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商报：您之前几次都强调市场的力量和企业自身的发展能力，那么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角色又是什么？

　　史炜：我国中小企业从产生的那一天起，政府就没有管他。所以当他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也希望政府不要管他。中小企业的发展不需要政府干预，政府这双闲不住的手干预得越多，中小企业就越没有出路。

　　以融资为例，如果央行对商业银行不干预的话，商业银行会主动根据企业的收益放贷。而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的紧缩政策是“一刀切”，央行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增发期票，然后国家通过发债严格控制货币流通量，这样商业银行本身的资本就受到限制。商业银行目前总共可动用资本70多万亿元，这几年也没什么变化，财政还有8万亿（两个4万亿）投到重点领域，迫使商业银行不敢对中小企业放贷，所以把银行正常的信贷行为打乱了。

　　对中国中小企业的发展，政府也不要去做救世主，政府对中小企业只能唱一首歌，那就是《国际歌》：“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要想使中国的中小企业得到发展，只有靠市场和中小企业自己，政府要相信中小企业的力量。

　　国际商报：那么，政府需要做的是什么？

　　史炜：以浙江为例，第一，在中国目前改革大的背景环境下，浙江的“十二五”规划要重新调整。目前浙江的“十二五”规划包括各地市县的规划就是一个标准文本，很空泛，并没有考虑整个浙江区域性的产业、市场、技术、资源配置的特点。

　　在“十二五”期间，我们应该看到，浙江经济的产业转型将可能引发东部沿海地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劳动力反流。因为现在很多工人都宁可回四川拿1000元，也不去温州拿2000元，为什么？劳动力禀赋的资源是有红利的——他们在自己家乡的土地、对亲人的照顾，相当于一个月1000元，那我为什么要到温州去呢？

　　浙江的“十二五”规划中也没有充分考虑到劳资关系变化对经济的影响，我们国家在沿海地区已经出现了劳资双方以工资为目标的博弈，这种博弈带来的是市场化的高速发展。今年春节后，大量民工又回到浙江，但他就不回工厂里边，最后把工厂逼的就只好给工人涨工资。当工人完成正月的工作量后，老板在没有更多订单的前提下很快就会下降工资，但工人会要求在食宿、“三险”上给其保证。所以，我们政府一定要看到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关系正在按照市场化的方式去变化，你不要去搞什么劳动力中介，否则会扰乱企业的正常发展方式。

　　我曾经做过一个实验，我给某地中国移动的劳动力中介热线打过电话，称自己要在那边找一份瓦工工作，月薪1200元，劳动部门当时许诺得特别好，但直到现在都没有给我打电话。这就是形象工程。国家为这些“面子工程”投入了上千万，还不如把当地的劳动环境搞好点。

　　因此，浙江民营经济要走出瓶颈，获得厚积薄发的发展机遇的时候，政府需要做的是要通过有效货币政策而非财政政策来优化当地的市场环境，要将改善社会总体的福利，包括个人的福利、公共设施的福利、交通设施的福利和文化建设的福利作为国家调控的基本内容。政府还需要利用财政政策加大国家级、省级重大战略型产业和工程的投资，而不是撒芝麻。比如涉及高新技术的、整体产业转型的投资，政府应该介入；政府也要通过税种安排有效地减少税种，提高有效税收。

　　另外，浙江对存量资源的管理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现在浙江的工业用地每亩的价钱已经达到500万~800万元了，也就是说，整个浙江的资源和资产价格已经到了泡沫状态。这么高的价格必然限制新的经济要素的介入，所以国家要通过有效的法律来压制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而对于货币政策调节的领域，政府不要乱插手。所谓的“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现在已变成“政府干预，企业唱不出戏”。我们要做的其实应该是“市场搭台，企业支持，市场唱戏”。

　　总之，所有的经济问题都会牵涉到意识形态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把所有经济问题都当做意识形态问题来解决，否则我们就把经济问题当作了政治问题。而一旦如此，所有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都将成为无解的答案，最后导致的只能是更加强大的干预和对市场本身规则的严重破坏。一定要坚信这样一个原则：让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去推动，国家这只闲不住的手要做他该做的事，中国的中小企业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