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对于这种调整，是基于行业劳动密集特点以及降低行业结构升级速度的缓兵之计，还是一次深入的外贸政策大改变的信号？

    近日，一直对我国出口贸易政策、外需发展情况，以及国际经济有深入研究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隆国强，接受了本报的专访。之前，他多次到各地进行深入调研，近期在国务院的专家座谈会上，他也给出了自己的政策建议。

    外贸形势已经发生根本变化

    《21世纪》：今年上半年外贸增长仍在20%以上，形势是否还算乐观？

    隆国强：今年上半年外贸总额增幅达到21.9%，在名义上还是很高的，比去年没有多少回落。

    问题在于，今年的21.9%与往年不同，它是在美元大幅度贬值以及人民币对内大幅度贬值的条件下取得的。

    前6个月，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增长率是21.9%；用人民币计价的出口增长率只有11.2%。名义增长数据很高，但实际增长已经非常低了。如果扣掉国内通货膨胀，就只剩个位数增长。从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出口实际增长率在今年上半年已经达到最低水平。

    就具体行业而言，不同行业面临情况不一样。前五个月，按海关产品类别看，艺术品和其他出口呈现绝对的负增长；皮革、木制品增长率也很低，名义增长率在10%左右；纺织服装增长率有16%，但有些地区，如广东省的纺织品增长是负百分之三十几，已经比去年下降了1/3。

    《21世纪》：过去出口快速增长的动因是否发生了变化？

    隆国强：的确如此，一方面出口的需求在发生变化。比如美国，过去借世界的钱拿到美国国内消费，他们不储蓄，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美国以消费拉动了全世界经济增长，但是现在美国已经开始向外促进出口，这说明美国经济增长已经开始占用外需，即别国的GDP来拉动增长。

    而对于国内企业而言，过去出口模式也在发生变化，出口低成本时代已经要结束。

    中国加入WTO后，外贸总额平均增长速度为28.8%，增长最高的年份达到了35%。全世界贸易增长年平均率12%。中国是第二大出口国，其增长率有20%~30%，把全世界的增长率提高了好几个百分点。如果扣掉中国，全世界贸易增长率只是个位数。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制成品的出口竞争力比较低。比如，整个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率仅占46%。现在，我国出口中94.9%的是制成品，2007年57.6%是机电产业。为什么取得如此大的成绩呢，主要原因在于引进外资和国内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增强。

    这靠两条线实现：一是吸收出口导向型的外商企业，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本地的劳动成本上升后，转到中国，和低成本劳动力融合起来，使得中国一下就融入了东亚的生产网络里，最终靠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面向全球出口。在我国出口当中有58%是由外商投资企业完成的。这一条线很成功。

    另一条线是我国实行一系列的出口鼓励政策，包括人民币贬值、出口退税等政策等。

    我国现在是全世界竞争力最强的低成本制造商，有774种商品制成品中国出口排名第一，出口总额现在已经超过美国，排世界第二。

    《21世纪》：但一系列对出口有利的条件发生了改变，你同意吗？

    隆国强：是的，比如人民币升值在加快。现在1美元兑人民币是6块8了，大家就觉得升值很厉害了。但其实人民币曾经是很值钱的。

    1980年的时候，美元与人民币兑换比例是1∶1.5；后来为了鼓励出口，人民币一路贬值，贬得最凶的时候，1993年底黑市已超过1∶10，一美元可兑11元。1994年汇率并轨后变为1∶8.7，随后就逐渐进入升值阶段，亚洲金融危机打断了这个进程，变成固定汇率机制。2005年7月21日开始，开始有了一个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在这个机制下，人民币开始逐渐升了十几个点。

    我认为人民币升值是经济快速发展、中国国际竞争力快速提高的结果。

    《21世纪》：你经常调研一些外贸企业，目前出口形势堪忧，对企业而言，问题到底有哪些？

    隆国强：我认为有多重因素。可以分为几个方面，我去调研时，有人形象比喻是“七匹狼”。
   
    一是原材料的涨价。从全球初级产品涨价逐渐传递到国内出口加工企业最末端，一些企业难以消化。如铜的涨价，温州做打火机的，原来有好几百家，现在只有几十家了。现在做打火机的铜从原来的15000元/吨到现在的60000元/吨。打火机是低档产品，就转嫁不出去。

