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统一货币——欧元问世之前，是欧洲汇率机制（ERM）时代。该机制的特点就是蛇形浮动：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围绕某个中心值小幅波动，一旦达到波幅的上限或者下限，各国央行就要进入外汇市场进行干预。但蛇形浮动的这个汇率中心值是可以进行调整的，往往在遭到严重投机攻击后，各国央行重新调整汇率的中心值，汇率继续围绕新的中心值波动。蛇形浮动的同时，各国有共同的愿景：未来统一货币。

　　在各国维持蛇形浮动体制稳定的同时，承受着外汇市场的压力。这压力转化为在国内进行经济、社会改革的动力。所以欧元诞生之前的这段时间，各国的政策是十分积极的。然而，在欧元问世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统一的货币，虽然是个巨大成就，但绝对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药”。欧元区国家却把这个统一货币当作万能药。在欧元问世之前，欧元区各国都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改革，争取达到《马约》所规定的“趋同标准”。这些努力除了从实质上进行改革外，并不排除“粉饰”本国的个别指标，使得在1999年欧元问世的时候，可以皆大欢喜地加入欧元区。但这并不代表欧元区各国的改革进程应该就此结束，各国应该进一步推进政府财政结构、社会政策、工资和劳动力政策等方面的改革，从而为长久满足《马约》标准而努力。但是，欧元区国家大多没有了改革的动力。

　　改革的动力是：欧元问世之前，进行社会改革是有回报的，这回报十分诱人——加入一个统一的货币区，加入一个复兴的欧洲。改革的阻力是：进行财政、社会保障、工资等方面的改革，这些是影响政治家自身“选票”的。这种改革往往遭到选民的反对——大多数人还是希望拥有比较轻松且高工资的工作和很好的福利。欧元问世之后，欧元区国家进行改革的阻力存在，动力却不存在了。所以，欧元区许多国家在享受统一的低利率之时，却大大降低了改革的力度。欧债危机爆发后，“改革”这个议题，不得不重新受到各国重视。

　　欧元区是一个货币联盟，在欧洲汇率机制的基础上，跨出了单一货币的关键一步。虽然这两个阶段从时间上是连续的，但却有显著的不同：第一，欧元的统一使用使得德国央行的低利率政策成功地传导到欧元区其他国家。而欧洲汇率机制时期，各国利率政策是不统一的。例如：法国为了维持法国法郎与德国马克的汇率稳定，不得不长期保持法国法郎的利率高于德国马克。

　　第二，对于汇率的调整来说，各国一旦放弃本币，使用欧元，这一步骤的可逆性大大降低，甚至可以说是不可逆的。在欧洲汇率机制时期，各国还是可以进行汇率调整的。例如改变汇率中心值，甚至可以像1992年英镑那样干脆退出欧洲汇率机制。而一旦加入欧元区，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实现汇率调整。即便在目前希腊债务危机已经十分严重的情况下，通过退出欧元区进行汇率调整并未实现。

　　欧洲央行的政策目标是将通胀稳定在2%附近。在欧元诞生的第一个十年中，该目标很好地实现了，这确实是个不小的成就。但进一步分析却有很多值得推敲的地方。从历史比较入手，选取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欧元诞生之前的五年，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国家的平均通胀率为2.2%。第二个时期是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维持了长达20多年的低通胀——2.6%，直到1970年才进入高通胀阶段。所以，欧元问世以来，与这两个时期相比的稳定通胀成绩，并非那么骄人。同时，1999年欧元诞生后，全球就进入了一个低通胀的时期。欧元区的低通胀得益于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大量价格低廉的产品，这显然是全球化的功劳，而非欧洲央行。

　　上世纪60年代，欧元在进行制度设计酝酿之时，欧洲的金融专家就分为两大阵营：一派是经济学家派，以德国、荷兰为代表，认为各国应该首先实施相似的政策，并且在价格、工资、税收、预算、内部竞争、外贸等方面达到相似的效果。而在经历漫长的过程后，货币联盟是个自然的结果。所以，长期赤字的国家应该先进行国内的经济、社会改革，待改革效果显现之后才能加入货币联盟。

　　另一派为货币主义派，以法国、比利时等国为首，认为货币整合是经济整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张尽早建立货币联盟，在汇率统一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实现预算、收入和增长政策的整合。对于各国国际收支的不平衡，货币主义派认为，逆差国和顺差国要共同承担责任。强势货币国家要承担干预外汇市场或者建立外汇储备库的责任，从而支撑弱势货币国家的汇率稳定。

　　看来，人们怀揣着经济学家派的理想，走向了货币主义派的现实之中。

　　作者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