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国企先进性 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钟启平/文

　　90年前的今天，1921年7月1日，一个使中国历史发生变化的日子：中国共产党成立。

　　从这一天开始，中国共产党走过了波澜壮阔的90年。这是中国历史大变动的90年，也是中国工人阶级命运大变动的90年。 90年历史有太多的变化，但是有一点没有变动，中国工人阶级作为党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紧紧跟随党的前进步伐，积极投身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事业，谱写了壮丽篇章。

　　今天，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对于国人来说，国有企业是一种独特而鲜明的标识，是有别于其他企业的“身份证”。 国有企业与其它企业一样，具有先进性元素，然而，国有企业工人阶级有更充分的理由追求实践这种先进性。

　　国有企业，既然是企业，为什么要从政治上提出要求？为什么更应该追求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国企该怎样保持工人阶级的先进性？人们不禁要问。

　　历史已经在作出回答，历史将要求我们继续作出回答。纪念建党90周年是我们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回答这一问题的契机。

　　一、国有企业与“先进性”的历史联系

　　共产党的先进性，最早来自工人阶级的先进性。

　　经过90年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推进，翻开握在我们手中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总纲中第一句话仍然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工人阶级成为一个阶级，是与机器大生产相联系，在英国产业革命以后，作为一个新型阶级出现在人类历史舞台上。其经济地位和劳动方式决定了他们大公无私、有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富于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工人阶级的工作领域和工人内部的构成也在发生变化。20世纪中后期，世界范围内的工人阶级队伍发生了显著变化，工人阶级不仅在数量上占有优势，而且在性质上已经从体力劳动型的工人阶级向脑力劳动型的工人阶级转化。我们党正是从工人阶级队伍发生变化的实际出发，把知识分子当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及时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二战以后，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和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根据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白领工人”超过“蓝领工人”这一新的社会现象的出现，断定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少数，不仅不再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而且，工人阶级政党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在新的科学技术革命面前，思想发生滞后，脱离了已经成为工人阶级主体的“白领工人”， 仍然把自己的阶级基础定位在传统的产业工人上，造成阶级基础的严重削弱。在西欧，共产党被称为“穷人的党”， 直到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才真正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为什么国有企业是工人阶级的主导力量？这是由国有企业是先进生产力与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者决定的。新中国成立所带来的变革和转型是极为深刻的，其中，国有企业扮演了重要角色。国有企业既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要担当者，也是广大劳动人民获得解放、工人阶级成为领导阶级的关键平台。国有企业一经诞生，就与社会主义制度、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形成极为密切的联系。随后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使得这种关系固化下来，并孕育出了中国特有的单位制社会结构和国家治理形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有企业的本质属性，是“全民所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下，国有资本是属于全体人民共同占有的资本。目前，国有企业营利性体现为追求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其公益性体现为国有企业的设立通常是为了实现国家调节经济的目标，起着调和国民经济各个方面发展的作用。国有资本盈利的一部分将依法平等分配给各位资本占有人（即全体公民），这种分配方式一方面符合“按照生产要素分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原则，另一方面将大大促进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实现进程，担负着推动社会进步，推动社会全面发展的历史使命。

　　显然，国有企业与代表着先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生产方式相联系。

　　二、国有企业“先进性”的时代证明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根本转变，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都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党先后组织和发动了香港海员大罢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等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展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和奋斗精神。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工人阶级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

　　在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共产党的历史任务是医治战争创伤，巩固人民政权和恢复国民经济，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并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国有企业工人阶级，以高度的主人翁精神和极大的热情投身建设高潮，创造先进生产经验和先进工作法，迅速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第一台蒸汽机车研制成功、第一辆解放牌卡车试制下线、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翱翔蓝天等无数个“中国第一”，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国有企业唱响了“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时代凯歌，以伟大的创造力量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成为“共和国的脊梁”。

　　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时期，国有企业工人阶级发扬光荣传统，开拓进取、奋力拼搏，积极投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火热实践。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国有企业紧紧把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当代国有企业的历史使命，参加三峡工程、青藏铁路、载人航天、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地震灾区灾后重建、京沪高速铁路等重大工程建设，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2010年我国GDP近5.88万亿美元，与1949年的179亿美元相比，增长了近329倍，其中广大职工创造的GDP占全国GDP的比重，由1952年的26.8%上升到2010年的80%多。从2010中国企业500强来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共有329家，占总数的65.8%，实现营业收入23.4万亿元，占全部企业营业收入总额的84.69%；实现利润总额为1.26万亿元，占全部企业利润总额的83.72%。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与作用，是钢铁般的事实。

　　国有企业工人阶级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信念坚定、立场鲜明、艰苦奋斗、勇于奉献，胸怀大局、纪律严明、开拓创新、自强不息的工人阶级伟大品格，涌现出一大批先进模范人物，形成了孟泰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劳模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奥运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这些精神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华，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国企保持工人阶级“先进性”的本质把握

　　“国有企业作为企业，为什么还要保持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对工人阶级先进性问题的提出，折射出部分国企干部员工对国企先进性的疑惑和不解。

　　在提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人往往只强调国有企业作为企业的性质，认为国企只是市场经济中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没有必要承载那么多政治上的因素。仔细琢磨，这个问题的片面性在于提问者只强调国有企业作为企业的特性，而忽视了它作为“国有”的属性。国企的这个最重要的“国有”属性，被很多人忽视了。这个“国有”属性的重要性，就像一个人永远都不能忘了他是哪里人、他的根在哪儿一样重要。

　　那么，接下来要解答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是“国有”的企业更能代表工人阶级先进性呢？首先，这是由一个“公”字决定的。国有企业之所以是“国有”，是因为它是全民所有的公有制经济。党的本质属性是“公”，因为它是全体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言人，是“公”的代表者。因此，凡是涉及到“公”的领域，都必然有工人阶级先进性。再者，这是由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决定的。发展壮大国有企业的最终目的是要服务于国家和人民，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国有企业充分发展做到最大程度的保值增值才能实现。因为只有国有企业的快速发展才能确保国家依靠人民发展，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从而最终实现党、国家和人民、国有企业三者利益关系的统一。

　　在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在人数、素质、构成、分布等方面都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然而，无论经济社会面貌如何改变，无论科技进步和知识更新达到何种程度，其中的主导因素仍然是并且只能是工人阶级的生产劳动和创造活动。

　　如果说32年来的最大成果是市场经济替代了计划经济，工业替代了农业化，那么这一市场化、工业化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企业家群体与农民工这两个群体的形成。 越来越多的企业家赢得社会关注，“五一劳动奖章”、劳动模范、优秀企业家，甚至当选执政党各级政府的领导人管理社会、参政议政……在2011年两会代表委员名单上就有企业家1000多名，占出席人数的25%。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随着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推进，工人阶级队伍的数量和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变化。1949年底，全国职工只有800多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49%；2010年，全国职工总数为3.2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23.9%。工人阶级队伍内部结构日趋多样，乡镇企业职工、非公有制企业职工和新兴产业职工，尤其是亿万农民工源源不断地加入工人阶级队伍，工人阶级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已经成为一个由各种所有制企业、各种机关事业单位以及新经济(310358,基金吧)组织、新社会组织中的全体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构成的统一整体。非公有制企业职工已成为职工队伍的主体，占全国职工总数的73.93%，占企业职工总数的88.43%；农民工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农民工为2.42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53亿人，“80后”、“90后”新生代产业工人的大量出现，为工人阶级注入了新鲜血液。

　　正因为此，国有企业工人阶级更需要保持工人阶级的先进性，与其它企业群体一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发挥先锋队作用。

　　四、国有企业“先进性”的现实追求

　　什么是国有企业先进性？先进性，顾名思义，指的是一事物相比较其他事物而独有的长处和优势。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先进性是一个比较概念。它本身是相对落后性而言的，同时又是在两个事物或多个事物的比较中产生的。二是它是一个价值评价范畴。国有企业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组织，对其成员是否具有先进性进行评价，从比较对象上讲，是与一般企业相比较的；从评价标准上讲，正确的评价标准当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标准。

