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持续的宏观紧缩下，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日益难解，虽然4200多万户中小企业提供了75%—80%的工作岗位，每年解决90%的新增就业人口，但对口的金融机构、金融中介组织却严重发育不良。典当业、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和担保公司不是受制于政策困境勉强生存，就是违轨越界以维持生存，甚至滋生了一些严重的金融案件。

　　近日，有媒体报道，自6月中旬以来，厦门融典担保有限公司涉嫌陷入数十亿元高利贷债务，并涉及银行机构高管的传闻。

　　担保公司是中小企业融资的利器，这在金融危机时期和货币紧缩的当下更为凸显。银监会数据显示，去年银担合作为中小企业提供的融资性担保贷款余额6894亿元，较上年增长69.9%。其中，为中小企业提供的融资性担保贷款余额占融资性担保贷款总额的77.2%;为14.2万户中小企业提供了融资性担保，户数较上年增长58.3%。

　　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小。去年初，银监会融资担保业务部负责人就曾指出，担保行业暴露出相关法律法规和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有效监管缺失、担保机构运作不规范、内部管理松弛、风险识别和控制能力不强以及违法违规抽逃资本金、非法经营金融业务等问题。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政策限制下的担保公司很难赚钱。担保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融资担保费费率目前折合年率一般在2.2%左右，扣除成本和代偿风险几无盈利，而监管部门对担保放大倍数却约束太死。虽然去年初银监会等七部委联合下发的《融资性担保公司暂行管理办法》规定融资性担保的最高放大倍数是10倍，但实际操作中，一般只能放大3-5倍，银监会统计的2010年倍数仅仅只有2.1倍。而一般放大到3倍融资担保业务可以保本，放大到5倍才可以盈利。由此可见，合规经营下的担保公司只能勉强保本。于是，在利润诱惑面前，有些担保公司开始疏远担保业务，而热衷于高风险投资、高息借贷甚至非法集资。

　　正是诸如对担保业的政策限制，其他众多对口中小企业融资的金融机构无法生长，金融市场发育严重滞后，最终造成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民间高利贷盛行，以及众多金融机构不得不违规经营的困境。

　　但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问题却关系国家稳定大局，不能再搁置无解。王岐山副总理近日主持召开小企业金融服务座谈会时强调，就业是民生之本，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直接关乎就业增长、经济转型和社会稳定。

　　原央行副行长、现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多年来一直在呼吁发展多种金融服务，今年年初，她更是指出，对吸收少数客户的大额资金的非公众金融机构可以实行有限度的监管。监管的重点是不让他们吸收公众的小额资金，即非法集资或变相非法集资，此类非公众金融机构包括典当行、担保公司、不吸收存款的贷款公司、融资租赁公司、私募投资基金等。这些机构都在做资金融通的业务，但由于不涉及人数众多的小额投资人，一旦出了风险只影响少数人的利益，因而只需进行适度监管。在中国可以由地方政府监管或由行业自律管理。

　　这种观点很有见地。安邦去年就曾指出，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背后是政府失职。正如担保业乱象主因在于政策约束下的担保放大倍数不足，致使担保公司按合规经营无法盈利而被迫违轨越界一样，其他金融机构的违规问题也主要为政策约束所逼。正如国内所呼吁，国家应该放开金融管制，要让地下金融合法化，要多办小银行，不能让大银行垄断金融，如果不改，中小企业贷款难根本不可能缓解。显然，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的大力放开应当先行。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关键还在于要大力放开对口金融机构的数量限制和经营约束，完善金融市场生态，奠定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然后才是适度监管和行业自律。而不是像现在，首先进行过度的限制和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