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世界经济进步史，每次经济危机都由新产业的诞生、产业结构升级和政府职能转变、社会治理模式创新作为补偿，此次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经济危机，同样拷问和催生世界经济新秩序。美元的疲软、欧元的重振和人民币的国际化重塑着国际利益的交汇点和共同体，创新着全球经济政治运行新秩序。时至2011年上半年，世界经济整体形势仍不容乐观：欧债危机、美债危机、全球主权债务危机此起彼伏，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经济的走向与发展。欧债危机愈演愈烈，从周边国家向核心经济体蔓延；美债突破上限的法律虽已通过，但其不稳固的债务状况给本已脆弱的金融市场造成了新一轮的冲击，标准普尔近百年来首次降低美国评级。美国主权债务危机遗留下来的问题远远多于解决的问题，债务危机仍将潜藏风险；亚洲等新兴经济体遭遇输入性通胀威胁不减，美联储两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明显飙升、两大影响挥之不去，全球经济滞涨风险持续增加。

 

　　美国总统奥巴马8月2日签署了提高美国债务上限和削减赤字法案。至此，持续数月的美国债务违约风波将暂告一段落。但是，美国的债务危机也许才刚刚开始，无关债务上限调整与否。现在国会增加额度，要求政府削减支出，既不利于本来就萎靡不振的经济复苏，也不会改变政府负债不断上升的趋势。债务上限得到提高，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躲过了债务危机的风险，更没有消除市场的担忧。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当地时间8月5日宣布，将美国AAA级长期主权债务评级下调一级至AA＋，这是美国首次丧失3A主权信用评级。可以预见的是，本次欧美主权债务危机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将带来各种溢出效应，成为悬于全球资本市场头顶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世界经济完全被欧美债务危机绑架了，欧元区债务危机尚无缓解迹象，美国债务危机又起风波。评级机构的一连串行动给欧元区债务危机又泼了一盆冷水，欧美经济面临的险境更甚于2008年金融风暴。三年前为应对国际金融风暴，美欧等经济体相继推出规模庞大的财政、货币刺激政策，美国更是连续两次启动量化宽松政策，遏制了危机进一步蔓延。刺激政策的后遗症正在持续显现，本质上看，应对2008年金融风暴的政策是结构转移：也即把负债从金融部门转移到政府部门，债务始终没有消亡。只要我们认真看一看结果：

　　第一，失去政策刺激后主要经济体已显露疲态，而全球通胀压力逐渐增大，滞胀风险正在加码。

　　第二，债台高筑导致政治斗争造成政府决策缓慢。在欧盟，各成员国为了各自的国内政治利益而不团结。比如，默克尔在决策时就不得不顾及国内民意；而在美国，共和党和奥巴马代表的民主党为了明年的大选，都在利用债务上限问题向选民们兜售自己的政策主张。

　　第三,逼迫欧美进行财政整顿，而货币宽松也几无空间。弹尽粮绝的政策制定者要么坐等经济自我修复，要么效仿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用量化宽松赌明天。

　　人民币升值不是欧美债务危机的救星

　　所谓国际多边治理机构中的一些人认为，推进金融改革计划的一个先决条件是人民币进一步升值。鼓动升值的理由是可以放缓中国外汇储备增加的速度，从而减少注入到金融系统的流动性，中国经济因此可以稳固前行。进而鼓动说中国政府应该采用人民币升值来缓解通胀和房地产泡沫等风险，因为人民币升值可以帮助降低油价、食品价格和其他进口产品的价格。还说，仅靠现行的国际汇率机制安排，仅能在应对全球经济失衡方面发挥温和作用；而人民币被低估，则是阻碍了中国国内经济再平衡的进程。

　　看上去真的是为人虑计、用心良苦啊。只要翻一翻最近的历史，我们就可以知道，2007年美国敦促越南盾升值来抗衡石油价格，结果是越南盾的升值速度赶不上原油的涨价速度，反倒让自己陷入了金融危机。