　　由此，我们可以这样做出理解：所谓国有企业的先进性，体现在能够自觉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符合社会进步方向和趋势上；是同一般企业的比较中展现出来的；国有企业先进性体现在思想、政治、组织、能力等各个方面；国有企业的先进性最终体现与人民群众一起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中。

　　毋庸讳言，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党的躯体一样，国有企业作为企业社会道德领袖的地位不断遭致腐朽思想的侵蚀。从国有企业自身上看，有些企业存在的低效、腐败等现象也损害了国有企业的形象。不同看法的人导致的舆论，乃至让人对国有企业重要性或生存意义引发种种误解。

　　尽管国有企业也走过弯路，也有困境需要解脱，但国有企业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仍然像泰山一样沉重。国有企业的合法性建立在两个因素的基础上。第一个因素可以称为“历史”因素。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国家统一后，国有企业的努力促使中国摆脱了19世纪中叶以来的长期经济落后状态；第二个因素与30多年来的改革有关。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选择的这个新方向使国有企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经济变革的主角，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如此庞大的民族、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物质生活条件如此根本性的改善。中国实现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历史跨越。欧美发达国家用了将近300年，才使10亿左右人口进入工业社会；中国仅用了60年，就将13亿人带入工业社会，演绎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传奇。国有企业在这场历史大转变中，举足轻重，居功至伟。

　　正因为这些，新的形势、新的队伍、新的任务，对国有企业保持工人先进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新的标准。

　　国有企业在思想上保持先进性，就是要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宗旨，坚定不移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党的先进性在一定程度上要靠国有企业工人阶级的先进性来体现。国有企业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得到保持和发扬，将促使整个党的先进性有了坚实的基础。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骨干企业，肩负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使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国有企业应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做好自身经营工作，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有力支持和物质保障；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以实际行动为和谐社会建设添砖加瓦。

　　国有企业在国有资本实现了董事会管理方式和全民分红的方式以后，要积聚和形成强大的竞争力，去实现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同时，在国有企业内部所滋生的腐败、低效问题也都将会不复存在。

　　国有企业在政治上保持先进性，就是要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充分发挥“国有企业是特殊的经济组织”的竞争力、控制力和活力的作用。 国有企业承担着重要的经济责任，还要更好地担负起应负的经济责任、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在政治功能方面，国企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保卫国家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在经济功能方面，国企处在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是国家重大经济政策的有效执行工具；在社会功能方面，央企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责任，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勇挑重担。特别是中央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要经济基础。这三个“重要”，揭示了国企必须保持先进性的本质要求。

　　人们没有忘记，在2003年非典疫情突然爆发时，一些企业乘机哄抬物价，一度人心恐慌，是谁在关键时刻发挥了畅通物流、平抑物价作用；电力短缺，拉闸限电，个别发电厂乘机向政府要挟涨价，是谁千方百计多发电，迎峰度夏保发电，最大限度地缓解全国缺电状况，是国有企业。这就是国有企业工人阶级先进性的现实解释。

　　国有企业在能力上保持先进性，就是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提高在竞争中求发展的素质和技能。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国有企业将长期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科技占优势的压力，长期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企业核心力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人的素质的竞争，特别是越来越表现为科技进步、知识创新和宏观驾驭能力的竞争。

　　国有企业更应当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努力培育一支知识型、技术型、创新型的高素质职工队伍，培养出一批创新型人才特别是创新型领军人才,培养出一批适应国际竞争需要的企业家队伍。科技创新、科学发明与知识产权，无疑是衡量国有企业竞争能力的重要标志，国有企业的先进性，必将在这些令人羡慕的领域大放光芒。

　　国有企业在工作上保持先进性，就是要在各自岗位上坚持勤奋工作，兢兢业业地创造一流的工作业绩。国有企业工人阶级队伍是党的形象在群众中的直接体现者，是人民群众了解党、认识党的窗口。为此，每一个国有企业共产党员必须立足本职工作，爱岗敬业，埋头苦干，奋发进取，努力创造一流的工作业绩。

　　人们不理解，为什么社会大众对国有企业出现的事情显得过于关注，有时达到苛求的地步，就是因为国有企业是工人阶级的主导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主导力量。

　　总而言之，国有企业应当具有的工人阶级先进性，既是一种思想觉悟，又是一种政治品质；既是一种能力，还是一种行为，是思想、品质、能力、行为四者的统一。

　　中国国有企业在新的历史时期，仍将追求工人阶级先进性，代表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前途。并且一定能够继续保持工人阶级先进性而获得更多的新成果，和其它企业一起共同奋斗，来继续代表这个伟大前途。

　　90年风雨兼程启迪我们，愈能保持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就愈能够经受住历史的考验，中国国有企业这个特殊的“身份证”就愈加鲜亮。

　

　　央企把党组织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优势

　　8年来，在中央企业改革发展中，企业党建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探索中前进，在改进中加强，在创新中发展，企业党组织发挥了重要的政治保障作用。“必须始终坚持把党组织政治优势作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源加以整合配置，推动中央企业建立党建工作大格局，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科学发展优势。”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王勇6月29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中央企业“一先两优”表彰大会强调。

　　会上，国资委党委表彰了中国石油(601857,股吧)天然气集团公司管道公司党委等232个先进基层党组织、孙家栋等191名（含追授2名）优秀共产党员、丁燕生等129名优秀党务工作者。

　　央企党建围绕中心积极开展工作，呈现生机勃勃的局面。宝钢集团推行党组织生活设计“7+5”党组织生活设计模式，把创先争优落实到每一个党支部。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在职党员10万余人，把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攻关重点型号的强大动力。中国航天科技(000901,股吧)集团公司五院502所开展“技术交流架桥”、“精神传承架桥”、“三架桥”等主题活动，为打造航天金牌产品注入强大动力。

　　央企党建积极开展，迅速转化为企业发展优势，形成巨大的效益。据统计，国资委成立8年来，中央企业资产总额增长了2.42倍，销售收入增长了3.97倍，归属母公司净利润增长了3.46倍，上缴税金增长了4.18倍，世界500强企业由6家增加到30家。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日子，国资委谋划党建新思路，集中地表现为，着力健全一个格局、抓住两个关键、完善六个机制。

　　围绕“十二五”时期中央企业改革发展总体思路，建立健全企业党委抓党建、书记对党建工作负第一责任，行政领导“一岗双责”，形成合心、合作、合力的党建工作大格局。

　　两个关键是，抓住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队伍建设这个关键，抓住企业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这个关键，努力打造一支政治坚定、视野开阔、懂经营、善管理，致力于为中央企业建功立业、得到职工群众衷心拥护的企业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队伍，建设一支经得起困难和风险考验、在企业改革发展稳定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党员队伍。

　　在新的时期，央企将党建与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建设结合起来，重在六个机制建设。央企正在形成完善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工作制度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运行规则相结合的科学决策机制；党管人才原则与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依法行使用人权和市场化选聘人才相结合的选人用人机制等六个机制。

　　群体归来 企业家，一个社会阶层的成长

　　管彤贤说：“当第一次听到人们把我叫做企业家，我先是愣了一下，随即有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感觉：我不再仅仅为振华（振华科技(000733,股吧)，SH600000）负责，我管彤贤已经与这个社会、这个时代、这个国家联系起来。而且我不是一个人，和我一样的人还有很多，有些甚至就是我身边的朋友。”

　　和管彤贤同样有这样感受的是张中正，这个工龄和滨州化工（SH601618）司龄几乎相同的董事长，尽管几十年如一日地保持着每天都去生产一线的习惯，但与从前的不同仍然自然而然地展露无遗：他对于行业数据的背诵如流正在无限制地向宏观向全球化漫延，他的决策也早已超越了生产经营，向社会环境、慈善教育等方向拓展。

　　在圆明园东门，有一个小院，有一个小公司叫“东方简易”，公司只有几个小年轻人，却在周末吸引了来自中关村的很多知名公司的老总，老总们在这里聊天、打太极拳、和高知人群开读书会，组织者说：“这个阶层的人需要有人为他们做事。”

　　曾经被消灭，随市场经济浪潮强力归来

　　这个阶层，被叫做“企业家阶层”。这是一个在中国可以上溯百余年、又突然在上世纪50年代倏然消失的人群。随着荣毅仁和乐松生分别被任命为上海市和北京市的副市长，公私合营宣告成功，从而那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民族资产阶级企业家人群在中国大陆的历史使命戛然中止。

