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往年一样，八月的浙江酷热难耐，但对大多数中小企业而言，所面对的“严冬期”却还在继续。自2007年末起，持续不断的企业“倒闭潮”一浪高过一浪，企业由于经营困顿骤然停业倒闭的案例在广东、上海、江苏、浙江等地纷纷上演。

　　“今年恐怕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年初的“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坦言。作为民营企业大省，在一连串压力下，浙江诸多中小企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瓶颈—

　　而今，倒下的企业很痛苦，尚在坚持的企业则要忍受更大的痛苦。是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使然，还是国内外因素造成的中小企业生态环境“污染”？生死攸关之际，它们能否渡过这场劫难？

　　已倒下的、仍坚持着的中小企业们都需要一个答案。

　　样本

　　邱继宝怎么了?自入夏以来，这个名字开始一次又一次地被人们重复提起。

　　谁也没有预料到，最早深陷资金链危局的境况会发生在著名的“缝纫机”大王—飞跃集团身上。

　　2008年1月至4月，这家曾经名列“中国制造企业民营企业品牌竞争力50强”首位的民企，受美国次贷危机、中国纺织业和出口萎缩影响，海外订单大幅减少—出口总额仅为1848万美元，比去年大幅下跌44％。

　　与此同时，飞跃还深陷资金链危局。随着银根收紧，业务不振的飞跃对所欠银行的18亿贷款根本无力偿还。由于难以获得新的贷款，继而开始转向民间信贷寻求周转资金—一位相关人士透露，企业在宁波民间所借的资金就高达上亿元。随后，因为无力偿还民间借款利息，在放贷者逼债之下，飞跃又不得不向当地政府求救。

　　此间，面对“为何不是别人倒下”的疑惑，无奈的邱继宝不得不承认，“确实有企业自身管理方面的原因”。

　　事实的情况是，虽然经过多年发展，飞跃管理层始终没有引进职业经理人或外部经营管理人才，而这种家族管理也并未发挥其在许多家族企业中看得到的优势。颇具典型的例子是，一个在其他缝纫机厂7元钱都不让采购进的配件，在飞跃，居然以22元的高价就进去了。

　　而为了拓展国际市场，飞跃将海外的“摊子”越铺越大，也无疑加剧了企业的成本危机。近年来，企业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在组建海外公司上，并已在美国迈阿密、洛杉矶和欧洲等地成立了18家分公司，由于邱继宝一直强调“人才本土化”，招聘的员工以本地人为主，无形中造成了人力成本的大幅提升。

　　与飞跃这几年不断扩张相伴的，还有股份制商业银行为企业的慷慨“输血”。事实上，多数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台州没有分支机构，对飞跃的真实运营情况了解甚微。一旦一家银行贷款给飞跃后，其他银行也随之跟风，最后则是比谁逃得快，逃不走的就被套住。

　　如何拯救飞跃？几个月来，这是当地政府反复磋商研讨的一道难题。然而，邱继宝和飞跃还是幸运的，他们的重生希望可以系于当地政府的援助之手，但对更多面临困境的企业来说，其多舛的命运似乎仍是无法避免的。

　　困局

　　“货款拖欠一两天并不可怕，关键是没了偿还能力，变成了坏账。”陈锦林是杭州某电子企业的负责人，说起近况，这位做了十几年继电器生意的老板抱怨连连，“今年上半年以来，美国几个客户的货款一拖再拖，现在竟然连人也联系不上了。”

　　陈锦林的公司在杭州西郊的老和山脚下，规模虽然不大，产品的销路却一直不错。在他的印象里，拖欠货款的现象往年也偶有发生，但从未像去年和今年这样猛烈。

　　“银根收紧绷紧了企业资金链，提高了企业财务成本，原材料持续涨价、人民币不断升值增加了企业经营成本，加上次贷危机这么一闹，我们已经不敢再接单，尤其是美国客商的单子。”

　　就在陈锦林为了货款焦头烂额之际，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浙江分公司也接到了省内多家外贸企业的报损，其中有两家台州地区的机电企业，共有315万美元出口应收账款无法收回。

　　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浙江分公司的统计数据则显示，一季度公司受理的报损案件达到112个，涉及金额2200万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两倍以上。其中100万美元以上的大额报损案件4起，涉及金额达895万美元，而去年同期超百万美元以上的大额报损仅1起。这是自2002年中国信保浙江分公司成立以来，首次遇到报损案件突然大幅增长的情况。

　　更值得关注的是，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今年前2个月，浙江对美国进出口45.3亿美元，下降0.8％，出现了继1997年1月浙江对美国外贸下降3.5％之后，11年来的首次下降。

