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胀寻因

李响 韩玮 | 2011-07-21 10:12 328

高价背后总有钱多的影子,若仅仅大力打压高价,抑制通胀就难以期望好效果。而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周其仁也表示,通货膨胀的根源是货币超发,治理通胀的政策应坚决而稳妥地收缩货币、增加生产。

  高价背后总有钱多的影子,若仅仅大力打压高价,抑制通胀就难以期望好效果。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周其仁表示,通货膨胀的根源是货币超发,治理通胀的政策应坚决而稳妥地收缩货币、增加生产。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日称,要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既要把物价涨幅降下来,又不使经济增速出现大的波动。昭示着中国下半年将把“控物价”与“稳经济”放在并重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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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响 韩玮 发自北京 上海

  关于钱的故事总是特别引人注目。

  7月14日,一条来自海德堡公司的传闻撩拨网友的敏感神经。据称,全世界最大的印钞厂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从德国采购了12台速霸CD102,60台印刷机以及6台印通色彩监控系统。这是4年来海德堡中国分公司的最大一笔订单。

  印钞厂,一直生活在公众视线之外的神秘企业如今屡屡招致各种猜测。去年底,上海某财经媒体旁敲侧击,刊发了《国内数大印钞厂启动罕见大招聘,或与货币增发有关》的报道,引起一片舆论骚动。

  只是,印钞厂的动态与货币超发之间的关系总是被证伪。比如,来自海德堡的信号其实是则旧闻,采购发生在2006年7月。而长期为印钞企业培养人才的北京印刷学院早前已澄清,不存在罕见大招聘,而且,企业所需并非一线印钞工。

  “即便印钞厂购进了机器,扩充了人手,但其只负责印刷,人民银行负责发行,印刷量不等于发行量,因而,从大印钞推导出货币超发是不正确的。”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的一名员工十分谨慎,称之为央行副行长马德伦的说法。

  然而,种种“解释”解释不了物价上涨、购买力下降的事实,通货膨胀的杠杆是如何被撬动的?

  物价高企

  当食堂里的蒸蛋涨到3元时,祝萍开了一张帖,名叫“蛋的升迁”。素来冷清的公司论坛突然热闹了起来。

  2年前,祝萍进入这家杭州IT企业时,伙食便由当地一家知名快餐连锁店速堡供应。那时,1个蒸蛋1元,蛋白上还嵌着不少肉末。1年后,同样的做法,同样的分量,但售价提高1元,而且,没有肉末。今年6月,还是那份蒸蛋,蛋白上再现几粒“肉星”,但摆放位置已从2元类“晋升”至3元类。

  “过去,食堂的主打菜品大多5—6元,而今都是8元。”一则发布于7月15日的回复写道,这还是福利性的。早上,我去市场里逛了一圈,1斤的量,白菜2块多,五花肉16块,鸡蛋4块8。谁吃过这么贵的鸡蛋?

  “我问卖蛋的小贩,怎么这么贵,他说,你不能让我只吃青菜不吃肉吧?”另一条回复答道,文末是“冷汗直流”的表情。

  当高物价成为“公司议题”,这却是祝萍和他的留美男友最没有共鸣的话题。在马里兰大学攻读博士的他,最常去的是一个名为Panda express的餐厅,这家中式快餐连锁店近年来开遍了美国的大街小巷。

  “他一般点两份菜,宫保鸡丁、蘑菇鸡片或者西兰花牛肉,外加一碗饭。吃饱喝足,一共6.5美元。”祝萍听说,美国的IT“民工”,年收入一般8万—9万美元,税后近6万美元,平摊下来,每月5000美元。而她自己,到手月薪5000元人民币,每顿花16元却还吃不饱。

  通过男友,祝萍开始了解美元的购买力。1美元等于6个鸡蛋,1磅猪肉(大约0.9斤),0.6升牛奶。与之相对,目前,1元人民币相当于2个鸡蛋,0.06斤猪肉,0.06升牛奶。而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钟伟近来的研究显示,人民币的购买力正在大幅缩水。仅去年一年,100元就少买了75枚鸡蛋,或者33盒豆腐,或者2斤8两五花肉。