　　之后的二十多年，被前来参观的日本人称作“没有企业家，只有车间主任”的历史。而没有和拥有企业家阶层的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前后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态势。

　　与这一态势并行的则是市场经济的勃兴。首都经贸大学副校长郑海航提出，“计划经济的突出特征是一种纵向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的突出特征是一种横向的经济体制。企业是由各种生产要素按一定的比例和方式组合起来为实现一定的经济目标而展开活动的经济组织；而企业家则是这样一个组织开展一切经济活动的组织者，是组织内各种要素资源有效、合理组合并发生作用的粘合剂。”纵向经济产生的是工业官员，横向经济产生的是经营链条的整合者，具有整合思想并转化为实践的，就是企业家。

　　如果说32年来的最大成果是市场经济替代了计划经济，那么这一市场经济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让一个曾经基本被消灭的群体——企业家群体重新走入我们的视野，并以其卓然的成就赢得了社会的尊重和关注。

　　企业史学家吴晓波在杭州的家中纵观了中国形形色色的企业家，他发现：“到现代社会，在当下，企业家群体的地位已经稳固，并且成为社会上被认可的一个阶层，我觉得，这是中国社会2000多年以来最大的进步。中国社会的进步有很多元素，我们说它是文化进步、思想进步、道德层面进步，所有这些进步都会有很多争议，但只有一个进步是不会有争议的，就是中国的商业史的进步，100多年前我们是穿麻布，现在穿五颜六色的衣服，原来没有灯，现在有很好的灯，原来用马车，现在是汽车。商业进步带来那么多物品，使城市改善的那么一群人，我们叫他们做企业家阶层。”

　　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在为企业和社会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实现了自身价值，迈入财富榜、慈善榜，成为新闻人物，赢得社会关注，同时获得政治荣誉：“五一劳动奖章”、劳动模范、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甚至进入政府机构任职……在2011年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名单上就有1000多名企业家，占出席人数的25%。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企业家队伍的发展壮大，折射出来的也是中国企业发展和时代发展规迹。

　　企业家精神正在中国复兴，对世界的影响不可忽视。他们是创新的催化剂，通过把热情与技能、决心结合在一起，将思想智慧转变为了物质成果。

　　多元并行，青春期企业家群体阳光饱满

　　中国杰出企业家在中国社会和经济转型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其超商业的影响力并不逊色于比尔·盖茨的技术革命、稻盛和夫的商道法则、乔布斯的创新理念……

　　他们富有创造性：以合乎法制、道德的手段，在阳光下的利润区内，积极扩大企业与资产规模，实现财富增值；

　　他们富有责任感：遵守法律法规及商业道德，诚信经营，提升产品质量及品牌美誉度，对内实现及维护员工和企业的共同利益，对外积极参与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尽量避免各类公关危机，面对争议性事件，能够积极高效地应对；

　　他们拥有榜样的力量：通过打造品牌，提升企业及个人的影响力，扩张人脉，担任相关社会职务等途径，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

　　他们肩负使命感：使企业在符合法制与道德的轨道上良性发展，为员工创造良性职业与成长环境，维护业内良性竞争秩序，对社会公益及慈善事业做出应有贡献，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同时他们也存在着矛盾性：他们一方面欢呼与激赏市场的伟大，一方面对政府和旧路径又有很强的依赖性，甚至迷恋政府权力带来的机会和对资本效率的提高，这使他们很难把目光投向更有保障当然也需时更久的法治上，等等。

　　他们作为一个阶层还呈现出多元化和多样性。这是由于中国的企业家阶层由不同经济形态下的企业家构成，一个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多元化时代，国有、民营、外资、个体私营……历史的延革又将不同年龄、不同行业、不同出身、不同文化的中国企业家推上了同一起跑线······财富获取的手段日益多元化，资本运作、资源开发、地产等等不一而足，产生的企业家群体也各有其性状差异。

　　当然只三十年的岁月事实上无法塑造一群性格清晰完整的人群，他们至今仍在人格尚未定型的青春期。但略有迷茫的青春期，也意味着希望。

　　企业家价值，人力资本一次透彻的穿行

　　承认并实现企业家价值，就是全面、深刻地理解人力资本要素的作用和价值，承认一个特殊的人、一个伟大的人在企业发展中所做出的特殊贡献。吴晓波十分肯定地说：“企业家值得而且应该成为全社会最受尊敬的人。没有成熟的企业家阶层,就没有成熟的市场经济。”同时他把这个阶层的力量等同于国家的力量，要认识到“这个阶层与国运的关系”，认为“国力的较量在于企业；企业的较量在于企业家；企业家的较量在于胆识、见识、学识、悟性、韧性、理性。”

　　那么如何评价一个企业家的价值？特别是如何评价一个国有企业企业家的价值？

　　市场机构曾给青岛双星(000599,股吧)集团总裁汪海评估身价定为10.2亿元，可他当时每年的收入只有3万元。他对企业的贡献是从1980年到2000年，双星集团的资产总额由1000万元增加到26亿元。汪海坦言，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要求人仅凭道德和觉悟去努力工作是不现实的。“只有用市场化的标准来评价企业家的价值和贡献，中国的企业家才能焕发出新一轮的创业精神，带领企业勇敢步入全球市场一体化的新的竞争舞台。”

　　制度化是企业家价值实现的基本途径。只有通过制度化，企业家的价值在实践中才不会走样，才能展现她的领导能力、管理能力、经营能力、创新能力、执行能力，才不会异化成腐化行为，也才能对企业家产生足够的激励。价值评估是企业家价值实现的前提，其实现方式应尽可能股权化，这样，既可以有效降低企业成本，同时也能够将企业家价值与企业价值、企业利益紧紧捆在一起，有利于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而在承认企业家价值方面，理论明显落后于实践。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制约国企的发展。

　　2005年3月20日，在首都企业家俱乐部成立20周年的庆祝活动上，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名誉会长袁宝华充满激情地喊出了“企业家万岁”的口号。

　　中国企业家，一个始终潜伏、在漫长得让人感到压抑的岁月中历经波折而不覆的群体，在中国社会和经济转型中释放出巨大能量的群体，还将从这个民族强大的躯体中汲取养份，怒放灿烂的花朵。

　　这是人类进化的花朵。贫困者因为这花朵变得富裕，富有者因为这花朵变得高尚，迷茫者因为这花朵变得坚定，蒙昧者因为这花朵变得文明。

　　

　　身份觉醒：企业成长的人本诉求

　　企业家阶层在中国被认同的复杂性由来已久,企业家对自身的身份认同感在30年前的数百乃至上千年曾经非常薄弱。自古以来,对经商者身份的鄙视不仅仅来自统治者及知识分子阶层,甚至连他们自己也对此颇为不齿。费正清就曾经说过,“中国商人最大的理想就是,他的子孙不再是商人”。形形色色的大小商人穿梭于中国漫长时代的舞台，他们如草根蜉蝣般默默耕耘于江湖之远。

　　正如1949年后的中国每个人都在追寻翻身解放，而改革开放的30年，每个人也都像大树的枝叶向上寻找着阳光和空气。当一个人可以光明正大地以自己所创造的财富证明自己的身份时，他的内心应该是从未有过的畅快，特别是在人的本能和人的身价刚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异化时代之后。

　　社会开始赞赏企业家们层出不穷的商业智慧，慨叹他们曲折的奋斗身世。既欣赏他们大手笔的运筹帷幄、攻城略地，为他们能够矗立于荣耀之巅而喝彩，同时也惋惜于他们马失前蹄、意外翻船，愤怒于他们的唯利是图、贪得无厌。

　　但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全社会对这种企业家身份及其价值的认同依旧还不够全面、深入。目前对这种企业家价值的认识，更多的还是停留在社会精英层面，而不是停留在大众百姓层面上。这种认识上的不深入也常常使各种大的改革上面思想不解放。而且由于财富分配上的差距，这种差距又被几千年来形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心态放大，仇富心态就有了生存的土壤。这些土壤，往往会从各个方面，产生很多阻碍企业家进一步发展壮大的不利因素，甚至严重到了直接伤害企业家生命的程度。