　　陈晔已经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美国次贷危机对她的影响。“每个月工资卡上的钱明显比去年少了。”作为杭州中艺经贸有限公司的一个普通业务员，她所在公司的外贸出口额曾经排在杭州市同行中的前5位，然而，“现在出口的形势已经大不如前了”。

　　而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温州，中小企业困境最直观且触目惊心的表现则是普遍出现的停工、半停工以及倒闭现象。

　　“眼下的情况变得更严峻了，温州中小企业的困境在加剧。”温州市经贸委主任姜增尧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7月16日，温州市经贸委一份最新的调查报告出炉。这份名为《工业生产持续走低中小企业压力较大—上半年工业经济运行分析》的报告显示，据7月初温州市经贸委对全市31个工业强镇和开发区的15521家中小企业调查发现，停工、半停工企业数达1009家，占调查企业数的6.5％；倒闭企业数达250家，占1.6％。停工、半停工和倒闭企业数合计1259家，占调查总数的8.1％，相较1月至4月数据中的6.3％，短短不到3个月时间，已经上升了2.1％。

　　而不少行业协会人士和中小企业主还是认为，这一官方数字“太过保守”。可供佐证的例子有—

　　在被誉为中国“纽扣、拉链之乡”的桥头镇，纽扣厂家已经从鼎盛时期的560多家缩减到现在的50多家；

　　一位给打火机提供外壳电镀上游服务的企业主称，目前温州经营的70多家打火机企业中真正能够保证全年开工的“最多不会超过30家”；

　　来自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的消息则表明，仅有2600家鞋类企业处于生存状态。而2005年相关媒体的报道是，温州有鞋企近4000家，从业人员40多万……

　　“温州30万中小企业20％停工、半停工的现象仍在延续。”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表示。而企业的工业产值同样不容乐观。

　　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温州33个工业行业中，有24个行业趋于回落，而鞋革、化纤、饮料等行业6月份出现了负增长。

　　“整个上半年，温州工业尤其是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一直处于低迷状态，至今都没有止跌回稳的趋势。”姜增尧说。

　　而在以纺织闻名的绍兴柯桥，众多中小企业也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

　　“我们打算挺到9月底，形势再没有好转，肯定考虑关门转行。”杨敏和称。今年年初以来，杨敏和的公司共接到纺织品外贸定单3个，总金额仅1万美元，相比去年同期减少了85％。

　　“人民币破七，银根紧缩，成本也增加了。这生意怎么做？”坐在简易的办公室中，杨敏和一脸无奈与茫然。

　　50开外的杨敏和是绍兴数万个纺织企业主之一，做纺织品出口生意已有十多年时间。

　　绍兴柯桥是中国轻纺城所在地，也是中国最大的纺织业基地之一，中国柯桥纺织指数早已成为纺织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数据。浙江省60％的外贸依存度中，绍兴纺织业是重要的贡献力量之一。

　　而今，走在柯桥商业区，大大小小的纺织公司与门店鳞次栉比，但多数门庭冷落。

　　“和其他人聊，发现一单生意没有的也大有人在，出口形势从来没有这么差过。现在看起来还算平静，但深水底下酝酿的大变化很快就要显现出来。”杨敏和说。

　　他所说的“大变化”正是纺织企业全面洗牌的到来。今年以来，一些原本在柯桥做纺织品外贸的企业已经开始纷纷转型，转入灯具制造，甚至手机制造等其他领域。

　　“今年以绍兴为主的纺织外贸企业数量将淘汰10％左右。”一位业内人士称。

　　绍兴的缩影正在浙江各地得到回应。根据中国柯桥纺织指数、中国义乌小商品指数等重要的轻工业领域指数，受出口贸易形势影响，各行业外贸景气度直线走低。

　　来自国家发改委的统计数据是，今年第一季度纺织行业出口交货值1626亿元，增长11.1％，但增幅同比回落了4.8个百分点，化纤行业的利润甚至开始出现同比负增长。另外，整个轻工行业出口增幅普遍回落—高度依赖出口的轻工制造业民企生存全面告急。

　　“今年以来，经济运行中面临的内外部环境特别复杂，存在的不利因素非常多。”7月22日，在杭州举行的上半年经济形势运行情况通报会上，浙江省统计局副局长王杰表示。而“产值大幅回落、效益大幅下降；出口形势严峻，增速跌入低谷；资金普遍短缺，经营难以为继”是其面临的主要三大困境。

　　探因

　　统计局的这份报告中同时剖析了中小企业出现经营困难的若干难题。其中，银根紧缩首当其冲。

　　一项由浙江省经贸委、中小企业局、外经贸厅、省企业联合会等部门共同完成的调研显示：银行信贷紧缩，使中小企业融资困难重重。今年浙江省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新增贷款由2007年的1487.27亿元，同比缩减为1093.69亿元，减少了四分之一。