  这就是“通货膨胀”,它已从冷冰冰的CPI数据,变成实实在在的价钱,进入每个人的生活。而未来并不乐观。7月16日,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接受采访时表示,因可能的自然灾害或将影响秋粮供应,三季度以后,国内通胀压力仍然较大。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王军则撰文指出,下半年全国物价上涨的压力并不会消减得太快,温和性通胀将成为常态。

  研究者如是说,而银行的实际从业者反应更为直接。7月13日中行副行长王永利在人民大学经济论坛上表示,中国实际上货币超发14万亿,导致当前通胀压力。

  “他怎么说得这么直接,但是确实是事实!”一位在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工作的人士这样告诉记者。

  补缺历史

  面对新一轮的通胀,让人们回忆起改革开放三十年经历的几轮通胀高峰,人们不禁要问我们应该如何面对通胀,通胀的根源在哪里,是否就是货币超发呢?

  一位中国金融界的前辈耆老摆摆手告诉记者:“通胀从根本上是不可能消除的,因为通胀根源于货币的不稳定性,”一辈子搞金融的他对于当前的通胀趋势相当淡定,“要市场经济,必然有通胀,所谓的价格平稳只能是相对的。”

  “事实上,从2002年开始到现在将近十年,物价没有大的波动,这根本是不可维持的,”他告诉记者,“很多价格要是早点放开,特别是一些要素价格放开,不会有现在这么麻烦,但是中国政府手中的调控工具多得很,不必太担心通胀。”

  社科院金融所副研究员周子衡对于当前的通胀问题也持相同的看法。“其实中国改革以来很多通胀问题,并不是政策的原因,而是在补历史的缺。”

  他指出中国的货币问题不能简单看改革几十年,乃至于新中国60年的货币。“实际上要从现代中国金融史的角度来看当前的通胀问题,”周子衡说。

  中国第一种现代意义上的货币—法币发行于1936年,正好是改变世界走向的大萧条时代。而当时之所以发行纸币,正是因为国际金融体系急剧变化,美国通过《购银法案》购买世界上流通的白银,彻底击垮了中国原本的银本位金融体系。

  “虽然说当时发行法币初期还比较成功,但是因为国民政府能力有限,加上抗日战争的爆发,法币的全国货币地位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周子衡告诉记者。由此中国陷入了上世纪40年代全面的高通胀时代,纸币的滥发最终导致了举世罕见的恶性通胀,最终间接导致了国民政府的垮台。

  事实上,1949年之后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系的历史背景就是这种高通胀。周子衡形容这是将通胀钉进了计划控制的棺材,大量使用票据作为板钉,“计划经济票据使用其实是一种隐性的通胀。”

  最早系统研究中国经济中通胀问题的著名金融学家黄达也曾提高计划经济时代的隐性通胀,“大跃进的时代涨价就是普遍情况,比如电厂买煤,煤矿供给条件是按1000吨煤结算付款,但是实际只给电厂500吨煤。”黄达指出这其实是当时存在的普遍情况。

  周子衡告诉记者,经济改革之后,取消票证,物价自然会上涨,“比如原来肉五块钱一斤,但是你要买必须要有五块钱的肉票,没有肉票了,市场上自然就是十块钱一斤肉,这也就是1988年到1992年所谓价格闯关造成了当时的高通胀。”

  事实上市场化吸纳驱动超发货币,确实得到很多人的赞同,但是问题是随着市场化的推动,还有多少超发空间?

  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就曾坦言,改革三十年间,很多商品进入市场交易就需要有货币扩张和超发,“但是是否今后还可以完全以银行主导和超量货币供应的方式来推动经济服务?应该到了一个转型的时候。”

  那么目前是否就到了转型的时刻呢?超发的货币已经无法被商品货币化所吸收呢?