　　对这种企业家身份及其价值的认同还不够全面、深入的另一种表现则是国有企业的企业家们，他们在工作中，既要考虑企业的经济目标，又必须注意政府的其它要求，既要对企业负责，更要服从上级的安排。于是，他们的追求往往具有双重性：经济效益好坏和上级满意不满意。这种身份的双重性，势必影响到企业的经营，甚至扭曲他们的人格。产权制度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必须顺利进行，国有企业的经营者要逐渐完成角色的转换，从行政的附属物和国家指令性计划的执行者逐步转变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企业家，企业家的身份明晰了，他们才会从心态上完全进入应有的角色。

　　人是复杂的，也是简单的，身份认同和身份定位将使这个社会在价值尊重中有序发展。从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标准区分，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陆学艺教授在其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把社会群体划分为十大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十占其三，这是历史发展使然。

　

　　时代传承 走过伟大年代的中国企业家

　　当我们探索历史的真相，不得不去寻求历史的细节。比如“企业家”，到底这个词来自何方？

　　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曾回忆说,在1984年,他写了一篇题为《时代需要具有冒险精神的企业家》的文章,决定采用此文的《读书》杂志编辑跟他商榷:“企业家”要不要改成“实业家”？企业家的“冒险精神”要不要改成“探险精神”或“创新精神”？张维迎回忆道:“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两个词都是偏向贬义的,至少是不习惯的。”

　　然而历史就是在人们还没有反应的情况下，轰轰烈烈地到来了。

　　沸腾的80年代

　　那是一个让人热血沸腾的80年代，对于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经济所有领域来说都是一个黄金年代。在这个时代的开端，我们找到的细节是：汪海从青岛橡胶九厂的政治部主任升任了厂长兼党委书记，柳传志还是中科院计算所的一名普通技术人员，倪润峰1985年当上了规模不大的国营长虹机器厂厂长。他们毫无疑问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企业家——中国从短缺经济中挣扎出来，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这些家用电器为中国成为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做出重要贡献。这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发轫时期，这是这一代企业家的英雄年代。

　　这个时候的国企老总们正为解脱旧有的政府婆婆的严密计划的管理、争取自主经营权而艰难努力，“总经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取代“厂长”。 1984年3月24日，福建省55位厂长（经理）为冲破旧的管理体制束缚，争取企业经营自主权，联合向福建省委、省政府发表《请给我们“松绑”放权》的呼吁书。

　　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初期，企业的发展必须是从计划经济中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中脱胎出来的，所以旧有的管理体制还难以消除甚至要伴随新生的企业家群体度过较长的时间。但时代改变了，必定要有一批人肩负起打破旧体制牢笼的使命。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就是这样一批富有使命感的人。

　　第一代企业家在企业管理体制、企业管理方式和企业文化建设等方面都有了自己鲜明的特征——充满个人魅力、个人权力和个人色彩。因为没有股权、产权的支撑，企业家的权力仅是上级的一纸文件，企业家们必须保证自己在企业内部的权威不能受到挑战。

　　1988年,在“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表彰大会”上,汪海与其他19位企业家共同获得“金球奖”。金球奖的轰动，让更多的人关注到企业家这个群体，也为企业家的奋斗增添了动力。

　　90年代的活力

　　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经济是伟大的。GDP基本上在9%左右，通货膨胀率在3%以下。这一时期以家电、服装、保健品和饮料行业为代表的中国民族工业大规模崛起，互联网出现，房地产蓬勃，汽车、电脑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资本市场活跃起来。

　　在中外合资浪潮中，国企老总们为是否合资、是否控股和是否保留自有品牌而努力，这个决定资产命运的阶段，可以说是“向董事长转型阶段”。随着1999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进一步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的通过，国企老总们在全国范围内转入“向股东转型阶段”：经营者持股计划广泛实施。

　　与中国的第一代企业家相比，第二代企业家对于企业的发展，有了更多的创新模式，包括商业模式、技术模式。他们在风险投资的利用上更为大胆而富有技巧，通过不断做大企业市值，以并购等手段对行业进行整合，夯实自身的竞争优势，在国际市场上东突西破，寻求更大的机会。

　　国家在1992年出台两个重要文件——《有限责任公司暂行管理条例》和《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使得真正现代化的企业制度有了法律基础。而后来到2000年以后在新技术浪潮下催生的第三代企业家出现时，旧体制的束缚已开始松动以至消失。1994年7月1日，《公司法》颁布，中国的企业终于在法律框架下步入了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规范化管理时期，一种叫做“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新模式，开始在全国风行。1994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选择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方案》，《方案》强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应着重解决企业法人制度。

　　1994年,《福布斯》杂志开始关注中国的企业家们。

　　挑战21世纪

　　2001年是中国加入WTO的第一年，对中国企业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同时也带来了机遇。

　　经过多年的努力，企业家队伍也逐渐成熟。一大批创业型的企业家脱颖而出，他们活跃在各行各业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我国成了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几个国家之一，加上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中国制造业的异军突起，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大国。这些都是和企业家的作用分不开的。

　　2001年4月22日，第八届全国“企业家活动日”主会场活动在上海举行。活动主题为《面向全球化的中国企业家》。陈锦华会长作了《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企业家创新精神》主题报告。

　　中国国有企业在经过90年代的阵痛和煎熬之后，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随着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迎来了一个迅猛壮大期，这其中央企尤其具有代表性。以2003年国资委成立为标志，国家资本突然间变得强大。体制改革和兼并重组也催生了一大批代表国家资本的中央企业掌门人，他们很多来自过去的政府高官，视野开阔，把握政策能力强，具有强大的中国特色管理能力。他们中的代表人物以集群方式出现，蒋洁敏、宁高宁、魏家福、卫留成、苗圩、王晓初、傅成玉、谢企华、王建宙等等。同时，资本市场促进了企业和资产价值的重新发现和企业制度变革，促进了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模式的变革。

　　在伴随这一技术更加完善的资本市场和法律环境之中，依靠风险投资、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起来的第三代企业家成为时代宠儿，如马云、张朝阳、李彦宏、丁磊、马化腾等。他们体现出与央企企业家不同的物质：高学历、高技术、年轻化，更具国际视野和创新意识，熟悉国际规则，更有海外背景。

　　国企英雄

　　第一代企业家们的道路并不平坦。倪润峰未能等到长虹改制这一天便饮恨而退了，汪海虽然最后通过成立双星名人公司实现了这个目标，但制鞋业发展的高峰期已过。而其他企业家们在未能实现这个路径另寻其他路径时，则纷纷落马。伊利的郑俊怀、健力宝的李经纬、科龙的潘宁等也在企业体制改革中成为悲情的“国企英雄”。

　　时代的局限不能不深深地在他们身上打上烙印，这些企业家以治世的方式治理企业。这种情结体现在企业管理中，树立个人权威无疑是最通用的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努力仅仅停留在权力把持上，而是要把他的思想渗透到每个员工的脑海中。而这种努力不仅变成标语写到墙壁上，还要成为各种管理制度、文化宣传深入到人的内心。在当时，企业家的“胸怀”表现在他们不但要改造客观世界，还要改造人的主观世界，甚至人们的灵魂。

　　但时代赋予他们的并不是政治使命，而是创建企业。抹不去的政治理想终究还要落到实处，于是在这些企业中，企业治理政治化的色彩就更加浓厚。权力的制衡，权威的树立，各种内部势力的消长，平息矛盾，消除分裂，协调与主管部门的关系……翻开这些企业内部发展史有如一部斗争史。甚至可以说，这些企业，特别是脱胎于国有制或集体制的企业，基本上是在解决外部矛盾与内部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这些企业家不可避免地有了政治与经济的双重色彩。

　　国有企业企业家的结局往往有三种：一是“商而优则仕”，向政府官员过渡，有些企业家实现了这一目标；二是谋求在企业中长期的领导地位；三是“到点下班”，按时退休，当一名退休职工。在第一种目标难度巨大、第三种结局不愿意的情况下，很多企业家就必须长期保持在企业中的强势地位。