    二是劳动成本的上涨，因为新的劳动合同法，一些中小企业因此增加了20%~30%的成本。

    三是融资问题，宏观紧缩的货币政策，由于利率提高，企业的融资成本增加；加之信贷规模的控制，银行就更愿意把钱贷给大企业，导致很多搞出口的中小企业融不来钱。

    四是政策的原因，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加工贸易保证金的实算、出口退税率的下调、征出口税等一系列的政策都对出口增长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五是人民币加速升值，上半年我们上涨了百分之五点九几。

    六是外需下滑等。

    出口行业处于内外交困状态，更多种因素同时发挥作用。在原先状态很好的情况下，出台这一系列调整政策(差别调整)，着点于使出口慢一些，促进出口的结构转型升级，会更好。但产业升级绝不是靠动员、号召起来的，一定是靠市场动力推动的。

    主要的问题在于，当出口面对太多困难的时候，就会造成较大面积的企业破产和失业，威胁到整个社会稳定，经济增长率快速回落。

    从需求角度看，去年贡献了2.7个百分点。今年如果贸易顺差减少了，2.7个百分点就没了；加上内需投资在回落，下半年增长率就会更低。经济增长可能面临过快回落的风险。

    调高出口退税率只是一个信号

    《21世纪》：7月31日纺织、服装行业的出口退税率上调了2个百分点，这是不是外贸政策要调整？

    隆国强：我认为这是一个信号。国家对出口政策在发生着一些改变。国家非常重视劳动密集型企业目前所面临的困境问题，因此采取一些措施，来防止出口的过快回落

    调整出口退税率，有利于防止出口的过快下滑，也有利于就业问题的解决。目前真实的增长率已经非常低了。出现一些天灾因素管不了，只有减少人为造成的损失。比如缓解企业压力，出口退税是一个比较立竿见影的措施。

    《21世纪》：宏观政策也需要一点改变吗？

    隆国强：去年是这一轮经济周期增长率的最高点，今年的回落是不可避免的，下半年的形势还很严峻，我们现在面临的困境是，到底是保增长还是治通胀？

    从中央角度来说，从去年底的“两防”(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物价由结构性上涨变成全面通胀)，到今年“一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二是把通胀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说明形势在变化。

    今年CPI控制目标是4.8%。但从去年10月到现在，国内外形势发生很大的变化，物价实际涨幅比较高。所以也不可能拘泥于4.8%这个目标。因为过多的紧缩，会让经济实体受到更多的伤害。因此，需要在几个宏观目标之间求得一个平衡：经济增长速度比较高，不要回落太多；物价也不要涨得太多，老百姓还能承受。

    在新的目标情况下，下半年整个宏观政策的导向：既能维持较高的增长，又能让通货膨胀不至于继续上涨。会采取一些政策，紧缩的货币政策的整个基调不会改变，但会做一些结构性的调整，特别是涉及到就业、中小企业融资方面，会创造一些更好的条件。

    《21世纪》：在具体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方面，你有何建议？
   
    隆国强：一些结构性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尝试，如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对创新的支持、出口退税、减免一些税收、提高个税起征点。

    在面临通胀的时候，很多中低收入家庭在这一轮通胀里受到的伤害还是相当大的，因为这一轮主要是食品涨价。很多中低收入家庭恩格尔系数达到50%~60%，食品价格翻一番，所有的钱在这个时点上都用来吃饭了。

    要稳定农业生产。在全球粮价上涨的情况下，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粮食出口国包括泰国这样的传统出口国，率先开始限制粮食出口，这对粮食出口贸易是一个极大的打击。这轮博弈之后，对于进口国来说，全球的粮食贸易的“自由化”在这一轮政策之下可能会受到长期的打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