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

　　女士们、先生们：

　　很高兴参加今天的“中美金融合作论坛”，和大家共享推进中美金融合作的成果。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美国和中国已经日益变得相互依存远远大于相互排斥，互利共赢已越来越成为两国经济领域全方位合作的出发点。两国乃至世界众多的有识之士也日益认识到，中美经济关系已经远远超出双边范畴，越来越具有全球性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这次论坛，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中美合作是全球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全球金融体系的发展历程看，寻求一个良好的金融制度和机制来实现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是所有政策与改革的目标。在金融危机的特定背景下，Ｇ20金融峰会承担了推动国际对话合作、讨论全球性改革等问题的重要责任。各国从分散应对逐步走向联合干预，在强化各国政策协调、承诺财政赤字削减、反对贸易保护主义、避免货币竞争性贬值、恢复全球平衡等一系列议题上达成协议和共识，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金融监管层面，相关的改革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迅速启动。仅去年美国和欧盟先后公布了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第三版巴塞尔资本协议的出台，已成为国际金融监管框架变革中最有代表性的事件之一。

　　在Ｇ20这个框架下，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国和美国在驱动全球经济从衰退迈向复苏、促进全球金融政策合作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中美两国对解决全球失衡要有紧迫感

　　纵览这次全球性危机的演进历程，2008年可以说是经济深度衰退的一年，2009年是复苏曙光乍现的一年，2010年经济复苏从步履蹒跚迈向了更可持续的温和扩张。中国有句俗语：“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如果2008年雷曼、美林等金融机构轰然倒塌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如“山倒之势”，延续至今的经济复苏以及金融体系的恢复进程用“细如丝”来描述也极为贴切。在重大危机后的复苏初期，我们还不能排除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出现反复的可能。

　　今年以来，从主要经济数据观察，美国经济以流动性注入推动经济复苏、稳定资产价格为重要内容的刺激性政策，遏制了经济的深度衰退，并逐步推动资产负债表的修复，但是产能利用率、就业等指标仍低于潜在水平。欧洲经济整体正从危机的底部转向回升，但长期深陷内部结构性失衡，在财政重新调整平衡道路上的实质性进展并不明显，债务危机再次出现阶段性反复。日本经济在长达20年之久的重振道路上艰难前行的过程中，大地震悲剧又造成其脆弱的复苏受阻，同时对全球汽车、电子等制造业产业链造成冲击。中东、北非等产油地区出现动荡，原油等大宗商品市场波动加剧。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虽已实现实质性复苏，但新的经济挑战随之而来，通胀升温、热钱冲击，结构调整路途艰难。这一切促使这些地区的经济政策都需要做出务实、灵活的应对和痛苦的实施过程。因此，复苏进程的差异性、全球经济应对政策的不一致性，使得后危机时期的全球金融体系依然面临动荡的潜在压力。

　　观察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当前全球经济、特别是中美经济所面临的新风险，突出表现在2009年以来大规模货币刺激所产生的“政策红利”、“刺激成本”与未来经济稳定增长之间的不平衡。目前中国的宏观政策已由以增长为目标的超常规应对危机的政策，转向以抑制通胀、调整结构为目标的经济运行正常化政策。美国的ＱＥ2即将到期，然而在实体经济复苏程度仍显一波三折的情况下，却面临核心ＣＰＩ的上行风险以及就业恢复进展的反复，由此导致美国政策退出时间与节奏的不确定性。这些仍然是全球经济金融体系关注的焦点问题。

　　然而，全球当前所面临的挑战是长期结构性失衡在周期经济波动中的表现。就中国而言，我们面临的核心问题是经济结构失衡、内部消费需求不足、外部需求依赖度相对较高。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并将此次全球经济动荡视为是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倒逼动力，来推进结构的调整。目前正在通过扩大劳动者收入占比、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资源价格市场化定价改革、大规模保障房建设、税收机制改革等一揽子方案，以促进经济结构的再平衡。就美国而言，随着以流动性流入的资产端修复取得成效，可能更需要加快转向以逐步提高居民储蓄率、修复国家财政高负债率为核心的负债端的调整。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先生，1972年2月21日在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欢迎宴会上，曾引用毛泽东先生的诗词：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理解，尼克松先生表达了对于中美恢复正常外交关系的迫切心情。同样，我认为，中美两国现在都正处于各自历史性的结构调整中，而争取时间，争取主动，加快调整进程，是后危机时期真正走向复苏及正常发展轨道的关键所在？尤其是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及经济结构的调整已刻不容缓。

