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是危机之年。受中东与北非地缘政治动荡、日本特大地震灾害和欧美主权债务风暴升级等因素冲击，2011年全球经济持续走软，金融市场大幅动荡。各国政策频繁转向，以应对“二次衰退”的风险。2011年危机频发且四处蔓延，那么2012年能否成为转机之年呢？

　　从欧洲方面看，尽管欧盟一体化火车头法国总统萨科齐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去年12月5日就修改欧盟条约达成一致，声明将通过修约建立更严格的惩罚机制，来约束各国遵守财政规则，其中包括建立违约自动惩罚机制等，但由于修改条约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过程，而欧债危机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难题，许多经济濒临破产的国家能不能撑到条约修改还是未知数，因此笔者认为，法德提出修改欧盟条约更多的是做一个姿态，没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危机。再加上对民生、福利的支出和政府支持率造成较大影响，所以各国民众和领导者也不愿做出改变，达成一致的阻力很大，很多国家会对这一提议保持谨慎。

　　从欢天喜地建立共同经济体到如今的麻烦不断，人们都在质疑欧盟最终会不会以悲剧收场。从短期来看，通过欧洲央行提供流动性、欧盟与IMF加大援助、德法元首的妥协与努力，以及全球央行向欧洲银行体系注入大量廉价美元的干预举动，欧盟解体的可能性仍旧较小，但却面临着严重的中长期问题。只统一货币而没有统一的财政预算和规划，这是货币同盟的软肋。分歧出现后，同盟内又没有合理的规则和法律去约束。有组织，无纪律；有犯错，无惩罚，不严谨的规则甚至把欧元区逼到了如今的悬崖边上。欧洲领导人扭转欧债危机总是“来得太晚、做得太少”，欧债危机在2012年既不会“大病痊愈”，也不会“病入膏肓”，逐渐拖成“慢性病”的可能性较大。由于欧洲债务危机的持续恶化已经影响到实体经济，债务风险进一步蔓延至银行以及核心经济体，2012年欧元区经济面临二次衰退的可能。如果欧债危机大幅恶化，全球经济则再次陷入衰退。

　　国际金融学会的数据显示，欧洲银行业共持有欧元区3.5万亿美元的主权债券，这对美国和华尔街来说不啻为一枚“定时炸弹”。欧洲债务危机通过贸易、金融和信贷渠道传导至美国，损害美国实体经济，所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说，一旦欧洲炸弹引爆，美国将在劫难逃。而美国财政状况可持续性堪忧，政府削减支出将抑制经济增长。选战来临，两党政治争拗将持续限制财政政策空间，债务扩张过快引发新一轮党派之争，引发国债市场动荡。受全球经济减速及避险情绪升温的影响，2012年美国通胀将显著回落，货币政策空间较2011年充裕，QE3仍可能成为美国的政策选项。

　　更应该看到的是，发达经济体目前主要面临以下四大风险：债务危机深重、金融系统脆弱、高失业率和紧缩政策导致需求疲弱，以及政治僵局及机构效率低下造成的决策机制瘫痪。而更令人担心的是，这四大痼疾可能形成恶性循环。因此，西方2012年经济下行的风险不容低估。

　　对于发展中国家，尽管将继续以较为强劲的增长担起“全球经济引擎”重任，但增长速度也将明显地受到影响，特别是拉动世界经济的最大发动机之一的中国。由于中国的GDP增长主要靠货币投放和大量的能源与资源消耗，中国经济下滑与通胀上升压力并存，这种模式已难以维继。温家宝总理去年12月18日至19日在江苏考察时表示，经济形势严峻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出口下降幅度增大。二是制造业效益下滑。三是外部市场萎缩与企业综合成本上升碰头。四是经济下行与物价处于高位并存，加大了宏观调控的难度。这使得中国经济正面临着极高的滞胀风险。因此，金砖四国之父、高盛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奥尼尔称，2012全球经济的关键是中国能否成功实现软着陆。

　　与此同时，国际金融研究所最新公布的一项针对新兴市场银行高级信贷主管的调查报告显示，亚洲、东欧、拉美等新兴市场银行的贷款条件正在变坏，面临着信贷标准收紧、坏账增多、融资困难等诸多麻烦。未来银行资本与经营状况的恶化必然制约其信贷冲动，增大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难度，从而延缓全球经济复苏的脚步。

　　这就是说，在经过2008年金融风暴、2009年经济大衰退之后，2010年略显强劲、短暂复苏。受到诸多重大事件的不利影响，2011年脆弱的经济复苏已使全球经济遭遇新困境，金融市场进入新的危险状态。因此，历经多重磨难的世界经济，2012年将会更加脆弱，各国的政策选择将更加艰难，世界经济危机很可能会继续深化。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