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金融事业是在党的领导下，随着中国革命与建设、改革与开放的不断胜利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党在创立初期即开始重视经济金融工作，倡导设立农民借贷机构。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从瑞金到陕北、从局部到全国，党领导的金融事业不断壮大。

　　新民主主义时期党的金融事业

　　为适应农民运动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需要，在大革命时期，党就主张创建农民自己的金融事业。在毛泽东、澎湃等党的早期领导人的积极倡导下，在湖南、湖北等农民运动发展形势较好的地区，成立了农民银行、平民银行，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中的资金困难问题。进入土地革命时期，随着党的基层政权的建立，工农银行作为根据地工农政权的组成部分纷纷成立。在此基础上，1932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瑞金城外叶坪村一栋普通的农家小院里正式成立。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国家银行成功发行了中央苏区统一的货币，应对了挤兑风潮，实践了货币物价本位金融思想，积极推动了苏区经济发展，有力配合了艰巨的对敌斗争。长征路上，国家银行仅有的14名工作人员担挑红军的全部资财艰难行进，在遵义停留期间，国家银行完成了“红军票”的发行、流通、兑换和回笼，既活跃了市场，保障了红军的供给，又维护了民众利益、显示了苏维埃纸币在艰苦卓绝条件下的信誉。

　　抗日战争时期，为打破敌伪封锁，党吸取历史上明清时期和国民党政府因掌握不了白银供应而丧失货币主权的教训，边区货币和各根据地货币不与金银和外汇挂钩，使党的金融事业摆脱了拥有强大金银储备的西方列强以及与其紧密联系的国民党政府的控制，有些根据地甚至创造性地实施了以食盐等战略物资为发行准备的货币制度。这种从特殊实践中摸索出来的货币制度，不仅成功保持了根据地货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而且在对敌斗争中逐渐掌握了主动。

　　随着全国革命的逐步胜利，统一解放区的财经工作，发行全国统一流通的货币，结束各解放区货币分散的现状，已成为刻不容缓的大事。1948年12月1日，党中央在河北石家庄以原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和西北农民银行为基础，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并于成立当日发行人民币。在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并统一发行全国通用的人民币的过程中，一切都是从保护人民利益和促进商品流通与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而不是像国民党政府那样以通货膨胀为手段来掠夺人民财富。在货币统一过程中，根据各解放区的物价水平，确定了人民币与各解放区货币的合理比价，通过发行新币和逐步回收旧币，使原来各自为政的地区间经济关系迅速理顺。中国人民银行不仅负责回收各解放区发行的货币，而且负责回收抗日战争时期乃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发行的货币、期票、公债，从而奠定了人民币的信誉基础。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金融事业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始终坚持为人民而不是为少数人服务，为人民的利益来发行、管理货币；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货币制度，白手起家，不畏艰险，独立运作，自成体系；始终坚持实践导向，不唯书、不唯洋，实事求是，一切措施、政策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始终将金融事业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把金融事业作为党实现目标的重要手段与保障。我们党的金融事业初创者，大都没有很高的文化，也很少有从事金融工作的经历，但凭借着坚定的革命理想和在实践中汲取智慧的创业勇气，冲破了反动势力的经济金融封锁，推动了革命事业的成功。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金融事业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面对着旧政权遗留下来的经济崩溃、物价暴涨、民生凋敝的破败局面。为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支持国民经济恢复，稳定物价，党审时度势，通过我党第一代财经领导人（陈云等）的运筹帷幄和卓越指挥，针对以上海为中心的反动势力投机活动，发动了整顿经济的“银元之战”，通过查封证券交易所，一举平息了银元风波，使人民币站稳了脚跟。之后，又通过“粮棉之战”以非凡的政治智慧和有限的经济力量稳定了物价，粉碎了中外反动派“中共经济上只能得零分”的谬论。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到来，金融事业配合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也进行了相应调整，并逐步形成了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高度集中的单一国家银行体制。在这一体制下，社会信用完全集中于国家银行，银行在经济管理中实际担负着保证经济计划实现及组织调节现金流通的功能。尽管这种体制后来逐渐暴露出它的局限性,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党在曲折中探索金融稳定之道。面对1959～1961年特殊困难时期物资供应不足、物价极度不稳的被动局面，党中央作出重大决策，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调整国民经济中，党中央和国务院十分重视发挥银行的作用，提出加强银行工作垂直领导、严格信贷管理、严格现金管理等六条要求。经过严格贯彻上述指示，在各地区、各部门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得以胜利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