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必须提高全球协作性以改善其监管

　　 美国监管者现在所从事的工作是一项更令人怯步的挑战，即落实法律，使法律草案通过立法流程。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采取了许多特别措施来巩固其金融体系，这些措施的顶点就是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Ｄｏｄｄ．Ｆｒａｎｋ Ａｃｔ，又被称为ＤＦＡ。许多人认为通过这项法律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事实上，监管者现在所从事的工作是一项更令人怯步的挑战，即落实法律，使法律草案通过立法流程。不过和ＤＦＡ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在真空状态中落实它们，因为我们的金融体系与全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面临的挑战是降低金融危机带来的或有风险（ｒｉｓｋ ｏｆ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这就需要提高全球协作性。即使我们所采取的方法有微小差异，也可能导致风险在整个体系蔓延，而且可能以监管者没有预料到的方式悄悄蔓延。这也是过去这场金融危机为何如此可怕的部分原因。为此，我们致力于建立平等的全球竞技场。这并不仅仅是中国或者美国的承诺，也是２０国集团中各国领袖所共同认可的观点。

 

　　当前２０国集团所关注的四个问题

 

　　 ２０国集团现在谈论的四个话题：建立一个全球统一的新资本框架、解决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所涉及的问题、推动倒闭金融公司的有序解决方案、监管场外衍生品交易。

 

　　 ２０国集团现在的谈论集中在以下四个话题：建立一个全球统一的新资本框架、解决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所涉及的问题、推动倒闭金融公司的有序解决方案、监管场外衍生品交易。

　　 第一个领域是建立全球统一的新资本框架，即巴塞尔Ⅲ资本框架。巴塞尔Ⅲ资本框架有助于提升银行持有资产的数量和质量。过去人们非常关注数字，即资本的数量。但我认为大家能否就资本质量这个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其重要性不亚于对资本数量的追求。巴塞尔Ⅲ资本框架还提出新的强制性杠杆比率和流动性比率。

　　 第二个领域与复杂且相关度高的大公司息息相关。我们通常将它们称作“具有全球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ＧＳＩＦＩ）。它们给全球稳定带来了特别挑战。

　　 全球监管领导者（即央行行长和监管当局负责人集团）和巴塞尔委员会刚刚就额外资本缓冲（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ｂｕｆｆｅｒ）提出了新的议案，要求具有全球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遵守这些要求。他们宣布的“额外资本缓冲”额度在普通股的 １％—２．５％之间，并且描述了用什么样的方法评估哪些银行符合“具有全球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的标准。具体说来，其标准包含五个因素：规模、相互关联性、可替代性、全球活动和复杂性。

　　巴塞尔委员会将公布这个议案，随后于七月底发布其细节和落实方案。我认为它有望在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之前逐步全面落实。

　　 ２０国集团关注的第三个领域是，建立和落实有效的跨境机制，以促进倒闭公司的有序解决。这个问题极为复杂，因为要想拥有有效的跨境机制，各国应建立强大的国内解决机制，以拥有与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ＦＤＩＣ）相似的权力（虽然与其不完全相同），而许多国家刚刚开始应对国内挑战。

　　 最后，２０国集团关注提高场外衍生品市场的透明度，将标准化的衍生品推上交易平台，并纳入中心结算。我们担忧的是，如果我们在这些战争中没有结盟，特别是美国和欧盟这两大交易中心没有结盟那么公司就会试图将它们的ＯＴＣ交易转移到标准较低的国家，从而给整个金融体系带来风险。

　　 除此之外，２０国集团的领袖们还有一个宏观的经济日程，以实现全球需求增长所需资源的再平衡，从而确保未来的经济增长强劲、平衡且具有可持续性，避免再出现过去那种不可持续的经常账户盈余。

　　 中美双方需为全球再平衡发挥核心作用

 

　　 要想在全球贸易和金融交易中使用人民币，并使其使用比例和涉及交易所占比例有所改变，中国必须做出更多努力来取消目前对资本流动的限制，允许开发广泛的人民币金融产品，大幅加强披露机制，确保债权人和小股东的法律权益。

 

　　 谈到全球再平衡，中美两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必须发挥核心作用。它们必须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汇率灵活性。

　　 首先，我想强调美国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来应对危机。我们相信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深知更加多元化且更加基于市场的金融体系有助于帮助他们实现本国的目标，即打造具有创新力的经济，实现消费推动型增长，更重要的是让人民币在全球贸易金融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ＳＥＤ）确保了中国信守自己的重要承诺，深化其金融改革。根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中国的国家政策，中国正在不断推进允许外资银行在银行间市场上承销公司债。中国还在提高合格外国机构投资者的投资总配额，允许外国人投资中国股票和债券。上个月我们刚结束了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中国在此次会议上承诺允许在华组建的美国和其他外资银行销售共同基金，取得共同基金托管执照，并在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ＱＦＩＩ的期货交易中充当保证金存款银行。除了以上重大成果之外，我们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我们对中国推进基于市场的利率改革计划非常感兴趣，这会大力推动中国的许多主要目标实现，如转变出口拉动型增长方式。利率自由化还会为货币政策提供更多有效的渠道，帮助政府当局避免通胀的高成本。它会提高家庭储蓄的收益，从而提升家庭收入和消费。