　　所以对市场的力量的呼吁，对让企业家从官员中完全分化出来的呼吁，一直就没有停止过。

　　正当神州大地上长江后浪推前浪般地推出三代企业家时，太平洋(601099,股吧)彼岸的美国企业家队伍也正发生着新一轮的革命性变革：工业巨子向信息巨子交接财富棒，制造业企业家向信息服务业企业家过渡。

　　　奋斗接力 穿梭在岁月里的那些央企人

　　穿梭在央企发展岁月里的，不单是那些激动人心的历史性事件，也包括那些人。

　　在时代的浪潮中，湮没的只是逝去的光阴，那些汗水和奋斗铸就的人名则成为永恒。

　　华润传奇

　　在厚厚的央企名录上，华润的名字最传奇，因为它承载的历史最悠久。

　　1938年，一家名叫“联和行”的南北货贸易商号在香港悄然成立，老板杨廉安的真实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原名秦邦礼，后来一直沿用另一个化名——杨琳。

　　联和行就是华润的前身。

　　10年后的1948年，毛泽东和朱德为联和行改名，取朱德之“德”，毛润之之“润”，合称“德润”，但朱德提议改“德”为中华之“华”，得名“华润”。华润传奇由此开启。

　　1948年12月18日，“联和行”改名为“华润公司”， 正式在香港注册成立，第一任董事长是钱之光，杨琳任总经理。生于1900年的钱之光15岁即投身革命，是新中国纺织工业主要领导人。

　　1948年7月，另一家同样性质的贸易公司——广大华行的创办人张平接受上级指示来到香港。1949年3月，周恩来密电指示：广大华行与华润公司合并。

　　华润公司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香港从事经济贸易工作的机构，而杨琳、钱之光、张平，这三位特殊战线上的共产党人也因为华润公司成为了亲密的战友。

　　1949年5月，钱之光回到内地，杨琳接任华润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951年，张平担任总经理，并在1952年至1960年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1952年以前，华润公司归属中共中央办公厅管理，是党企；1952年10月，华润归属国务院外贸部管理，成为国企。

　　时光行至1983年，华润公司成立35周年，“华润公司”改组为华润（集团）有限公司，成为属于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中央企业。

　　在此期间，生于1921年的张建华坐镇香港，担任华润公司总经理、华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1991年，张建华离职休养。

　　1996年4月，谷永江成为华润新一任董事长，在此之前，他曾作为外经贸部原副部长担任中国复关的第三任首席谈判代表。在谷永江之后，57岁的陈新华于2001年1月起，担任华润集团董事长。

　　在陈新华在任近8年时间里，华润集团经历了两位“铁腕”CEO宁高宁和宋林。陈新华曾这样评价他们：“宁高宁和宋林各有所长，都很能干，都有强烈的主人翁态度。”

　　宁高宁在华润前后18年。从最基层做起，直到1999年，宁高宁出任华润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宁高宁实施的“宁氏新政”，在中国内地的资本市场上刮起了华润旋风。

　　2004年，宁高宁调任中粮。宋林接任总经理之位。小宁高宁四岁并比宁高宁早进华润2年的宋林，与宁高宁有着相似的华润人生。同样是毕业后即入华润，同样是由基层做起。不同的是，宋林显得相当低调。

　　2008年5月起，宋林担任华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2009年1月，年长宋林八岁的乔世波任华润（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时光穿梭七十余载，相同的职位，不同的人名，从红色华润到国际华润，华润集团不断书写新的传奇。

　　接力一汽

　　在中国央企的史册上，有一种精神叫传承。

　　身为“共和国长子”的中国一汽，其发展史正是这种精神的最佳写照。

　　从第一代厂长饶斌开始，几十年风雨岁月，几代人前赴后继，新中国汽车工业的奋斗长卷被接力谱写。

　　1953年7月15日，饶斌把第一锨黑土抛向由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奠基石。一汽正式动工兴建。此后，饶斌领导一汽仅用三年时间就在荒野上建起一座汽车城。

　　这是第一棒，饶斌的下一位接力者是郭力。

　　早在饶斌上任前，郭力是中央重工业部设立的汽车工业筹备组主任。时年34岁的郭力亲赴沈阳和北京，向东北局和党中央汇报，请求调一位熟悉东北情况的干部来当厂长，自己愿做副手。“郭力让贤”遂成佳话。

　　1959年末，饶斌调职离开，郭力正式走上厂长岗位。面对被“大跃进”打乱的生产秩序和严峻形势，郭力作出了一系列正确的重要决策，使一汽从一度停产到恢复生产，逐步走上正轨。

　　5年之后，刘守华成为一汽第三任厂长。

　　刘守华在任18年，是一汽厂长任期最长的一位。从他起步，一汽开始了解放卡车换型改造的谋划工作。此后又经过第四任厂长李刚和第五任厂长黄兆銮的继续探索，最终在第六任厂长耿昭杰在位时期得以完成。

　　生于1935年的耿昭杰，19岁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就进入一汽。1985年，耿昭杰成为一汽第六任厂长。1992年，一汽改为公司制，耿昭杰担任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党委书记。这位“血管里都燃着汽油”的一汽掌门，在任时间长达14年。

　　“我是一汽第六任厂长，就像接力赛跑到了第六个100米，我要不顾一切地拿着接力棒往前跑。”耿昭杰如是说。

　　耿昭杰在任14年，解决了老解放牌车三十年不能换型的难题，使一汽从单一的中卡生产厂发展成为中、轻、轿全面发展的特大型企业集团，一汽轿车(000800,股吧)和一汽大众均是耿昭杰在位期间成立的。

　　1999年2月，38岁的竺延风接任一汽总经理、集团董事长，成为最年轻的一汽掌门。

　　竺延风执掌一汽的8年里，素有中国汽车业“少帅”之称。2000年，一汽丰田成立。2002年，一汽重组天汽后一跃成为中国最大汽车产业集团。竺延风通过一系列兼并重组、对外合作，一汽集团发展脉络逐渐清晰，从机制老旧的国有企业变成强势的汽车集团。

　　2007年，54岁的徐建一成为又一位接棒人，毕业于吉林工业大学汽车系汽车专业的他，是一位从基层走来的“老一汽人”。

　　2009年，一汽通用成立。讲话时总是字斟句酌的徐建一试图用一项在未来五年向自主研发领域投入190亿元的庞大规划重振自主品牌。

　　中核岁月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这是沉默的中国核工业首次向世界发声。

　　24年之后的1988年9月16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核工业总公司正式成立。

　　科技工作者为之秘密奋斗的伟大事业，成为面向公众的中央企业。时任核工业部部长的蒋心雄当仁不让，成为首任总经理。

　　1931年出生于浙江湖州的蒋心雄，毕业于南开大学机械制造系。1958年，蒋心雄告别刚怀孕的新婚妻子，远赴甘肃从事核燃料研制，与其他科技工作者一起，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做出了贡献。

　　1982年，蒋心雄走上核工业部领导岗位，担任副部长，翌年升任核工业部部长，后改任核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在16年领导岗位上，蒋心雄组织核工业走军民结合、发展核电之路，建成了秦山和大亚湾两座核电站，填补了祖国大陆无核电的空白，实现了从两弹到两站的转变。

　　1999年7月1日，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和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正式成立。李定凡任中核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生于1940年的李定凡，时年59岁，年纪和资历都堪称中国核工业重臣。李定凡1963年毕业于华中工学院工程物理放射化工专业，从技术秘书做起，一生没离开过核工业。在1999年之前的11年里，李定凡任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兼任国家原子能机构副主任。

　　4年之后，2003年9月，李定凡卸任，康日新接任中核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与李定凡一样，康日新自1978年大学毕业就进入核工业。这位备受瞩目的新任老总，却在7年之后，以另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告别他一生的事业。

　　2010年1月15日，康日新在中核的岁月戛然而止。

　　接替康日新担任中国核工业集团党组书记、总经理的是与他同岁的孙勤，在此之前，孙勤的职务是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7月至2005年7月期间，孙勤曾任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康日新的落马，孙勤的归来，成就了中核史上的第四任企业领导人。2011年3月，孙勤透露，中核集团要组建股份公司，准备择机上市。

　

