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2月，陕甘宁边区银行开始正式发行货币，史称“边币”，一种新的货币诞生了。

　　在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断绝外援，并且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边区财政经济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陕甘宁边区以贫瘠之地供养10万以上的部队、机关、学校人员，公粮征收连年加重，到1941年增至到20万石，占到当时边区粮食产量的13.8%，这给本来就贫困的边区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加之边区政府连年赤字，医疗、生产生活所需物品严重困乏，正如毛泽东所说：“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1940年和1941年，国民党两次反共摩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

　　1941年2月，为了支持财政，中共中央决定发行边币1000万元，其中550万元被指定用于财政性支出，以及抗战所需。1941年1月，毛泽东曾两次致函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指出，凡不可免之钱，予以概允，此时不与斤斤计较。谈到边币发行时特别提出，不必肯定边币只维持1000万，宜作1500万之打算，较不束缚手足。到1941年6月，边币净发行就达到1105万元，每月平均递增28.5%，其中发行最多的3月比上月增发71.2%，整个上半年边币发行量增幅为253%。

　　关于抗战时期的货币发行，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有人害怕发行货币，会限制与束缚边区生产发展；但是大量、集中快速地发行边币导致流通泛滥，造成了剧烈的通货膨胀和金融波动。1941年上半年，延安物价飞长，货币严重贬值。

　　边区金融物价的动荡，引起了边区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议论，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也高度重视，但仅靠边区财经部门的努力很难从根本上消除通货膨胀。

　　1941年8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委托毛泽东召集有关人士开会商讨对策。毛泽东没有急于开会，而是先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他在8月6日和22日两次致函边区政府秘书长谢觉哉讨论财经问题，提出发展经济和平衡出入口是解决边区财经问题的关键。时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经过调查研究，提出了边区银行的货币政策：“一方面多向工、农、运输业放款，推动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尽量发展信用，减少货币发行，防止通货膨胀。在保障供给和支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以稳定边币币值为主要目标，实行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这一观点，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肯定。

　　在中共中央讨论金融问题的会议上，毛泽东综合各方面意见，得出结论：“边区的问题，基本上不是金融问题，而是经济与财政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只有通过发展生产。”“财政困难，只有经济发展才能解决。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做出了坚持控制边币发行，尽一切可能收缩通货的决定，并要求财政厅保证不再向银行透支，银行对各种投资暂时一律停止。1942年中央财经委员会拟定的《边区经济财政建设的决定》提出，在金融贸易方面，要保障边币与物价的相对稳定。1942年，在财政上不靠发钞票，由银行利用储蓄及公盐周转收回一部分。边区政府财政性借款(包括财政厅借款和机关财政性借款)占当年全部放款的比例从1941年的46.2%降为1942年的35.2%；1941年边区银行向生产建设和商业贸易的放款占当年全部放款的53.8%；1942年上升为64.8%。

　　边区银行一方面控制财政性放款，另一方面加强对生产和贸易的支持，促进边区经济的自给。1941年至1942年，边区银行先后拿出近1000万贷款扶持食盐生产，1942年又专项增发边币1000万元。这些资金对支持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促进食盐、土特产等物资生产，以及1942年下半年抢购战略物资，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使边区经济实力空前增强，边区军民战胜了极端的物质困难，粮食实现自给有余，成功地度过了财政经济最困难的时期。

　　为了满足抗战需要和边区的财政支出，边区的物价和边币币值虽然发生了几次波动。但是，在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银行及相关财政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实行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有效控制边币发行，维持边币币值稳定，抑制边区物价过度波动，抑制通货剧烈膨胀，使得金融基本上保持在比较稳定的区间内，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