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初的美元危机和西方石油危机，最终以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告终；90年代初的英镑危机和美国银行危机，以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结束；今天始于华尔街金融海啸的西方危机将以何种方式谢幕？

　　在本轮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中，新兴经济体起到中流砥柱作用，对世界经济复苏功不可没。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也使得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呈现“南高北低”发展态势。但是，欧美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国际金融乱象纷呈，世界经济下行风险上升，全球保护主义倾向升温，西方危机或“祸水东引”，也影响到新兴经济体发展面临巨大不确定性。
　　当前，金融危机幽灵依然在全球游荡，经济衰退阴霾仍挥之不去，全球流动性过剩，市场恐慌蔓延，股市汇市震荡剧烈，大宗商品价格跌宕起伏。特别是发达国家持续量化宽松，为拼出口、创就业、促复苏，手段登峰造极，新兴经济体大都只能量化紧缩，以压通胀、堵热钱、抑泡沫、防过热，决策难度空前。加之发达国家的去杠杆化、去全球化和去金融化即再工业化，引发国际贸易战与汇率战交织叠加，市场博弈空前，竞争趋于白热化。新兴经济体发展环境更趋恶化。

　　新兴经济体在繁荣深处潜藏“被危机化”风险，改革、创新、转型是大势所趋。

　　流动性泛滥威胁

　　发达国家持续量化宽松，维持超低利率，全球或将再掀新一轮货币宽松浪潮。

　　复苏乏力使美联储承诺，将几近零的利率维持至2014年，并利用“扭转操作”手段故意压低长期利率。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第三轮量化宽松或将于今年某一时期推出，内容包括直接购买抵押贷款证券。去年底，美联储联手西方六大央行，以货币互换方式提供美元流动性。欧洲央行则在两个多月内两度向银行系统注入超1万亿欧元的流动性，以纾缓银行系统性风险。上述措施事实上是实施变相量化宽松政策。英国与日本央行也相继扩大量化宽松规模。花旗集团预计，英国央行将至少增发2250亿英镑。

　　新兴经济体在对冲外部流动性时，看似紧缩力度加大，但主要仍然依靠量化措施，而且前期救市释放的大量资金远未消化。由于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复苏乏力，央行量化宽松释放的流动性大部分回流金融系统，由货币供给转化为投机资本，致使信贷和资产泡沫此起彼伏。这些“有毒”资产相当部分流窜于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之间，或做大或做空新兴市场资产泡沫，扰乱其信贷循环，加大银行不良贷款风险。

　　通货膨胀复燃压力

　　2011年下半年，鉴于世界经济增速全面放缓，新兴经济体总体通胀率开始回落，但全年仍高于正常水平。据IMF估计，2011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消费价格上涨7.2%，明显高于前两年的5.2%和6.1%。

　　进入2012年，新兴经济体依然面临通胀回归挑战。特别是叙利亚内乱与伊朗核危机升级，地缘政治不稳导致国际油价再度冲高，一旦事态失控难免引发灾难性暴涨，首当其冲将是严重依赖中东石油进口的亚洲新兴经济体，输入性通胀或卷土重来。

　　另外，目前通胀动力主要来自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几乎所有地区的核心通胀率都保持相对低位。但下一轮通胀高峰的主角可能是核心通胀，结构性通胀压力上升，新兴经济体的通胀预期更为强烈。一方面，国际能源与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相互传导，国内消费与生产价格尚有补涨空间，可能引发“第二轮效应”；另一方面，一些新兴经济体出现生产成本上升，劳动力市场供需持续紧张，存在物价与工资螺旋式上涨可能性，而且工资往往易涨难降。

　　关键是，全球流动性严重过剩，势必导致物价持续上涨。尤其是转型经济体、西亚北非、拉美和南部非洲等发展中地区，通胀率将维持在7%～10%之间，其中阿根廷、印度、巴拉圭、委内瑞拉与越南尤为突出。

