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联合国贸发组织发布了《2011世界投资报告》，为全球对外投资的发展现状及其走势把脉。数据显示，201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增长了5%，达到1.24万亿美元，仍比危机前的平均值低15%，预计2011年这一数字会突破危机前水平。其中，亚洲地区仍然是增长的最大引擎，发达国家恢复势头仍显疲弱，欧洲、日本的一蹶难振凸显出美国在发达国家中引资的强势复苏。除了地域上的“不平衡”，全球对外投资形势也出现了新的变化。报告提醒说，投资保护主义有滋生蔓延之势，同时，非对外直接投资对全球价值链的贡献正愈发明显。

　　亚洲地区

　　外资流入量和流出量均创纪录

　　流入中国的FDI结构更趋优化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首超日本

　　7月26日，联合国贸发组织发布的主题为“国际生产的非股权经营模式”的《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WIR11)指出，2010年发展中亚洲(不包括西亚)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和流出量均创下新纪录。

　　这份年度报告称，2010年南亚、东亚和东南亚的直接外资流入量上升了24%，达到3000亿美元，接近全球总量的1/4。然而，3个次区域及其主要经济体的表现大相径庭。

　　2010年，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的直接外资流入量实现翻番增长，达到790亿美元。报告称，这些国家采取的积极政策推动它们实现了上佳表现，而且未来保持这一趋势的可能较大。诸如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东盟国家已发展成为低成本的生产基地，特别是低端制造业的基地，而本区域的最不发达国家(老挝和柬埔寨)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直接外资，尤其是从邻国流入的外资。

　　中国和中国香港的外资流入量实现了两位数增长，东亚地区的外资流入量上升至1880亿美元。其中，中国的流入量上升了11%，达到1060亿美元。由于中国的工资水平和生产成本持续上升，因此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中国大量转移的趋势已经放缓，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正在向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转移。

　　南亚的外资流入量下跌至320亿美元，主要表现为印度下滑了31%，巴基斯坦下滑了14%。与之相反，孟加拉国成为日益重要的低成本生产基地，其外资流入量上升了约30%，达9.1亿美元。

　　2010年，中国、中国香港、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省的对外投资有所增加。受此推动，亚洲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的直接外资流出量增长了20%，升至约2300亿美元。本区域最大的两个直接外资来源——中国香港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量均增长了100亿美元以上，分别达到760亿美元和68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2010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国内生产总值均首次超过日本。

　　本区域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总量中所占的比重由2008年的不足10%跃升至最近两年的17%左右。来自亚洲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的公司一直在积极地收购发达国家的大型公司，并进行了多项巨额收购交易。然而，它们的收购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政治性障碍，华为收购美国3Com和3Leaf公司的尝试受挫，就说明了这一点。

　　电子业在亚洲对外直接投资中的重要地位反映了亚洲公司在这一产业中的国际竞争力，特别是富士康和伟创力(Flextronics，新加坡)等合约制造商。它们已经成为全球电子业价值链中生产阶段的主导力量。

　　报告预测，亚洲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的外资流入量和流出量均将继续增长。本区域各国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努力中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这将为区域内的外资流动创造更有利的投资环境。

　　市场风险

　　警惕投资限制措施和审查程序增加

　　联合国贸发组织发布的WIR11称，投资促进和便利化仍然是近期国家投资政策的主导内容。但是报告警告说，由于过去几年内积累的限制性投资措施和行政程序，投资保护主义的风险有所增加。

　　报告称，投资政策与产业政策战略之间的相互作用正不断增强，而且自愿性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对投资政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国际投资协议网络不断扩大，但是在该网络是否覆盖了全部投资关系及其是否能有效吸引促进发展型外资方面仍然存在问题。所有这些均使投资格局变得复杂而又难以把握。

　　WIR11指出，2010年74个经济体实行了149项投资政策措施。投资促进和便利化在许多国家仍占主导地位，但是近年来增加投资限制措施和行政程序的势头持续存在。这149项政策措施中，约有1/3对外国直接投资实行了新的限制性措施或监管程序，与2009年相比略有增加(图1)。报告指出，虽然此类限制措施仍然只占少数，但是随着几年来不断的积累而呈现上升的趋势，外资进入的审查程序也更加严格，这些都增加了投资保护主义的风险。

