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这一戏剧性转变的原因可以用资本市场的“过度判断”理论来解释，即市场处于景气时期时容易形成过度乐观，而市场处于低潮期时又容易出现过度悲观的心态。对于“全球化”的判断正是因为全球经济走入下行而出现了过度悲观，因而需要“纠偏”。

    “纠偏”需要抛开自身利益的影响，站在全球经济演化的角度去看待“全球化”。如果将全球经济体看作一个系统组织，其演化阶段可划分为3个阶段，即人类发展早期的地理分割状态(表现在各国早期历史之间缺乏交叉点)、以战争为表现形式的领土扩张状态和以贸易为扩张形式的经济全球化阶段。其中最后一个阶段呈现波动式特征，具体包括全球秩序调整期，稳固期，重新调整期，再次稳固期，依次循环，如布雷顿森林体系稳固之后又陷入崩溃。该体系的建立实质上意味着英国的衰落与美国的崛起，说明秩序调整的推动力量是全球势力分布的变化。而无论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还是美元渐趋衰落，全球贸易总量一直在增加，显示全球化在每次调整之后都在向纵深推进。

    从这个角度看，世界性通胀本身是一种全球经济秩序重构的必然过程，实质上它起到的是替代战争的作用。从世界历史上看，无论区域内还是全球内的新兴势力的崛起常常意味着版图扩张，这一过程常常伴随着战争。但战争的坏处在于它容易给交战各国带来集体性的利益损伤。而贸易则不同，贸易各国在很大程度上能带给贸易各国很大的交换利益。因此在当代，世界秩序对于新兴势力崛起的反应不是以战争的形式来重构，而是通过国际经济行为来体现(表现为战争的大大减少以及贸易争端的大量增加)。其效果就是各个经济体之间经济总量的比例变迁以及部分由新兴国家拉动的世界性通胀。简而言之，通胀只是世界秩序重构的载体与过程(新兴国家对于欧美等国企业的并购也是其中之一)。经历这一过程之后，世界秩序将进入新的稳定期。

    经济“全球化”这一波动式特征难以逆转的关键在于人类社会演化的长期趋势是“沟通”和“整合”，后者是由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所决定的。交通工具技术的创新让地理区隔变得更小，互联网的出现让信息流通更快，人与人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因为沟通的频繁更容易同质化。而同质化意味着国家之间共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