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决策者眼下的情绪比两个月前乐观，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相信：欧洲央行(ECB)在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的英明领导下，已经化解了欧元区出现金融崩盘的风险。正如倍受尊敬的加拿大央行(Bank of Canada)行长、德拉吉在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的继任者马克•卡尼(Mark Carney)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所言：“欧洲将不会发生雷曼式的事件。这一点十分关键。”

自从欧洲央行去年12月启动3年期的长期再融资操作以来，意大利和西班牙银行的信用违约互换价差均有所下降。一些虚弱的国家与德国之间的国债息差也有所收窄。

这是否意味着欧元区危机结束了呢？绝非如此。欧洲央行使欧元区免于心脏病发作。但欧元区成员国面临着漫长的康复期，而主张对身体虚弱的病人采取“财政饥饿疗法”才是对症下药的观点，更是令情况雪上加霜。

上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下调了相关预测，从中可以看出危险所在。IMF目前预计欧元区今年将陷入衰退，总体国内生产总值(GDP)将下降0.5%。意大利和西班牙的GDP料将大幅下滑，而法国和德国将呈停滞状态。这样的经济环境对于寻求削减财政赤字的国家来说十分可怕。有关其他高收入国家的预测远远谈不上令人满意，但欧元区是全球经济中最危险的部分：只有在这个地区，我们看到一些重要国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政府面临丧失公信力的威胁。

在其他高收入国家，政府能够继续为本国经济提供支持，这主要是因为它们自身拥有央行和可以调整的汇率。这两者使它们具备管理大规模财政赤字的能力。在后危机环境下，这样的赤字既与必要的私人部门去杠杆化自然对应，也是私人部门去杠杆化的主要推动因素。

欧元区不具备这样的内在机制。当私人外部融资趋于枯竭（如同一些国家所出现的情况），受影响的成员国在短期内需要融资，在较长期内则需要一项可用以调整自身外部账户的机制，而不是通过经济的深度衰退得到调整。欧元区两者都不具备。事实证明，这导致它在应对全球金融疾病方面的能力有限。正如香港特首曾荫权(Donald Tsang)在达沃斯所言：“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恐惧。”敏锐的观察家们觉得，几乎没有什么因素能够阻挡一波主权及银行违约潮在欧元区内部爆发，这将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可怕后果。

欧洲央行降低了银行业立即崩盘的风险。但见多识广的外部人士希望看到的是，欧元区构建更加牢固的防火墙，以防止希腊（打个比方）崩溃——或许包括退出欧元区——导致人们对一些更重要的国家的前景感到恐慌。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上周在柏林发表了充满勇气的讲话，她把建设防火墙、推动经济加快增长和促进一体化，列为自己当前的三大要务。

这些外部人士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承诺：虚弱的欧元区国家将获得“恢复”所需的时间和“治疗”。自然，他们也希望看到欧元区承诺投入资源，明确表示其成员国有决心取得上述结果。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实力得到增强的IMF做出更大贡献才有意义。既然连欧元区自身都没有展现出自我治疗的意愿和能力，凭什么指望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比如中国——为救助欧元区出力呢？

唉，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意愿的问题。它是一个缺乏准确“诊断”的问题。这是一个欧洲央行无法解决的问题。作为债权国，德国反对组建“转移支付联盟”(transfer union  )，并坚持表示，财政纪律至高无上。德国前面一种做法是正确的，但后面的说法却是错误的。

长期将资源转移到缺乏竞争力的成员国将是一场灾难，它将削弱受援者的能力，并让提供者破产。但财政无纪律并非一切。正如它并非这场危机的主要原因（真正原因是草率贷款和缺乏远见的私营部门借款）一样，财政纪律也非治病良方。这种试图维护德国前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Heinrich Bruening，1930年至1932年在任)提出的灾难性财政紧缩政策的尝试十分可怕。

这一财政协定——本身试图恢复已失败的稳定与增长公约——所包含的观点，缺乏对一个成员国产出对其它成员国需求的依赖、收支失衡的作用以及竞争力永远是相对的这一事实的必要理解。如果意大利和西班牙想要在欧元区内提升竞争力，那么德国或荷兰就必须降低竞争力。

另外，如果私营部门正存在着结构性财政盈余，以降低债务水平，那么如果（也只有）当该国存在结构性经常账户盈余时，决策者才能消除结构性财政赤字。德国应理解这点，因为这正是该国正在做的事情。受到金融危机打击的国家几乎总是拥有大量的结构性私营部门财政盈余。如果这些国家果真要消除结构性财政赤字，那么它们也必须实现结构性经常账户盈余，就像德国那样。然而，每一个国家不可能都存在这种盈余，除非整个欧元区要这样做。

在没有抵消其它国家变动影响的情况下，单个国家不可能复苏。正如拉加德在柏林所言：“如果诉诸于全盘、泛欧洲大陆的预算削减政策，只会加大衰退压力。”财政紧缩必须是选择性的。更重要的是，表明这个调整过程正在奏效（这样就会让德国合理憎恶的长期财政转移支付变得毫无必要）的迹象，将是欧元区核心国家的强劲需求，通胀率将远远高于欧元区平均水平——这与危机前的状况如出一辙。

在达沃斯论坛上，我听到的对欧元区最乐观的说法却建立在欧元区瓦解的可怕后果之上。然而，绝望的人会做出绝望的事。欧元区成员国现在需要时间和机会进行调整。强大的防火墙应会给予它们时间，但只有竞争力的改变才会带来机会。如果没有这两点，危机肯定会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