　　精神永恒 企业家基因：实业报国 前赴后续

　　根据彼德·德鲁克的企业家精神定义，在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就是以创新、务实和可持续的方法解决企业发展问题。所以，对企业家有着很好理解的复星集团老总郭广昌曾经发誓，“我做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把自己修行成一个企业家，把荣辱放在一边，以进取的精神做理智的决策”。

　　商业从来不是平静的“港口”。那些不愿意冒险，不善于冒险的人是难以成为企业家的。

　　那么，成就中国企业家的精神基因是什么？这种记忆支撑着怎样的财富灵魂？

　　爱国主义情怀

　　中国商人的爱国主义情怀从不需用费力地去寻找。当21位盐商、铁商、流通商、金融商等21位富豪神采飞扬地出现在司马迁《史记》中时，商人阶层的崛起已经成为盛世“文景之治”的一道风景。

　　正如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在企业家论坛上所言：在书写企业家传奇的路上，我的精神一直仰视着中国的晋商、湖商，他们的故事一直提醒我，我们要创造的不仅仅是一个被消费者接受的优质产品，企业更大的创造在于一个富有感染力的企业精神与企业人格，并以之引领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一种有品位的人生境界，甚至去影响一个时代的文化价值观。

　　在中国，每次当学者和经济学家们探讨到商人的精神基因话题时，最初的激动都会被“结果”弄得感伤：因为在将近2000多年的时光里，在国家主义思想影响下，制度带来的对商业、商人的“矛盾纠结”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商人的精神也出现了断裂。

　　改革的中国终于迎来了“开放”的世界。这个世界呼唤着一种新型企业家精神：振兴民族工业，形成强大的企业家阶层。因为任何人都不反对，中国社会需要更多的企业家发挥企业家精神，推动社会进步，成就新时代的商业文明，真正成为国际经济舞台上不可或缺的角色。

　　第一届“金马奖”获得者、原东北某造纸厂厂长孟广海就属于少有的“光荣退休”的企业家。因为20个获奖者陆续出现问题给他带来了深深的遗憾。退休后他远走他乡，隐蔽而低调地过着“工程师生活”。记者翻开1998年采访他的笔记，他的话依然清晰：当改革开放的大门大张旗鼓地向世界开放时，断裂的历史是需要有责任精神的人来续接的。我们国有企业厂长经理都有着尴尬的身份，“一半在商场之内，一半在商场之外”，但正因为历史上传承下来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血脉”，使得这些人感到“再也耽误不起生命”了。“实业报国”之梦必须圆。

　　有梦想一定要实现

　　原深圳某厂厂长是“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20年奉献给“深圳速度”。1998年，当他带着优质产品与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约时，这位汉子落泪了。

　　2011年6月25日，记者打通了他的电话。这位参加过两届“企业家活动日”的企业家激动地说：“这一个月我的孩子们都在唱红歌，这让我想起自己入党宣誓时说的话。我一辈子都是按照自己的誓言去实践的。当年的行动比不上如今企业家的时髦，但是梦想都实现了。”

　　中华民族文化的书写中，沉淀着很多企业家的思考，包括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创业时期。

　　自中国企业家协会每年一次的“企业家活动日”以来，每个层面的企业管理者、企业家都用心聆听着某种声音，辨析着方向。

　　“中国企业家开始认为自己具备身份认同是件很重要的事情。”这是一个研究者在1997年的结论。

　　但是，最令研究者头痛的事实是，国有企业管理者在成为“企业家”道路上所付出的代价。之前，很多经济学家都知道，经济学家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分析了中国儒家思想和道教对经济生活的理性化能力问题。他断言，无论是哪种都不具备新教那样的责任伦理观，中国对世界所采取的是适应而不是改造的态度。

　　从这个观点中可以看出，中国企业家虽然具备爱国主义情怀，实现理想的激情、奉献精神，但又的确缺少“承担风险和创造”的先天基因。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事实，是韦伯无法看透的，那就是中国企业管理者的历史“背景”。经过“文革”时期“憋闷”了很久的智慧已经“泛滥”成了另一种精神：“弄潮儿精神”。

　　就在很多商业人士研究和探讨东方文明为什么无法诞生资本主义的2011年，记者采访了女优秀企业家哈尔滨凯莱商务酒店董事长王桂兰。她说：北京企业家的记忆里一直有颗星，那就是首钢厂长周冠五。他站在高耸的炼钢大炉前的“英雄形象”和冯根生站在惊涛拍岸的大海边遥望远方的“伟人形象”照片一样，影响了我们很多人。

　　无法否认，在那个黄金时代，优秀企业领导者坚毅的笑容和伟岸的身姿成为不同层面企业家的精神安慰。毕竟“弄潮儿”不仅仅体验惊涛拍浪的潇洒，更多的是“如履薄冰”。

　　修养，永远的课程

　　1994年，时任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袁宝华在“中国企业家成长与发展研讨会”上提出企业家队伍要坚持的几个标准：经营管理能力，驾驭市场能力，为人处事能力，政治上的高素质。他“告诫”企业家，“只有这些精神素质组合成功，才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国有企业领导者。”

　　一个掌管着几万人命运的国有钢铁企业管理者、连续两届当选浙江省人大代表的企业家2011年退休时接受了《中国企业报》的采访。他说：具备政治素养对国营企业领导来说非常关键。我肯定不是全才，但是我要努力带领队伍奔这个标准去。“担当”是我的精神内核，但是“政治修养”才是使精神内核演变出很多种能力的保证。国有企业的功劳绝对不是我一个人的，但是如果出现大失误，那一定是我自己的。这是我的清醒之处。”

　　发展中的中国企业家队伍一直有老兵和新兵。优秀的企业也都在默默地培养着接班人。政治修养、道德修养、文化修养都是老一辈企业家要“交接”的内容。

　　海尔总裁张瑞敏说：个人才华很难复制，但是，企业家精神可以传播。尽管像国企很难把企业家精神全部贯彻到位，但是，大部分企业股东代表和经理人还是要追随着“企业家精神”来实现梦想。这在创业前和创业中都要成为必修课。

　　柳传志与王石、任正非、任志强等优秀企业家就像“英雄”，在传承“基因”的道路上前仆后继，无怨无悔，承担着伟大的使命。从这个事实上看，企业家从来都是社会的进步力量，而且从来都是爱国主义集团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既然企业家的精神必须是群体精神，才可以影响这个国家，成就这个国家，那么，企业家群体就一定要明确自己的精神定位：做顽强的骆驼。

　　这符合基因学说，也符合未来的呼唤。

　　时代的建设者

　　延续着“爱国主义”精神基因的中国企业家们，在2008年感受到了世界金融危机带来的恐惧。

　　“从未有过的残酷现实提醒着我，你有强大坚韧的精神内核吗？你可以把梦想坚持下去吗？因为不断有经济学家、社会学者提示我们：经济危机下的自我救赎，永远是企业家一个人的战斗。而这种战斗最有利的武器就是企业家精神。”这是上海某乳业领导写的博客。

　　田溯宁曾经在2011年写过文章《不要放弃这代人的勇气和梦想》。他说：我们要感谢这个时代的给予。很多人难以想到，在美国我学习的是草原专业，今天却成为互联网公司的领袖和投资人。企业家精神有时候是沉睡的，需要梦想来唤醒。企业家的精神有时是停顿的，需要危机来刺激。关键是我们要时刻建设企业家精神。我们要分析，李嘉诚、默多克身上持续的激情和动力从何而来？

　　其实，田溯宁就是谈中国企业家与世界上优秀企业家在整体素质上的差距：科学的冒险精神。因为失去对世界建设性的创造，企业家个人的精神也会渐渐枯萎。中国国有企业某高管坦言：部分企业家由于没有坚韧的精神内核，更缺乏世界性眼光，靠的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成就了辉煌，所以在企业再继续发展过程中常因为实力不如对手，导致决策失误，最后衰败。

　　2011年6月25日，在中石油北京分公司表彰优秀党员的现场，一位当年的优秀企业家获得者表示，中国各界呼吁“创新制度，保护企业家资源”的理想一直难以实现。很多老一代企业家手里都保存着的袁宝华的《论企业家修养》里讲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胸怀全局，脚踏实地；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丢掉幻想，搏击市场；锲而不舍，刻意创新。既然企业家资源如此稀缺，那么，我们只能在社会大环境还没有那么完美的时候，从失败的逻辑中找到让自己可以避免的“隐忧”。

