低端产品产能的最大市场。此外，加大对中低收入者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力度，也可以释放中国大多数城市居民的消费力。

    其次，当时经济已发达的日本的服务业潜力已经较小，而中国当前服务业发展水平严重不足，其主要原因是政府管制，如果取消政府管制，中国服务业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提供更多的就业，而这正是转型的目标之一。中国应当尽快取消对(供给不足的)医院、(效率不足的)金融、(严格管制的)文化等产业的投资限制。

    目前，如不扩大中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在外需放缓的情况下，中国产能过剩将恶化，但技术升级以及服务业发展还来不及成为新的增长点，从而出现增长断层，将迫使转型停滞，经济硬着陆。因此，通过对农民的补贴以及加强社保提高内部消费与放弃对服务业的管制，是中国转型期相比当年日本所具有的国情优势，问题是，只有政府尽快释放才能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