　　三、对中美不平衡要以全面、历史、系统的视角来把握

　　从中美经济失衡的直接表现看，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是国际产业分工调整和两国内部结构失衡的综合反映。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改变了传统的国际分工方式，即从主要使用本国生产要素进行生产并出口，发展为面向全球市场、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生产资源的世界生产新格局，表现为跨国外包发展和全球供应链的变化与延长。这一变化使世界各国的比较优势出现了重组，劳动密集型生产和服务通常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包括中国及多数亚洲国家和地区；美国等发达国家主要向国际市场提供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和新的出口优势。一直以来，中国加工贸易顺差占总贸易顺差的比重超过100％，同时加工贸易出口额占中国贸易总出口额的比重长期维持在50％上下。在跨国公司推动下的、以加工贸易为主体的中国贸易方式决定了中国的国际贸易顺差的必然性。实际上，中国以中美大量贸易顺差为主要特点的国际贸易结构，既是全球化的必然产物，同时也为美国等发达国家产业升级、结构调整创造了外部条件。当然，中国无疑也是经济全球化、大量贸易顺差的得益者。但是，无论从现实或长远看，美国从中未必比中国得益少。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及生产成本，为美国长时间提供了美国人得以享受的廉价商品，客观为美国控制通货膨胀做出了贡献，而中国在得到低廉加工费的同时，在资源、能源、环境保护等方面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况且，顺差取得的外汇，又转回美国被廉价使用？再则，美国及发达国家众多的跨国公司抓住时机大幅增强了国际竞争力，提升了全球经济体系运行的效率。因此，我一直在想：中国何错之有？

　　从一国内部经济平衡看，中美贸易失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国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运行特征。在世界经济格局中，中国的“高储蓄、低消费”，是与美国的“高消费、低储蓄”相应而存，即共存于一种“不平衡”的“平衡”中。因此，要实现经济的再平衡离不开两国的共同努力、协调配合。

　　从两国经济储蓄消费失衡的成因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居高不下的高储蓄率主要源于人口红利。在过去40年中，中国人口抚养比持续下降，从60年代的80％降低到37％。生产性人口上升，消费性人口下降，推动了国民储蓄持续增加，这是中国人口结构自然变化规律所导致的。随着中国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未来净消费人口占比将快速超过净储蓄人口占比，储蓄率预期又将顺应人口结构的变化规律而逐步平稳回落，贸易顺差也将自然得到纠正。

　　美国储蓄率的显著回落始于新千年之后，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近十年来美国金融体系刻意维持的低利率环境刺激了信用的扩张，资产价格的持续上升。从历史数据中可以观察到，美国家庭净财富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与居民储蓄率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这说明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上升所带来的财富效应，明显促进美国消费意愿升温，同时降低储蓄意愿。特别是在ＩＴ泡沫破灭之后，长期的低利率环境造就了美国金融及房地产资产价格过速上涨，以及美国居民消费意愿过度膨胀、储蓄率过低。这种增长模式难以持续，危机只是这一模式需要调整与修复的表现。危机后，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已清醒认识到，并采取了针对性较强的措施，使金融体系得以逐步修复。但是，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金融体系不稳定的根源，着眼于经济结构上实质性的改革，似乎要下更大的功夫。

　　我们非常欢迎，也十分重视美国的朋友们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各种意见和建议；但是，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和美国尚处于完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国13多亿的人口是最突出的国情，以联合国的标准（每人日均生活费1美元／天）计算，中国贫困人口尚有1．5亿，要不少于美国总人口的50％。所以，当经济学家，包括政治家们把中美两国放在一起比较，寻找解决现实矛盾办法的时候，别把在一国适用的结论与建议完全用于另一国，否则，看起来自认为再好的建议，现实中可能是不太可行的。我很赞同英国《金融时报》6月13日刊登的萨默斯教授《我们如何避免失去的十年》中的观点：如果诊断不准确、对病因不了解，你就不可能对症下药。我想这同样适用于解决中美之间贸易问题。

　　四、相互理解、加强合作，是解决失衡问题的关键

　　由上所述，在讨论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时，我们应该更多从全局的角度、历史的角度来把握两国内部经济结构的调整。应该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加强协调与合作，避免政策出现“以邻为壑”的效果。“和则两利，斗则俱伤”，是中国哲学的共识，我想，用在中美两国之间也是同样合适的。