  “所谓的通货膨胀就是货币的供应量超过了实际的需要,”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告诉记者,“这种情况下,你再理解货币超发不超发的问题就很简单了,物价为什么上涨呢,其实就是货币供应量超过经济的实际需求了。”

  曹远征指出,中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货币化程度较高的国家,M2占GDP的比重是全球化最高的。换言之,中国通过超量货币供应来推动经济发展,同时不出现高通胀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了。

  而2008年开始超宽松的货币政策正在吞噬这最后的空间。

  4万亿之罪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出台,这为信贷疯狂定下了基调。“那时,有一段时间,工信部、发改委几乎每晚灯火通明,加班批项目。因为,第一笔拨款下来后,必须在规定时间内用出去,否则,下一笔钱就进不来。”一位在部委工作的干部告诉记者。

  刘蕾是2006年进入民生银行信贷部的。在她客户经理的职业生涯中,2009年下半年至2010年上半年,信贷最松,就像“掉了扣”似的。“一些批了一年多还拖着的项目那时都落实了。评审还说,我们不放款,别的银行就捡便宜了。”

  究竟有多“宽”?刘蕾这样解释,平常,客户经理看项目,不仅要考虑企业在2—3年内能否保证资金正常周转,还要考察其5年内的规划,甚至10年内能否上市。但那时,只要满足第一个条件,贷款基本就能得到批复。而且,银行也鼓励业务员放贷,“比如,A拉到了1000万存款,而B放出等量贷款,以彼时的考核标准,后者的绩效要高于前者,这也意味着更高的收入。”

  而银行“冲动”放贷的主要对象之一就是地方融资平台,以云南为例,该省的一位银监局人士透露,该省的平台债务初期估算约有2000亿。

  “债务就是这两年开始增加的,尤其是4万亿下来之后。”上述人士告诉记者,“目前,地方政府借助城市化推动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很强,很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巨大,一般都是找国开行、建行,一次签约就是上百亿。”

  而依据目前针对融资平台的审查,2008年之后,银行在刺激经济的基调下进行的“突击放贷”,“滥放”似乎是普遍行为。譬如,今年4月,某商业银行针对南方某省地方融资平台进行了全面清查,发现的主要问题之一是还款来源不足,包括地方还款承诺尚未落实、偿债能力不足等情况。比如,2010年5-9月,该行某支行曾先后向区一级城投公司发放三年期固定资产周转贷款3笔,总计5亿元,用途为路桥建设,贷款本息原定由区政府财政偿还。然而,至今,该企业未提供区政府承诺还款的任何有效书面文件。

  就是在这一场“信贷潮”,货币从央行源源流出。据统计,2009年全年新增人民币各项贷款9.59万亿元,同比增加4.69万亿元;2010年的这一数值为7.95万亿元。

  而当所有这些货币在市场流动时,高物价似乎就是不言自明的事情了。

  “2008年以来,采取了最激进的政策来保增长,贷款一年发了10万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研究员吴庆告诉记者:“这是这一轮通胀的主要原因,是国内因素。”

  一方面是信贷潮造成可能的货币超发,而另一方面则是外汇占款冲销成本增加。

  “中国的外汇储备数量庞大,而且增加得很快,”曹远征告诉记者,“央行必然要进行对冲,资产负债表在不断增大,随着央行的资产越多,央行的负债就会越多,这也是造成目前货币超发的一个原因。”

  “事实上自1994年以来,人民币大幅度贬值,从那个时候开始,国内的物价水平远低于我们的贸易对手,这就会产生升值压力,而我们的开放程度很快,这种压力就会通过市场表现出来,”吴庆告诉记者,“人民银行虽然很努力去维持平衡,汇率也不想提高,通胀也不想让它起来,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而人民币长期的贬值,就无法国际收支平衡,吴庆指出,这其实是造成货币超发的国际因素。

  收缩货币

  2010年年末,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新年致辞中提出2011年将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象征着中国的货币政策转变,紧缩代替宽松成为主题。