　　国际投资协议制度正处在十字路口。2010年共有178项新的国际投资协议(平均每周3个新协议)，年末国际投资协议的总数达到了6092项(图2)。目前共有数千项协议，还有许多正在进行的谈判，再加上多种争端解决机制，当今的国际投资协议制度已逐渐接近这样的局面：其庞大和复杂程度令政府和投资者都难以应对；然而它仍不足以涵盖所有可能出现的双边投资关系(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再缔结14100项双边条约)。这对国际投资协议制度的影响及其对促进和保护投资的有效性，及如何确保国际投资协议发挥其发展潜力构成挑战。报告指出，因此，国家和国际层面都在加紧政策讨论，研究国际投资协议制度的未来方向及其发展影响。

　　投资政策和产业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不断增强。近年来，许多国家选择了更为积极的产业政策。结果在国家和国际两个层面，投资政策与产业发展战略之间的相互作用不断增强。报告指出，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管理这种相互作用，使两种政策共同促进发展。各类自愿性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对投资政策格局的影响越来越大。目前除了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制定的基本标准，还有数十项国际多方利益相关者倡议、数百项产业协会倡议和数千份独立公司准则。报告指出，近年来非约束性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激增，使之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更为重要。

　　投资方式

　　非直接外资形式的全球影响放大

　　联合国贸发组织年度全球投资趋势报告显示，2010年国际生产的跨境非股权形式(NEMs)在全球产生了至少2万亿美元的销售额，而且增长迅速，这塑造着世界贸易和投资格局，并对其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研究报告指出，国际生产并不仅限于外国直接投资(直接外资)和贸易这两个方面。包括合约制造、服务外包、订单农业、特许经营、许可经营、管理合约在内的非股权形式，使跨国公司能够协调其全球价值链中的活动并影响东道国公司的管理，而又不拥有这些公司的股份。在跨国公司管理非股权形式伙伴公司在其全球价值链中的活动方式中，例如，东道国的一家本地公司以合约的方式，或通过获得跨国公司的技术、技能、商业模式或内部市场进行产品组装或提供信息技术支持。虽然伙伴公司依附于跨国公司的全球网络，但是跨国公司很少拥有非股权形式伙伴公司的股份。

　　全球跨境非股权形式活动意义重大，在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贸发组织估计，2010年跨境合约制造和服务外包的销售额为1.1万亿至1.3万亿美元，特许经营为3300亿至3500亿美元，许可经营为3400亿至3600亿美元，管理合约为1000亿美元左右。在大多数情况下，非股权形式的增长速度超出了其所在产业的增长速度。

　　某些产业中，主要的非股权形式公司(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公司)本身就是跨国公司。非股权参与者的性质和起源及其地理分布因产业不同而有所区别。例如，电子业和IT-BPO服务业(信息技术和业务流程外包)的合约制造商本身就是大型跨国公司，在全球相对较少的几个地点拥有大规模业务。服装、制鞋等产业的参与者类型各异，既有在多处运营的大型公司，也有位于低成本区域、地理布局分散的小公司。

　　在某些产业中，发展中经济体的公司是主要的非股权形式参与者，它们的全球业务达到了相当规模，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占有一席之地，因而促进了南南联系。电子业中，中国台湾省的富士康、广达、仁宝、纬创和新加坡的伟创力位居十大合约制造商之列。中国香港的利丰等发展中经济体的跨国公司在服装和制鞋业价值链中的主要品牌和合约制造商之间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在IT业等服务外包产业，印度的塔塔咨询服务公司和惠普罗公司信誉卓著；巴西、菲律宾和中国的许多公司也崭露头角。然而，在汽车部件等其他产业中，位居前列的合约制造商仍然是发达国家的公司。

　　非股权形式创造发展收益的潜力巨大，但仍然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非股权形式能够产生重大的发展效益，事实上，非股权形式产生的增值在一些经济体中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联合国贸发组织预计非股权形式全球雇员人数为1800万至2100万，其中大部分在发展中经济体。2010年，电子、服装、制鞋和玩具等产业中，发展中国家几乎占据了全部与非股权形式相关的就业和出口，相形之下，它们在全球直接外资存量中所占份额为30%，在世界(出口)贸易中所占份额不足40%。服务外包和特许经营等产业中的非股权形式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规模的就业，并且提升了创业技能和其他技能。在几个产业中，非股权形式产生的出口占全球出口总额的70%至80%。总体而言，非股权形式可以通过传播技术和技能、发展国内企业、帮助发展中国家进入全球价值链等手段，建设生产能力，进而支持长期产业发展。