　　“对救命资金的渴求，就像上甘岭的志愿军，一手拿着枪，但是枪里没有子弹，一手拿着水壶，但是水壶里没有水，嘴巴里念念叨叨地说：水水水。”一些企业主反映。

　　事实上，温州大多数企业正常的生产资金需求是能够满足的，尤其是那些规模大、生产经营效益好、信用等级高的优质企业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最多只是心理层面预期资金偏紧。

　　但部分中小企业就没有这么幸运。它们普遍面临融资环境趋紧、资金较为紧张的局面，即使手中有地产、房产等抵押物，银行也会提出严格的要求。

　　“现在银行对贷款抵押物的要求很挑剔，不但嫌我房子老，还嫌我房子地段不好。”奔波寻求银行贷款的一位温州人感叹道，“在贷款政策收紧之前，各家银行对抵押物的要求并不算高，一般只要是具有合法产权的商业用房、写字楼、标准厂房、住宅，甚至老一点的房子都能当作申请个人贷款的抵押物，但随着银行放贷政策越来越紧，能做抵押物的房产范围也越来越小了”。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关于住宅抵押，温州银行的要求是必须达到面积60平方米以上、房龄在20年之内、评估价达到50万元以上。

　　台州市发改委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60％的企业认为当前向银行、信用社借款的难度有所增大，而在调查的中小企业中，这一比例更是达到了75％；67％的企业(其中中小企业比例达到了77％)认为向银行和信用社贷款存在相当的难度且贷款不能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

　　正门不开，只好走偏门。因为从银行贷不到款，民间借贷开始暗流汹涌。

　　“短期借贷是不少企业在资金链紧张时的‘救命稻草’，可是一旦发生支付风险，容易引起连锁风险反应，甚至对整个金融体系产生冲击。”一位从事多年民间金融研究的学者无不忧虑地表示。

　　而就目前看来，民间借贷也在逐步失效。与银行借贷相比，本来就是企业融资支流的民间信贷，要承担起主航道的责任，势必为其力所不能。

　　“以前中小企业是船小好掉头，现在是船太小反而经不起风浪。”周德文说。生产要素成本提高成为悬在浙江中小企业头上的另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这其中，屡屡上升的原材料价格让企业主们苦不堪言。过去一年里，温州打火机企业倒闭了八成，其中主要的问题是，打火机的原材料锌、镍、白金、铜等价格大涨，原来两万元一吨的铜，现在涨到了7万多元，锌也从原来的8000多元涨到了近4万元一吨。

　　一些玩具企业也面临着类似的烦恼，仅浙江绍兴就有近一半的企业亏损。一家玩具企业的老总透露，目前各种原材料，包括钢材、石油产品PVC等今年均出现了大幅上涨，其中玩具的填充物一斤就上涨了100％，钢材也上涨了30％以上，玩具行业的利润已经被压到最低。

　　“其中关键一点就是，虽然原材料涨价了，但很多终端的产品价格却始终涨不上去。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企业不涨价是等死，涨价死得更快，原先企业所采取的低价格、低成本的竞争计划完全失效了，一些没有实力的小厂业务被大厂吃掉了，自然难以生存下去。”周德文表示。

　　而这种影响也开始在产业链的上游隐现，浙江一家为家具提供原材料的公司日子也不好过，“今年以来我们的出货量就比去年同期下降了四成左右，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长三角制造业不仅面临原材料上涨的危机，还有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劳动合同法》的出台更是给企业带来了新挑战。曾经为国外诸多品牌做过代工的浙江某服装企业负责人表示，因为服装类企业的特点是劳动密集型，因此劳动力成本一般占总成本的50％以上，“劳动力成本如今大规模上升，我们的海外订单已经流失五成。”

　　据测算，《劳动合同法》出台之后，民营企业的成本增加了20％之多。除了原材料、劳动力成本等因素外，对于一直以海外市场为主的浙江企业而言，人民币升值同样对众多企业造成了影响。

　　“出口产品虽有加价，但马上又被美元贬值吃掉了，这种小步快跑的贬值方式对企业来说，是一种慢性但巨大的冲击。”嘉兴某玩具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没坚持按签订合同时的汇率结算，他去年底接到总价45万美元的订单，还没等到3个月后交货就已缩水近7万元人民币。若加上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在销售额与前年基本持平的情况下，公司去年利润减少近三成。

　　而以纺织行业为例，升值除了给企业带来直接的汇兑损失之外，更严重的是压缩企业利润空间，同时减弱产品出口的价格优势。根据相关部门测算，人民币每升值1％，服装行业销售利润率将下降1％到4％。而中国纺织行业整体平均利润率是3.9％，承受力非常有限。