　　一位企业家思想研究者日前发表《企业家修养》：解读那些国有企业管理者从优秀人才到罪犯的命运，一定要解读他们的思想逻辑和情感逻辑，那些表面上的“修养缺欠”是难以掩盖属于内心的精神焦虑的。

　　张瑞敏的思想简单而坚定：活到老学到老。中国企业家尤其要做到这一点并发扬光大。他喜欢读1997年一家杂志“创新”了的广告语，“这是一本可以改变你命运的杂志”。

　　民生银行(600016,股吧)上海分行某高管对记者说：1997年以后，自己真的是和几位企业家朋友一边调侃“可以改变我的命运？”一边悄悄掏钱买思想，“梳理心性，反思成功与失败，做人格建设。

　　2000年4月21日，中国企联会长陈锦华在第七届全国“企业家活动日”上再次强调：“企业家的创新精神难能可贵，是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这个创新不仅仅是产品的创新，还包括价值观。企业家的价值观可以带来更大的价值，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企业家如何认识自己的价值？

　　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文元指出：企业家价值的高低体现在为社会贡献的大小：为社会创造多少财富、为群众提供多少有效的劳务、解决多少人的吃饭就业问题、为国家提供多少税收、企业以多快的速度成长、在世界竞争中给国家带来多大的荣誉等。

　　我们欣喜地看到，经过几百年的历史变迁，中国一个新兴的企业家阶层已经诞生。这个队伍中既有怀着爱国主义情怀的傅成玉、柳传志、任正非、宁高宁、王石、冯仑、冯根生、宗庆后、李东生、张瑞敏、金志国，也有继承传统同时开创新商业文明的张朝阳、潘石屹、丁磊、马化腾、马云、杨元庆。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在这些优秀企业家的资源互补中得到了科学解决；中国企业家阶层新的价值观的形成也同时奠定了思想基础，并带来了全球化视角，其群体精神得以提升。

　

　　企业家崛起的环境及其机制

　　一代企业家的兴起需要具备哪些条件？中国企业家的成长受益于改革开放，但同时也承担了改革的风险与成本。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企业家的成长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同时也遇到一系列包括制度性障碍等的商业环境的影响。这其中特别是制度的创新，还需要破解许多的迷失。“大力加强人才制度建设”也同样写进了国资委人才发展纲要的文件中。

　　其实一个企业能够搞好，除了大的形势还要有三个条件：产品、人、制度。同样一个成功的企业家的成长需要科学的制度的激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指出，中国企业家成长所需要的制度创新一定程度上来自实践的先行，改革开放初期经过一个时期“摸着石头过河”，许多企业是自下而上的提出了制度改革的要求。

　　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把当时孕育中国企业家的土壤分为好坏两种，并且认为“其实好与坏都是有道理的”。好是因为规则不是刚性的，可以偷漏税、可以破坏环境，越是不规范越容易产生神话，欧美企业家群体就很难产生这样的奇迹。从中国首富每年都在换就能说明这个现象。不好的方面在于，因为没有规则，很容易给企业带来危机，有点像冒险家，企业家觉得冒险成本低，又可以带来好处，就去冒险。

　　1983年，步鑫生对海盐衬衫厂这个小国企的改革在碰到难题时，只能来硬的，“你砸我牌子,我砸你饭碗!”并且只能去寻求上级领导的支持，而对他没有制度依托的改革，和他合作的管理层中有的人只能选择退出。

　　正是在那一年的12月20日，福建省55位厂长(经理)为冲破旧的管理体制束缚，争取企业经营自主权，联合向福建省委、省政府发出了“松绑”放权的呼吁书。

　　青岛双星的汪海也在那一年提出企业家制度创新，但并没有很大的进展。他呼吁企业家从培养成长到竞争上岗、到激励制衡，需要有一套制度。他甚至提议搞一个类似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一样的企业家市场。这个朴素的设想其实演化成为了后来普遍的资格认证。

　　吴晓波在谈到“制度建设”时认为，特别是国有企业，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企业家应该承担什么角色，国家应该承担什么角色，通过法制是可以分得清楚的。国企管理者无法摆脱的行政化使得企业家疲于应对行政管理的某些桎梏，从而会减弱对市场的专注。国企经营管理者都是上级任命的，由于种种原因，包括自己的努力，把企业搞好了，这太偶然，也形不成气候。不通过市场配置，可能任命对了也可能任命错了。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企业家就是我们最缺少的一种资源，要形成气候必须有一种制度，必须解决行政任命经理的问题。专家指出，中国改革在设计时忽略了权力资本化和资本权力化的问题，致使改革中不断出现权力对资本的掣肘。但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认为，从制度建设看，国企的财会制度比较严格，权力寻租已受到较大制约。

　　企业家在转型中承担着制度创新实施者的角色，是推动制度变迁的主体。国家要加强对企业家经济政策支持和引导，制定保障企业家发展的一系列政策、制度等，这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企业家成长的核心所在。制度建设的关键在于政府对其职能的重新定位，要逐步转向提供各种公共产品，尤其是现代市场所需要的产权保护、维护公平竞争和保障合同执行的健全的法律体系。

　　而普遍让企业家头疼的制度性商业环境还有转型期社会信用体系的薄弱。因为企业信用不高或失信问题，我国每年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数千亿元人民币。没有有效地对失信者进行约束和惩戒，大大影响经济运行的速度、效率和质量。

　　培养一个企业家如十年树木,毁掉一个企业家如巨斧砍树。企业分配制度的滞后曾经给予了我们深刻的教训，因此吴晓波认为，光靠企业家无法改变体制问题，需要政府、社会和企业家阶层形成集体的力量。

　　吴敬琏则对转型时期的贫富差距所引起的民众对企业家阶层的偏见表示过强烈关注，他认为，“华人是天生企业家，但大陆华人企业家的成长环境亟待改进。不善待企业家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但他同时也希望企业家需要有更多的自觉和更多的努力。

　　好在社会在向前走，人们对于企业家的认知度也在向更好、更宽容的方向走。美国企业研究所（AEI）6月20日公布调查报告，比较美国、欧洲及中国民众对企业家的看法与创业精神，显示中国民众普遍肯定企业家的贡献及精神。在题目“企业家创造的新产品和服务让我们所有人雨露均沾”中，美国民众同意此论述者有94%，中国民众有87%，欧洲民众只有78%。此外，不论是美国、欧洲或中国民众，都不约而同认为繁琐的行政程序会阻碍创业。

　　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新的商业环境潜藏着诸多风险与不确定因素。对企业家而言，过去辉煌的成功经验不仅不能用做炫耀的资本和奉为圭臬，有时甚至会成为前进之路上的羁绊。新的商业竞争环境正如台风般毫不留情地摧毁着旧的经济世界。现实面前，我国企业家所面临的挑战和竞争将日趋激烈，而且还将与来自全球的企业巨头、企业领袖们面对面过招。那些梦想着在世界舞台上一展风采的企业家们，需要思考如何使自己成为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佼佼者。

　

　　战略雄心 国资委探索国企人才发展规律新路

　　“十二五”时期，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王勇将“人才强企”纳入央企实施的“五大战略”。8年前，国务院国资委原主任李荣融提出“把海内外优秀经管人才集聚到国企中来”。

　　“人才”成为贯穿国资委工作的一条主线。国资委成立以来，人才建设尤其是企业家队伍的建设在哪些方面发生了变化？“十二五”人才建设可能会发生哪些新变化？

　　“国资委自2003年成立以来，大力推进用人制度的改革，不断强化"管人"、监管职能，探索出一条适应国有企业发展规律的新路径。这具体体现在招聘、实践、培训、交流和考核五方面的变化。”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李保民说。

　　近年来，国资委连续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至2009年底，中组部、国资委已先后7次组织中央企业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从近万名应聘者中录用了113人。

　　2010年，央企高管公开招聘层次高，20个高管职位为历年最大规模，12名央企高级经营管理者招聘职位有5名正职。这是央企首次如此大规模地招聘总经理。“央企在主营业务、技术性等关键性岗位招聘是一项重大突破。”李保民说。