　　汇改以来，人民币不断升值。人民币升值解决不了欧美债务危机，一方面因债务国财政收支境况差，不得不“借债度日”；另一方面因经济衰退导致政府必须发更多债，依靠公共开支刺激经济。所说的纠正外部不平衡，除非回到经济学假设的最初起点，自由贸易、勤劳、公平和效率，否则皆是些经济掠夺的借口。对全球来说，如果各国GDP不能以正常的速度保持增长，新旧债务必然压制经济增长，而低增长又让偿还债务陷入难以为继的恶性循环，这是一种可怕的结局。美国经济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在其名著《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中说，一个国家的经济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生产性”。历史上的经济霸权大多经历了从“生产性”到“非生产性”的转变，这就使得霸权国家有了生命周期性质，从而无法逃脱由盛到衰的宿命。

　　欧美债务危机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汇率机制不仅是国家经济的防坡堤,也日渐成为国家间利益的转换器。此次经济危机以来，美国利用其发币权，打压日本产业、横圈中国钱财、挤压欧元空间。从希腊危机到欧洲笨猪四国（葡萄牙、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再到美债危机，都在为寅吃卯粮支付沉重的代价。欧元区部分国家债务高企是过去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累积的结果，解决债务危机需要的资金可能超过2万亿欧元，加上美债，全球所需要的资金高达5万亿以上，情急之下，谁不惦记中国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呢？我们再仔细地想一想，这一轮欧美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不见得都是坏事情。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也将促使中国改变外汇储备资产的投资策略。中国进口的规模可能会增加，带动进口额的快速增长，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国际收支顺差的压力，以此因应所谓国际治理机制关于“经常性账户”绵延不绝的游说。美国主权信用评级遭降，也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市场机制的自我纠正和自动纠偏。发生在美国本土的次贷危机动摇了以美元为核心的金融体系，而美元债券的降级，则进一步松动了美元的信用，加上今后的贬值预期，必将使许多向美国出口的国际企业转为以其他货币结算，投资者也逐步投资其他货币以寻求更大的收益。以我们的见识能预见到的，世界人民曾经希冀的“新国际货币体系”，距离现实只能越来越近。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过一句话：谁掌握了货币发行权，谁就掌握了全世界。要减少损失，对外汇储备的主动管理已经不是好出路，那只是长城之内的固守。只有人民币适时地推出去，成为国际主币，才是最优途径。进取是最好的防御。对美债危机和疲软的欧元，越来越多的国家表达了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愿望，期待选择更多的国际储备货币的权利。这些正为人民币的国际化提供了机会和条件。我国充足的外汇储备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最好保障。要借鉴当年德国的经验，将外汇储备当作平准基金，以此调节马克汇率，最终使马克成为国际硬通货，进而为欧元奠定坚实的基础。

　　争取国际评级话语权

　　当前我们首先应该致力于建立和完善人民币货币发行机制，然后再探索人民币汇率机制。其次，货币政策应该独立于经济周期。央行的职责应该是始终保持币值的稳定。如果市场建立了对央行的信赖，普遍预期货币的购买力将长期保持稳定，就等于在无形之中鼓励大家去节约资源，提高效率，改善工艺，科研创新，这才是奠定一种货币长治久安的基础。第三，致力于建立完善的资本市场。多层次的完善的资本市场让投资人安心持有人民币资产，就使得人民币能被广泛接受。最后，中国在当前的形势下，必须把握好宏观经济政策。必须采取灵活的汇率政策，处理好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开放，特别是要健全国内金融市场。针对大量境外短期资本的流入，央行应该对此保持警惕，并采取恰当的干预措施，保持本地金融稳定和经济健康发展。
　　我们之所需，是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视作外部对我国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强大动力，抓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扩大国内的需求。积极地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增强人民币的话语权，创新国际货币新秩序，真正改善中国复兴的国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