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上半年，突如其来的“电荒”使饱受通胀之苦的中国经济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

　　随着气温的不断升高，部分地区的供电紧张矛盾进一步加剧。下半年，尽管面临“电荒”、“钱荒”、“用工荒”等多重压力，但是中国经济转型已经没有退路，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大力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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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荒”愈演愈烈

　　日益紧张的用电形势，已经给株冶集团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作为一家生产锌、铅及其合金的企业，株冶集团在铅锌冶炼、机械运转、炉窑运行的过程中，都要消耗大量电能，株冶集团是目前株洲市用电量最大的企业。巨大的电能消耗使株冶集团成为错峰用电的首选对象。

　　据企业生产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从7月5日凌晨开始，株洲市电业局就已经对企业特定时间的用电负荷进行了规定：10：45—12：15和22：00—次日1：00，用电负荷不高于15万千瓦；12：15—14：55，用电负荷不高于18万千瓦。

　　“而最近我们的正常用电负荷约为22万千瓦，最大缺口达7万千瓦。”相关负责人说。据介绍，错峰用电不但改变了株冶集团原来的生产模式，也增加了用电成本。保守估计，仅电费一项，企业每天就要多支出3至4万元。

　　“如果是短时间错峰，我们还可以克服。但要是长时间这样，企业就难以承受了。”相关负责人说。据其介绍，在今年4月中旬到5月下旬的“电荒”中，株冶集团有一个多月受到用电调整的影响，企业产量减少40%，经济损失难以估量。

　　株冶集团的遭遇并非个案。上半年，我国多个省份都遇到了近年来最为严峻的“电荒”。2月至4月本是用电淡季，但“淡季不淡”，从东部沿海到中部地区都出现了大面积电力缺口，其中湖南电网最大限电负荷达到570万千瓦，占该省实际用电需求的三分之一。

　　5月份以来，全国已有11个省市采取了有保有压的电力供应调控措施。2003年到2004年，我国曾经出现连续17个月用电增速超过15%，全国21个省区市出现不同程度的拉闸限电情况。今年的大面积电荒，被称为2004年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

　　今夏电力形势尤其不容乐观。国家电监会预计，7－9月份全国日最高用电负荷和最大发电量将分别比去年峰值高出14%和11%左右。除东北、蒙西、西北电网富余3000多万千瓦电力以外，其余大部分地区高峰时段供应偏紧，总缺口规模约3000万—4000万千瓦。其中，江苏、浙江、湖北、重庆、湖南、广东、京津唐等地迎峰度夏期间的电力供需矛盾较为突出。

　　三大变化难以回避

　　实际上， “电荒”只是中国经济发展到现有阶段遇到的问题之一。目前，“资源荒”、“钱荒”、“用工荒”正从各个方面对中国企业施加着压力。

　　专家指出，中国经济近十年取得了令全球称羡的成绩，这获益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以后的四大驱动力，或曰四大红利：改革红利、开放红利、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但是，任何红利都不能被无限制的使用，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环境已经产生了变化。

　　首先，资源承载压力已至极限。在地方政府追求GDP增长的推动下，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

　　工信部统计数据显示，尽管今年以来中央对节能减排高度重视，但是一季度高耗能产能仍然保持较快增长速度。一季度，六大高耗能行业增长12.2%，比去年四季度加快2.6个百分点，回升速度明显快于整体工业回升幅度。

　　高耗能行业不计成本的投资开发给居民健康造成了严重危害，也导致了资源的紧缺和空气的污染。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中国单位GDP消耗钢铁、铜、铝、铅和锌等基本金属的数量分别为世界平均水平的5.6、4.8、4.9、4.9和4.4倍。

　　第二个变化是 “刘易斯拐点”隐现。随着劳动力转向有限供给，去年以来，沿海地区加工企业就遇到了“用工荒”的问题。今年起，“用工荒”问题不仅在沿海地区没有缓解，反而在全国进一步蔓延。目前，北京等一线城市的中小企业也遭遇招工难。

　　专家指出，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转变以及工会谈判地位的不断增强，意味着未来劳动力成本将逐步向合理水平回归，企业用工成本上升将难以避免。

　　中国经济遇到的第三个变化是外需放缓。金融危机后，随着美国经济体系的去杠杆化，中国出口顺差将渐次收窄。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3—6月，出口增速分别为35.8%、29.9%、19.4%和17.9%，已经实现连续四个月下滑。

　　对此，博览财经研究员刘涛认为，面对不断挤压的红利空间，中国经济保持过去的高增长面临困难，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新兴产业承担突围使命

　　在中国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将责无旁贷的承担突围的使命。实际上，“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个名词自提出之初，就被赋予了助推经济转型的重要使命。

　　今年7月，科技部在《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中明确，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要意义，必须把一批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作为科技发展的优先任务。

　　《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提出，到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力争达到8%左右；到202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力争达到15%左右。

　　工信部总经济师周子学表示，按照近几年我国GDP的发展速度及规模测算，预计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约4.3万亿元，2020年将达到11.4万亿元。为实现国务院提出的上述发展目标，预计战略性新兴产业在2011年—2015年间要实现24.1%的年均增长速度，2016年—2020年要实现21.3%的年均增长速度。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测算，未来3年新能源产业产值有望达到4000亿元；2015年环保产业产值可达2万亿元；数字电视终端和服务未来6年将累计带动近2万亿元的产值……

　　工信部有关人士认为，从新兴产业所处发展阶段和推进的层次来看，预计到2020年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将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产业将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

　　西部将成为淘金热土

　　作为经济转型的另外一个重要载体，区域经济上半年也热点不断。下半年，区域经济将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合力，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从内蒙古到西藏，再到宁夏，上半年，区域经济频频传出好消息。在今年接下来的时间内，还有陕甘宁振兴规划、东北“十二五”振兴规划以及能源金三角规划等一系列区域性规划呼之欲出。

　　专家指出，区域经济和新兴产业如同硬币的两面，新兴产业是经济结构调整的“落脚点”，区域规划则决定着结构调整的“辐射面”。而两者的“点面结合”是否匹配，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结构调整的成败。

　　换言之，如果没有产业转型、升级或替换，则区域规划就是没有任何实质内容的空话。而没有区域规划作为产业转型的承接方，壮大新兴产业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两者缺一不可。

　　实际上，在区域经济规划的引导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省市“发力”新兴产业。其中，重庆市提出要建成国家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高地，预计2012年新兴产业产值超过4000亿元。要构建通信设备、高性能集成电路、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等十大产业集群。

　　四川省则提出今年将初步形成以先进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并重点扶持装备制造业等八大产业；陕西省计划到“十二五”末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到全省经济总量的15%。2011年将在太阳能光伏和半导体照明产业上率先突破，太阳能光伏产业销售收入达到300亿元，建设百万千瓦风电基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