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金融在中国的发展新金融是与传统金融相对而言的，是对传统金融的演进、延伸和补充，也是金融业的创新。目前的新金融既包括新的金融业态，如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基金；也包括新型的金融机构，如近年来设立的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货币经纪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还包括传统金融机构提供的新业务，如私人银行、微贷款等。这些金融创新，带动和促进资源优化组合和高效配置，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当前形势下，新金融对于我国经济金融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新金融是金融发展的重要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创新为内核的新金融极大地加速了全球资本流动，推动了经济金融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尽管从学术界到监管机构都有金融回归实体经济、同归传统业务的呼声，但这并没有否定金融创新的重要作用，也不能改变新金融的发展趋势。

　　其次，新金融是新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当前，世界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正处在新的孕育期，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不仅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也是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抢占未来经济和科技发展制高点的关键环节。面对新能源、新材料、新信息网络、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绿色经济等新技术的蓬勃发展，传统金融对这些风险高、周期长的新经济领域支持能力有限，亟需新金融积极支持和参与。

　　第三，新金融对缓解我国金融风险向银行业集中具有现实意义。金融在配置资源的同时，还承担着分散风险的重要职能，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良好风险分散功能的直接融资代表了整个金融发展的程度和效率。近年来，我国直接融资占比显著提升，但以银行为主的融资格局并没有根本改变，2010年银行信贷和承兑汇票在社会融资总量中的占比为72％，新金融的发展仍然任重道远。

　　第四，新金融为吸纳过剩流动性提供了重要手段。由于我国外汇储备不断增加、经济社会建设对信贷融资的需求非常旺盛、居民储蓄率长期保持高位，全社会流动性充裕甚至过剩的现象将长期存在。发展新金融，有助于引导过剩的流动性投向经济发展的瓶颈领域和薄弱环节，而不是成为投机炒作的“热钱”，这对趋利避害，化被动为主动，促进经济金融健康平稳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从我国新金融发展看，目前还处在初级阶段，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发展我国新金融的思路和设想第一，新金融的发展要与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建设是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特征，城市化、工业化建设是发展的核心内容。与美、欧、日等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完成城市化、工业化，逐步进入消费经济阶段不同，我国新金融的任务不是为金融资本投资谋取高额回报，追求盈利最大化，而是要适应建设阶段的发展要求，满足经济社会瓶颈领域的融资需要，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资金促进城市化、工业化、国际化发展。

　　第二，新金融发展的一个重点是建设完善、高效的中长期投融资体系。中长期投融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当前我国投融资格局的基本矛盾是，一方面，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保障和改善民生、统筹城乡和区域发展、提升“走出去”、对外开放水平等，都亟需要集中、大额、长期的融资支持；另一方面，巨额的国民储蓄和社会资金不能转化为长期建设资金，大量“热钱”涌动，投机盛行，投资项目资本金匮乏，加快推进中长期融资体系建设已成为当务之急。为此，我们要在遵循国际惯例并借鉴国外中长期金融机构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研究探索适应中国特点的新金融发展，要以“十二五”规划要求统筹全局，既支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发展方式转变，更要建设市场、体制、制度，努力为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撑。

　　第三，新金融的发展要处理好几个辩证关系。一是要处理好发展与风险的关系。金融创新是金融发展的不竭动力，同时又与金融风险相伴相生。这就要求新金融的发展与风险管理能力相适应，加大风险防控力度，避免高杠杆、过度投机导致的泡沫和风险，实现金融的稳健发展。二是要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都是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实体经济是基础、根本，虚拟经济服务、保障和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在城市化、工业化完成之前，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是有害的，很危险的。因此，我国现阶段新金融的发展只有以满足实体经济发展和实际融资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才能有坚实基础和长久生命力。三是要处理好创新与监管的关系。汲取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金融监管要与时俱进、与金融创新相适应，而不能因噎废食，对创新采取畏惧和排斥的态度。

　　第四，新金融的发展需要各方形成共识与合力。学术界要加强宏观形势和金融理论研究，金融机构要加强产品和服务创新，监管机构则要创造鼓励新金融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同时，各方要加强交流与合作，在充分借鉴国际先进金融方法、技术、产品的基础上，共同研究探索适合于中国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的新金融发展道路。

　　助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强大背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和国际化交织并进，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内生动力，创造了连续30多年高速增长的“中国奇迹”。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和第五大对外投资国，拥有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企业“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这些都需要更便捷的国际融资服务、更有效的国际支付清算系统和更活跃的国际金融交易场所作支撑，必将有力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人民币国际化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内在动力。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必须在国际上占有相应的位置，并最终成为能结算、可兑换、能投资、可保值的国际货币。近年来，我国顺应发展要求，抓住人民币币值稳中有升、国际收支连年盈余的难得机遇，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有序推进，已经有相当数额的人民币通过贸易结算、信贷、投资等方式流到境外，人民币离岸市场不断发展。与此同时，境外人民币回流境内的需求也日益增强，需要建立健全境外回流机制，逐步开放国内金融市场，提供更加丰富的金融产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对拓宽金融市场、吸引离岸资金，进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有现实而紧迫的意义。

　　国际金融治理体系变革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也正在逐步改变国际金融治理体系，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去年4月，世行将中国投票权从2.77％调增到4.42％，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去年10月召开的

　　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就IMF份额改革达成共识，中国所占份额将从第六位升至第三位。今年3月在南京召开的G20国际货币体系研讨会上，不少国家建议，将包括人民币在内的新兴市场货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前不久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第二届全球智库峰会上，代表们普遍认为，完善和创新全球经济治理，需要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这些都说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在不断提升，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作用日益显现。这对提升上海国际中心地位有积极作用。

　　新金融发展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可以相互促进、良性互动。一方面，新金融的发展依托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新金融的发展要以深度的金融市场为基础，只有在规模不断扩大、基础设施日益完善的金融市场上，金融产品才能更丰富、交易才能更活跃、定价也将更准确；而金融市场需要在金融中心集聚，金融中心所拥有的基础设施、机构、人才和资金优势，是金融市场形成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作为我国境内重要的金融中心，上海是我国新金融发展可以依托的坚实平台。

　　另一方面，新金融的发展可以有力促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通过大力发展新金融，上海能够吸引人才和机构集聚、促进金融市场发展，使上海国内金融中心的地位得到巩固，并向国际金融中心大步迈进。目前，国内大型银行总行、大型央企总部大多集中在北京，在发展传统金融方面，上海并不比北京更有优势。上海的优势是较为完备的市场体系，比国内其他城市更适合新金融的发展。因此，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可以发展新金融为抓手和突破口。发展新金融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和改革意义重大，上海抓住这一点，就可以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占据制高点。（本文系作者7月14日在上海新金融研究院揭牌仪式暨“国际经济形势与上海新金融建设”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