　　贸易条件恶化

　　贸易是欧美经济风险向新兴经济体传导的主要渠道。欧债危机持续发酵，经济陷入温和衰退，美国经济复苏乏力，是当前新兴经济体面临的主要下行风险，直接影响其商品出口。

　　首先，贸易条件整体恶化。据IMF预计，2012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商品与服务的贸易条件将恶化0.7%，为“大衰退”后第一次，近十年来第二次；其次，贸易融资更困难。世界贸易组织认为，贸易融资困难已成为仅次于欧美债务危机和通胀风险的第三大不利因素。发达国家商业银行开始放弃在中东、东南欧和非洲等地区的贸易融资业务，给这些国家的对外经贸蒙上阴影。一些企业已经受到西方银行放贷收缩的影响，企业借贷难度和成本增加。

　　以出口为导向的新兴经济体更易受冲击，尤其东亚地区对外依存度高，市场集中于欧美，出口以工业品为主，极易受欧债危机引发的需求下降影响。摩根士丹利公司估计，对外依存度高的新兴经济体，如韩国、泰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受全球经济恶化的影响更大。尤其是通胀高企、信贷风险上升，资产泡沫膨胀，使新兴经济体如今再难重复三年前巨资救市方式，刺激经济的政策空间受限。

　　中国和印尼国内市场庞大，但也可能受全球贸易疲软拖累。不过，近年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活动快速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可抵消欧美因财政紧缩和消费疲软而减少进口需求，以及欧美资金从新兴市场撤离的负面影响。

　　债券安全风险更大

　　当今世界，债务国多为发达国家，债权国则以新兴经济体为多。据IMF统计，截至2010年底，全球总债务高达94.84万亿美元，发达国家占88.7%，达84.1万亿美元，其中，政府债务和私人债务分别为35.1万亿美元和49万亿美元，分别相当于当年GDP的2倍、88.9%和124%。为摆脱债务危机，发达国家正以持续量化宽松、制造通货膨胀等手段，让国家债务“次贷化”，使新兴市场债权国的资产缩水，由此转嫁危机于新兴经济体。

　　发达国家的债务与财政赤字规模之大已经不可持续，为1950年以来最高。因为均面临人口老龄化，养老金与保健开支增加，而经济已经不可能再现二战后的黄金发展期，增长趋缓大势所趋，面临增收与减支两难境地。如果不采取措施削减支出、提高税收、改革劳动力市场、提升竞争力，其债务困境将长期化。借新债还旧债方式，将使债务规模如滚雪球式膨胀。这无疑将制约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威胁到新兴经济体债权人的资产安全。

　　解决债务不外乎四种途径：一是经济高增长，降低负债率；二是高通胀率，稀释实际债务；三是增加税收，偿还部分债务；四是实行债务违约。未来，发达国家以货币贬值与制造通胀赖债的可能性很大。尤其是美国正以“软”违约方式，即以高通胀让债务货币化、让美元贬值使国内债务国际化。此战略正在加速推进中。这也是美国惯用的赖账手法。二战后美政府债台高筑，为解决债务包袱美曾用十年时间以4.2%的年通胀率，成功将联邦政府公债占GDP比重由1946年的108.7%降到1955年的57.2%。上世纪80年代美曾一手操控日本持有美元资产，后强压日元升值，让日本为其债务埋单，结果扼杀日本经济崛起又维护美国霸权地位。