　　但是贸发组织还提出了一些对于非股权形式在发展中东道经济体产生的影响的关切。例如，由于非股权伙伴公司迫于巨大的竞争压力不得不降低成本，因此工作条件也许较为恶劣，特别是劳动密集型活动合约制造的工作条件。在一定情况下，非股权形式可被用来规避社会和环境标准。报告还指出了对于长期产业发展的陷阱，认为发展中国家需要降低风险，避免局限于低增值业务，还需要避免过分依赖外国技术和投入。

　　贸发组织指出，各国若要从国内企业融入跨国公司非股权形式网络中最大限度地获得发展效益，政策至关重要。好的政策还有助于把相关风险减少到最低限度。具体存在的4大挑战如下。

　　将非股权形式政策纳入总体发展战略。

　　将非股权形式政策纳入产业发展战略，将确保吸引非股权形式的努力面向东道国具有竞争优势的“正确产业”。劳动力成本低可以成为这样一个优势，但是从长远来看，发展战略需要帮助本地公司攀升至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中增值更高的非股权形式活动。报告指出，要避免出现因专门化而造成依赖个别外国伙伴的局面，建议实行非股权形式多样化，使国内公司从事多种多样的活动。

　　建设国内生产能力。非股权形式相关政策的成功，关键取决于是否存在有资格与跨国公司议定非股权安排的富有吸引力的国内公司。积极的创业政策可以增强本国非股权伙伴的竞争力。从扶持起步创业到促进商业网络，此类措施范围广泛。将创业知识纳入正式教育系统，辅之以职业培训和与非股权形式相关的专门技能发展也很重要。技术政策可以提高本地的吸收能力，加强技术升级，创造技术集群和伙伴关系。贸发组织称，对于寻求参与非股权形式的中小型企业而言，增加融资机会十分重要。

　　便利和促进非股权形式。非股权形式的基础是商业伙伴之间的合约关系。因此，清晰、稳健而又透明的合约管理原则是促进和便利非股权形式的一个重要方式。此外，贸发组织建议，“搭桥”和“后续”服务等手段仍有可能增强投资促进机构在鼓励非股权形式方面的作用。

　　应对消极影响。要应对非股权形式的消极影响，必须增强本地非股权伙伴面对跨国公司的谈判能力，以确保合约以风险和利益的公平分配为基础。制定具有产业针对性的非股权形式合约或谈判准则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如果参与非股权形式的跨国公司获得支配地位，它们也许会滥用市场力，损害其本国和外国竞争对手和自己的贸易伙伴。因此，非股权形式促进政策需要与保障竞争的政策相辅相成。此外，还需要注意其他的公共利益标准，这包括劳动保护、环境保护及保护本地能力与传统活动，它们可能因成功的非股权形式迅速增加市场份额而被排挤出局。

　　发达国家

　　美国引资强势复苏欧洲和日本持续下滑

　　年度报告显示，2010年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微幅降低至6020亿美元，且发达地区外资流入的情况并不均衡。其中，欧洲跌幅最大，流入量为3130亿美元，与2009年相比下降了19%。政府紧缩措施使经济前景更加黯淡，再加上可能出现的主权债务危机等诸多因素，都阻碍了外国直接投资的复苏。日本的外资流入量也出现下跌，由于外国跨国公司大量撤资，净流入量转为负值(-12.5亿美元)。与之相反，北美的外资流入量强势逆转，增长了44%，上升至2520亿美元。

　　2010年，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出量扭转了2008年以来的下滑趋势，增长了10%。《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虽然已经恢复至可观的9350亿美元，但2010年发达国家的外资流出量仅达到2007年最高值的一半。

　　虽然，在2011年年初，发达国家所实现的并购和绿地项目的数据令人鼓舞。然而，报告指出，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地区主要经济体的增长前景仍存在风险。这些前景的变化仍有可能妨碍外国直接投资的复苏。

　　报告阐述了发达地区银行业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动情况。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倒闭之后，各国政府对若干国际银行施以援手。随后，在监管机构推动下进行了银行业重组，这造成一系列外国资产撤资的重大事件。与此同时，由于在危机中表现相对较好的银行收购了海外弱小银行的资产，重组又催生了新的外国直接投资。此外，主要设在美国的私募基金积极参与了重组过程。以更长远的目光来看，全球范围内改革金融制度的努力和各国政府走出衰退的战略有可能对金融业外资流量产生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