　　 我们仍然相信，中国提高汇率灵活性后会给自身、美国和全球经济带来益处。中国需要迅速调整汇率，以纠正人民币被大幅低估的现状。要想在全球贸易和金融交易中使用人民币，并使其使用比例和涉及交易所占比例有所改变，中国必须做出更多努力来取消目前对资本流动的限制，允许开发广泛的人民币金融产品，大幅加强披露机制，确保债权人和小股东的法律权益。

　　 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前提下，美国欢迎中国对美投资

 

　　 美国仍然是全球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我们对中国投资的开放以及有关数据都证明了我们对外国投资的开放政策。美国的国家安全与美国对外国投资的开放并不相悖。

　　 奥巴马总统几天前重申了现任政府对美国长期投资开放政策的承诺。我们深知外国投资为美国国内经济带来的显著益处。它对美国的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和生产率都至关重要。美国欢迎外国直接投资，鼓励外国经济投资，其中自然也包括中国对美投资，不论其来自中国的私营部门还是国企。当然，和其他国家一样，美国有义务保护国家安全，由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ＣＦＩＵＳ来履行这项义务，其工作由财政部主持。

　　 我想要强调的是，美国的国家安全与美国对外国投资的开放并不相悖。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只在狭窄的范围内关注潜在的国家安全问题，而不是宽泛的经济政策或国家政策。我们努力使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流程及时高效。绝大多数交易都在３０天内完成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流程。有些交易需要接受两项额外的调查，为此还需要增加４５天时间。在所有这些交易中，只有个别交易威胁到国家安全时，我们才会迅速采取舒缓措施，以确保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调查。即使是外国政府控制的交易也会迅速得到处理。具体以中国为例，我们会在初始的３０天审查期内批准外国政府控制的交易。

　　 美国仍然是全球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正如奥巴马总统最近重申的那样，我们“承诺将确保美国继续成为对商业、投资、增长和创新就业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我们对中国投资的开放以及有关数据都证明了我们对外国投资的开放政策。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中国对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从２００５年的７亿美元飙升到２００９年的２３亿美元，上升了三倍。我们可以挑剔该数据的准确性，但我们绝不会质疑这一增长趋势。我还注意到有些人指出，２３亿美元在中国的对外投资中实际只占一小部分。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中国绝大多数对外投资都集中在资本密集型行业和资源行业，对美投资比重并不大，不过我们不能否认其对美投资的数额直线上升。

　　共同构建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最后我们来谈全球金融稳定问题。由于中美两国在经济危机中都采取了强有力的应对政策，所以我们成功地将全球经济拉回复苏的轨道。两国应该继续发挥领导作用。这对于确保２０国集团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的目标至关重要。

　　 美国深知其意义，我们必须重建金融纪律。对于中国，这意味着日益向基于内需的经济增长转型，采纳提高汇率灵活性的政策。对于中美两国而言，我们应该携手建立一个强大、有韧性而且监管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从根本上支撑全球经济。

　　互  动

　　 问：有些国家在美投资时担心自己会遇到恶意的审查流程。如何改变这种情况？

　　 玛丽莎·拉戈：我认为你所指出的问题包含多个方面。首先是观念，要确保观念与事实相符。我经常去中国出差，每次与负责商业和监管的领导人会谈时，都力求让大家清楚地理解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流程。另外一个更严峻的挑战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之外的流程和现象。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ＣＩＰＵＳ）只是一个严密控制、关注面狭窄的流程。我确信随着时间流逝，这种情况会有所改观，我对此非常乐观。我相信会有更多中国企业投资美国，也会更加熟悉美国的审查流程。经历过日本投资潮的美国人曾经看过日本人对此有相似的担忧，也看到了随后产生的变化。中国对美投资也会经历相似的变革，会日益被美国接受。

　　 问：美国国内机构如何监管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 

　　 玛丽莎·拉戈：我们通过全国司法来运作。在美国，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ＦＳＯＣ）负责确认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它综合了多家监管机构，如美联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ＳＥＤ）等，是个涉及领域非常广泛的组合。它的主席是财长。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ＦＳＯＣ）的职责是确认美国国内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当然，现在人们就其确认系统重要性机构的标准展开了很多争论，而且我认为很难在短期内结束，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