　　与此同时，一场看似遥远的美国次贷危机，在导致美国消费市场疲软的同时，也让众多以美国为主要出口市场的浙江企业备受牵连。

　　作为义乌小商品的最大出口国，2004年、2005年，义乌发往美国的货物与上一年同期相比均增加一倍以上。义乌市外贸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美国依然是义乌小商品的最大出口国，但增幅已有所减缓。

　　与这种迹象相对应的是，美国采购商对中国第三大日用消费品展会—义博会的热情也有所减退。与之前相比，义博会美国采购商与会人数的排名已从第二退至第五。

　　国际市场风云变幻，原先主要出口美国的一些义乌经营户也开始转变思路，关注国内市场，从而寻找新的市场支撑点。而在浙江省统计局的报告看来，需求结构变化也是造成中小企业生存困境的原因之一。

　　上世纪90年代，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老百姓的消费需求被充分释放出来，而浙江以日用消费品方面为代表的轻加工制造业正好契合了这一要求。随着时代的变迁，国民需求结构不断发生变化，以住房、汽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代表的重工业开始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军，这也使得浙江的中小企业地位开始发生转变。

　　重生

　　目前，诸多浙江中小企业身陷“生死局”已是不争的事实。而救还是不救？却早已不是一个问题。毕竟，改革开放30年，诞生于草根的民营经济业已成为浙江的“命根子”。

　　困难重重，并不代表生存无望。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改革创新排头兵的浙江民企，从来都是在挑战中成长的勇者。

　　逐利是商人的天性，二十世纪80年代，甫一“出生”的浙江民营企业就经历了一场“信用”危机。

　　彼时，风靡全国的温州鞋因假冒伪劣产品泛滥，在杭州武林门广场上演了一场火烧“大戏”，而在上海南京路，人们像对待瘟疫一样将温州鞋驱逐出境。到上世纪90年代初，温州市市长还常常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邮包，打开一看，尽是温州“问题鞋”。

　　一时间，温州鞋成了假冒伪劣的代名词，温州人也连带成了不诚信的代名词……诸多企业去意彷徨，不知转型何处。

　　然而，具有敏锐市场意识的温州人很快喊出了“第二次创业”的口号。1993年，温州市政府提出了“质量立市”、“名牌兴业”、“信用温州”建设活动。十几年下来，期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到2000年以后，温州区域性、行业性的产品质量问题全部“摘帽”，基本走出了前温州模式的阴影。

　　九十年代，投资热潮引发严重通货膨胀，最后演化为持续的经济低迷，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不断创造新低。这时候的浙江民营企业又面临着庞大产能无处施放的困境。

　　此前的民营企业走出了浙江，走向了全国，彼时，他们还要像祖辈一样“走出去”。 1999年初，浙江提出以“两个推动”作为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工作重点。十年中，浙江民企利用中国加入WTO前后对外开放的新机遇，外向型经济、外向度有了大幅度提高，并将其“走出去”的步伐迈向了输出资本、技术、管理以及浙江人智慧的第三阶段。

　　而恰恰在这时候，不少民营企业内部资金出现了问题，已很难满足扩大再生产的需求，对外融资的要求尤为迫切。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国家金融政策的限制，民营企业很难从银行获得巨额贷款，融资渠道的狭窄成为企业扩大发展的瓶颈。

　　但精明的浙商早已意识到，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必然进入一个资本社会化、市场化的阶段，也就是应当运用全社会、全世界的钱来发展自己、提升自己。于是，越来越多的浙江民营企业通过上市实现了更大的跨越。

　　而今，浙江民营企业又处在了产业升级转型期、国际经济波动期、宏观调控紧缩期“三叠加”的关键时期，200多万家民企处境微妙，大量中小企业生存面临危机，在这样的“生死关头”，更多企业选择了迎难而上。

　　“未来几年经济有可能进入非常的困难时期。我的看法是，整个经济形势不容乐观，接下来的冬天会比大家想象得更长！更寒冷！更复杂！我们准备过冬吧！面对冬天我们要有过冬的信心和准备！冬天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没有准备！可怕的是我们不知道它有多长，多寒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而灾难面前更是人人平等！谁的准备越充分，谁就越有机会生存下去。强烈的生存欲望和对未来的信心，加上充分的思想和物质准备是过冬的重要保障。”7月23日，马云向所有阿里巴巴员工发布了一封名为《冬天里的使命》的公开信，号召员工做好“过冬”准备，与数千万中小企业一起共渡难关。

　　随后，许多知名的企业家们纷纷在不同的公众场合，明确发表了类似的“过冬宣言”，对今后发展作出新的规划。

　　“这是最坏的年代，也是最好的年代。”吴敬琏曾经这样评价中国的经济环境。换个角度而言，困难和挑战也不啻是一次难得的历练和机遇、一次获得新生的机会。若非如此，冬天来了，春天怎么还会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