　　首先，双方都要致力于修复储蓄－投资缺口，促进内部经济结构调整。美国需要在增加储蓄与恢复经济增长政策间进行恰当平衡。与此同时，对中国等东亚国家而言，要着力于降低储蓄，增加消费，降低顺差的政策调整；需要从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调整产业结构等多方入手。中国在此方面的目标是明确的，决心是坚定的，步伐也是扎实的。在危机初始，中国就出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计划规模位居全球前列，其中的政策重点就是注重扩大内需，加强民生项目投资，注重增加农村地区和弱势群体的收入，促进结构的调整。

　　其次，中美贸易平衡问题的化解，离不开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的改变。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正在致力于产业转型升级，美国是世界上科技最先进的国家，在全球高新技术产业贸易格局中占主导地位，两国在这方面的贸易合作本应是合理、互利的。中方一直希望美国放宽限制，增加对华商品出口，同时以促进美国就业和对华贸易公平。但是2010年12月9日，美国修订其贸易便利政策，享受到美国贸易优惠政策的国家共三类164个。中国作为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且具有更大的市场潜力，却被排除在“164个”之外。如果不是文字上的疏漏（当然不是），我真是难以想像，在解决中美经济失衡问题上，对此问题的轻视会到如此地步。美国不去改变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政策，而一味强调减少对华贸易逆差，无疑是事倍功半，南辕北辙。

　　再者，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美元政策在平衡其全球影响力与国内政策之间冲突时，应更多地关注对全球包括对美国自身长期经济发展带来的不稳定性冲击。美元目前是全球最为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全球相当多的大宗商品交易和金融交易都用美元计价。美元政策主要考虑美国的经济利益，当然可以理解。但问题在于，有时一项针对美国自身利益的政策，从短期看或许对美国是有益的，但是从全球角度来看则未必是最优的选择。即使对美国而言，从长期看，在国际储备货币多极化趋势以及鉴于亚洲危机后各国政府对短期资本跨境流动的警惕、在新兴国家增长势头快于发达国家增长势头的环境下，全球过多的货币供应，必将推动全球大宗材料及商品的价格上涨，其结果，短期内似乎未必对美国有害，但在长期内美国同样难以避免会“共享”通货膨胀的苦果。因此，保持美元政策在国内及国际间的平衡，最终对长期维持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也是必要的和有利的。

　　因此，本着合作共赢的态度，站在中美两国共同利益的角度拓展这种思考，我认为，未来一段时期内，中美所面临的共同主题，是如何正确看待和共同推动修复两国贸易及金融的不平衡。我们需要客观地深入研究全球失衡的真正的内在原因，正视主要矛盾。眼睛要朝外（他国），也一定要朝内（本国），才能公平、务实地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再平衡方式；反之，如果忽视国内政策调整而一味关注两国间经贸关系，过于强调他国的责任，全球面临的经济失衡及政策调整，更将愈加困难，并有可能出现反复。面对这一难题，我们需要从长期性、结构性视角来研究。对两国政治家来说，这也许比较困难，短时期难以解决，需要政策的连续性。我想，借鉴人体疾病治疗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的视角可否做些调整：就是“中西医结合”。即“西医”疗法的对症下药、见效快与“中医疗法”的标本兼治、循序渐进相结合，将更有助于以全局的视角稳步推进治疗、恢复进程。

　　女士们，先生们，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在推进全球再平衡方面已做出了最大的努力，承受着超常的代价。从未来全球经济平衡的愿景看，我更愿意在尽可能不长的时间内看到：在中国方面，社会保障逐步完善，居民消费上升，服务业得到较快发展；要素价格改革加快，汇率弹性进一步增强，从而推动经济从外需导向向内需导向的转型。在美国方面，危机后居民的过度消费有所纠正，储蓄率向正常水平回升，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回落？同时，过度依赖房地产等的增长模式得以改变，高端制造业重振。在中美经济调整促进以及世界各国共同推动下，国际货币体系能够趋于稳定，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得以发展。

　　基辛格博士在五月份刚刚出版的新著《关于中国》（Ｏｎ Ｃｈｉｎａ）中指出，中美双方都应努力寻找和发展互补利益，美中关系的恰当定义与其说是合作伙伴，更应说是共同发展，一方无需赞同另一方的全部目标。我认为这个判断体现了一位战略家值得关注的思考。我衷心期望，中美金融合作能够在危机应对的各项合作基础上继续推进，能够为进一步促进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和结构调整，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更有利的条件，促进双方经济的稳定发展作出新贡献。

　　谢谢大家。

　　（本文为李伟同志2011年6月24日在“中美金融合作论坛”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