  随后出台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提出2011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2初步预期增长16%左右。而要想保证这一目标实现,2011年央行信贷总量必须要控制在7万亿元左右。这也就意味着2011年银行的放贷空间陡然变窄,而银行也在悄然地变化着自己的主要业务。

  “目前,存款是各大银行的头等大事。甚至在一些中小商业银行,有些业务员分配到的业务指标是1年拉1个亿的存款,如果完不成,分行将出具一封警告信,限其一定时间内达标,否则将面临"开除"。”沪上工商银行某支行个人贷款中心的负责人告诉记者。

  紧缩信贷是直接从总量上对货币供给进行调配,也正如央行货币委员会委员周其仁表示的那样,“实行紧缩政策,加大生产,对抗通胀”。

  但事实上物价还在上涨,6月的CPI同比增长达6.4%,创三年来的新高。而紧缩的货币政策则导致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钱荒。

  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还在加大,整个6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突破了1比6.5的心理关口,一直维持在1比6.484到1比6.468之间。

  显然央行的压力还在不断加大,通胀和人民币升值都在消耗着央行的调控手段。

  “要想压低通胀,又不想人民币升值,这是既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曹远征如是告诉记者,“人民币升值本身就是压低国内通胀的一种措施,要是能做到国内不通胀,同时汇率不涨,那可以说是创造奇迹!”

  相对于人民币升值问题,曹远征对紧缩的政策效果表示认同,“紧缩政策实际已经有效了,食品和能源价格,也就是核心通胀率实际在持续下降,紧缩货币政策已经发挥了作用”。

  曹远征进一步解释说,目前的物价上涨主要是能源价格上涨和农产品价格上涨。“石油价格上涨,这里有国际因素,农产品上涨影响较大,CPI上涨6.4%中的4%都是农产品造成的,”曹远征说,“但是农产品涨价是别的原因造成的,和货币供应并没有太大关系。”

  相对于曹远征的乐观,吴庆则表示紧缩货币政策并不能有效处理问题。“目前的选择还是让人民币缓慢升值,这就意味着以后这种通胀高企的情况还会发生!”

  “我不同意现在中国还有货币化的空间,也许在过去还有,现在就未来讲,中国还有什么东西没有市场化?”吴庆反问道,“特别是目前还在逆市场化,比如住房政策。所以目前的货币超发已经不是市场化可以处理的了。”

  很显然,要想处理目前的通胀问题,紧缩政策之后,汇率政策调整是不得不考虑的了。

  “人民币升值,怎么才算升到位,这个没人会知道,”吴庆告诉记者,“但是让人民币稳定快速地升值,对缓解通胀压力肯定有所帮助。”

  比起让人民币升值到多少才能彻底释放通胀的压力,吴庆认为更重要的是选择让人民币升值的策略,“我们有很多的策略可以选择,比如目前的一篮子货币策略,还有类似美元欧元的自由浮动策略。”

  “中国已经是超越日本、超越德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为什么不能让人民币自由升值?”吴庆反问道。

  那么人民币到底应该如何选择升值策略?如何才能比较稳妥地通过人民币升值措施,解决国内通胀高企的国际因素呢?吴庆指出这里存在一个策略比较,衡量利弊的问题,“但是强大的经济都是选择让本币自由浮动的。”

  “当前的人民币升值策略不可以持续下去,如果持续下去,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泰国、马来西亚遭遇到的困境会在中国头上发生,”吴庆最后说道。

  而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周其仁也表示,通货膨胀的根源是货币超发,治理通胀的政策应坚决而稳妥地收缩货币、增加生产。

  《人民日报》19日引述周其仁的话说,高价背后总有钱多的影子,若仅仅大力打压高价,抑制通胀就难以期望好效果。

  周其仁表示:“通胀是流通中的货币相对于生产供给增长过多。分出诸如输入型通胀、成本推动型通胀等类别,不但逻辑上讲不通,还可能分散治理通胀的注意力和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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