　　今天的形势比当年严峻，新兴债权人风险更大。有“末日预言家”称号的美国人鲁比尼教授警告，美欧现行货币政策正在催生巨大的资产泡沫，债务危机或引发新一轮金融危机。新兴债权国面临的主要风险不仅缘于西方债务国偿债能力在减弱，更因其政府偿债意愿下降。因为只要这些国家央行决意量化宽松，维持超低利率政策，增发钞票，就能使债务货币化，再借助通胀的稀释，即可使发债-通胀-稀释-再发债-再通胀现象恶性循环。特别是，今天的美国更具有“赖债”条件（高债务率与低通胀率）和“赖债”动机（外债占美国债的比重近一半、新兴经济群体性崛起、美元霸权地位受到空前挑战）。事实上，美联储推出的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的目标之一就是制造出通胀预期，政府希望将通胀率设定在5%左右，并加快印制美钞（70%在海外流通），让美元持续贬值，直至将债务包袱转嫁于国内消费者和国外债权人，以债务“软违约”实现经济“软着陆”。

　　资本流动逆转风险

　　近期，为避免银行系统性风险，欧央行将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提高到9%。欧洲银行开始在全球抛售金融资产，尤其从新兴市场大量撤资。估计今年上半年欧洲银行至少需抛售5220亿美元资产。加拿大皇家银行认为，新兴市场将比2008年更易受到撤资的冲击，因为欧洲银行的贷款规模超过美国银行的3.4倍。另外，由于欧债危机恶化，美元与美债的避险功能凸显，美元流动性加速“回巢”。

　　国际资本流动逆转，新兴经济体极易受冲击。随着欧美债务危机加剧，机构投资者避险情绪更甚，加之金融机构去杠杆化，西方资本流向频繁变化，流量呈大进大出态势。受资本流动影响，去年新兴经济体犹如坐“过山车”，资金大进大出，经济由热变冷，货币由升转贬，政策由松趋紧，股市、汇市、房市等剧烈震荡。

　　西方资金加速回流，导致新兴市场金融混乱：本币被动贬值，韩国与印尼政府被迫入市干预；俄罗斯资本外逃规模翻番，全年达700亿美元；巴西、阿根廷也成重灾区，外汇管制措施不断升级。

　　由此可见，西方资本无序流窜已成为威胁新兴经济体金融稳定的巨大风险。IMF和世界银行警告，新兴经济体需关注国际资本大进大出构成的风险，要求其管理和防范资本异常流动对经济稳定和通胀构成的风险，建议亚洲等新兴经济体实施必要的资本管制，以防金融市场过度震荡。

　　金融安全挑战严峻

　　后危机时代，金融依然是全球财富分配的重要手段，西方尤其美国从未放弃利用其在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垄断全球金融利益，并向边缘国家即新兴经济体转嫁风险的图谋。

　　迄今，国际金融改革尚未涉及货币体系，全球缺乏汇率监管与协调机制。面对美元贬值，各国货币只能被动升值，必然加剧汇市跌宕，影响国际贸易支付稳定。近期，美国更倾向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引导美元持续走贬，试图“祸水东移”，矛头直指亚洲货币，尤其压人民币升值。

　　关键是，一旦美欧摆脱危机经济开始发展，金融再度活跃，全球资本会全速回流美欧，届时新兴经济体很可能重演亚洲金融危机的一幕，即资本抽逃、股市暴跌、货币贬值、泡沫破灭、市场萎缩、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社会动荡、政局不稳等。在本币升贬无常、资产泡沫膨胀、通胀压力持续、经贸环境恶化、经济增长减速等多重因素作用下，西方“祸水东移”预谋或得逞，新兴经济体货币政策可能“脱轨”，表面繁荣深处潜藏巨大风险。

　　历史教训历历在目。上世纪70年代初的美元危机和西方石油危机，最终以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告终；90年代初的英镑危机和美国银行危机，以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结束；今天始于华尔街金融海啸的西方危机将以何种方式谢幕，尚不得而知，但新兴经济体必须牢记历史教训。

　　新兴经济体应处理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充分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与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各自职责，平衡内外经济发展，保障经济繁荣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防止社会两极分化，十分重要。尤其是在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潜力殆尽，资源粗放型发展已难维系的情况下，结构改革、科技与制度创新和转变增长方式乃大势所趋，也是新兴经济体避免重蹈西方危机覆辙的唯一途径。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