　　身经百战方能胜，国资委注重在实践中培养和锻炼企业家队伍。通过实战，更加优秀、更加合适的人才走上各级领导岗位，让他们在商海中历练、在挫败中成长。

　　国有企业何以能崛起？李保民认为，一方面，国家不断为企业减包袱，另一方面企业逐渐引入新机制焕发新活力，尤为可贵的是，企业建立起一支强有力的企业家队伍，他们以敏锐的市场意识、开阔的国际化视野和深厚的家国情怀带领企业不断走向全球。

　　培训是国资委培养企业家队伍的重要方式。依托知名跨国公司、国内外高水平大学和其他培训机构，加强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培训，提高企业家队伍的战略管理和跨文化经营管理等方面的能力。

　　人员交叉交流成为国资系统中的一大特色。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国资委之间的交流，“这不仅有利于实现出资人机构与所出资企业的良性互动，更有利于进一步推动企业家队伍建设。”李保民说。

　　考核为企业家戴上了紧箍咒。李保民认为，绩效考核主要考核企业家的管理成效，做事做得怎样。重要的是，考核是将激励和约束机制结合在一起。

　　总体来讲，中央企业劳动用工、收入分配等内部改革取得新进展，普遍推行公开竞聘、末位淘汰和新的用工制度，积极营造重能力、重业绩、重创新的氛围。“劳动改革实现了合同制，收入分配上实现了岗位制，岗位选择实现了竞聘制。”李保民说。

　　“千人计划”让人为之一振。2008年，中央部署“千人计划”，国资委加快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截至2010年底，中央企业91人列入国家“千人计划”，成为国家特聘专家。

　　对于央企人才队伍金字塔塔尖的战略型企业家，李保民介绍，国资委从培养学习型企业家入手，定期举办培训，比如“冬训”、“夏训”等活动，根据当时的国内和国际经济形势，设置相关的题目。

　　“十二五”时期，人才强企是央企“五大战略”之一。李保民表示，要深入市场化用人机制，要解除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特别是一把手的干部身份，使追求政绩的“党员干部”回归到追求企业效益最大化的“职业经理人”，对企业经营者实行全面的契约化管理。

　　名词解释

　　千人计划

　　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简称“千人计划”。

　　2008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关于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意见》，主要围绕国家发展战略目标，从2008年开始，用5到10年，在国家重点创新项目、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中央企业和国有商业金融机构、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主的各类园区等，引进并有重点地支持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产业、带动新兴学科的战略科学家和领军人才回国（来华）创新创业。在符合条件的中央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部分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立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推进产学研紧密结合，探索实行国际通行的科学研究和科技开发、创业机制，集聚一批海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和团队。

　　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小组负责千人计划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工作小组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会同教育部、科技部、中国人民银行、国资委、中国科学院、中央统战部、外交部、国家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侨办、中国工程院、自然科学基金委、外专局、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等单位组成。

　　在中央组织部人才工作局设立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专项办公室，作为工作小组的日常办事机构，负责千人计划的具体实施。

　　中国企业家瞄准世界定位

　　在中国企联职业经理人资格认证办公室，工作人员在紧张地忙碌着。他们正在根据《职业经理人资格认证标准》对2011年第二批相关申报人员进行资格审查，包括品德、知识、能力、业绩的综合评价，不久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将会获得职业经理人资格证书，这标志着他们的企业管理能力达到一定程度。这项认证的目的是加速推进企业中高级经营管理人才的职业化、市场化、专业化和国际化进程。

　　中国企联在企业家队伍的形成过程中曾经发挥过基础的和骨干的作用。

　　高素质人才靠本土培养

　　1979年3月3日，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应运而生，同时举办第一期企业管理研究班。会长袁宝华带领着协会在实践中确立了“面向企业，为企业和企业家服务”的宗旨。培养了大批高素质的企业家，是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也是我国实现经济腾飞的必要条件。在进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资金、技术、设备等发生短缺，可以通过引进、购买等多种方式来直接或间接获得。但大批的高素质管理人才，从总体上说，则必须依靠我们自己培养。一个企业的兴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领导者，在抓企业管理的同时，推动企业家队伍的建设也成为中企协的历史使命。

　　这一时期共培训企业管理人员46万人次，共建立94所经济管理干部学院、36个企业管理培训中心，还与欧共体举办6期MBA班。可谓成果辉煌。

　　为顺应广大企业家的心愿，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增进他们勇于改革的光荣感、使命感和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培养造就一支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企业家队伍，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于1994年起，每年举行全国“企业家活动日”。

　　1988年，中国企联还进行了“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评选，光荣榜里的企业家有:冯根生、邹凤楼、尚海涛、李华忠、陈祥兴、孟祥海、汪海、马胜利、朱毅、杨其华、周冠五、齐心荣、殷国茂、徐有泮、霍荣华、应治邦、于志安、黄春萼、邢起富、陈清泰。

　　2008年5月24日—25日，第十五届全国企业家活动日在江西省南昌市召开。为纪念我国企业改革30年，向在中国企业改革中做出突出贡献的109位企业家和福建省提出“松绑放权”的厂长(经理)集体颁发了中国企业改革纪念章。

　　中国企联相关负责人强调：“任何国家的经济起飞与发展都是以企业的兴旺发达为基础的，而企业家是企业的灵魂和人格化。没有一个优秀的企业家阶层，企业改革以至于国家的经济转型都很难成功。中国企联自成立以来就以提升我国企业管理水平为己任，20多年来致力于推动中国企业不断改革，推动中国企业家队伍的建设和成长。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也是中国企联的成长历程。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也是政府官员与企业家在市场中主导角色的变换过程。即由原来的"政府—市场—企业家"转换为"企业家—市场—政府"。多年的改革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家，特别是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有魄力、有远大理想的企业领导者，经过多年的拼搏，初步形成了我国一批经济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集团，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时代呼唤国际化人才

　　在过去的15年里，世界500强排行榜记录了世界经济的动态变化。其中最重大的变化就是中国经济的崛起，它改变了这份榜单的行业构成和国家构成，同时也传达了中国企业家面向世界的雄必壮志。

　　自1995年以来，中国上榜企业的数量已经增长了15倍；在1995年的《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上，中国只有3家企业上榜，2000年增加到了10家。而在2010年的这份榜单上，中国企业的数量已经达到了46家，达到了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另外，更引人注目的是，在1995年的世界500强榜单上，中国上榜企业占500强总收入的比例仅为0.4%，在2000年仅为1.6%，而在今年则占到了8.4%，也就是说，比1995年增长了2000%，比2000年增长了425%。根据《财富》内部的研究显示，在2012年的世界500强排行榜上，中国上榜企业的数量将达到75家；而到了2014年，中国上榜企业的数量将达到100至110家。

　　说到未来能够从中国成长为世界级企业家的人需要具备的特征，著名企业史专家吴晓波认为：所谓世界级企业，要么是凭借决定性的技术彻底颠覆市场，要么是利用伟大的商业模式颠覆原来的运作方式。因此，我们首先要看中国有没有一些产业和企业有机会颠覆游戏规则。当年日本企业崛起，就是因为他们颠覆了全世界的管理模式，提出了精细化管理、终身雇佣制等等。

　　WTO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全球化运营带来的全球视野，中国可以和世界上最先进的企业共同竞争、共同使用资源，而新兴产业的兴起，让中国拥有了迎头赶上的机会，同时集约化经营也考验着中国企业家的管理能力。

　　中国企联相关负责人说：“要加快推进人才国际化发展，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必须拥有一大批国际化人才。目前，中央企业国际化人才相对不足，已对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建设国际化大公司产生了重要影响。各中央企业要在全面提升人才综合素质的基础上，把促进人才国际化发展作为一项重中之重的任务来抓。一要推进国际人才本土化。要按照中央“千人计划”的要求，在引进海外高层次科技人才的同时，注重引进企业急需紧缺的骨干人才。要根据企业发展需要，从国外知名院校接收应届毕业生，为国际化人才队伍的不断壮大奠定基础。二要重点推进本土人才国际化。推进人才国际化发展，立足点要放在自我培养上。要通过与国外跨国公司、知名院校、科研院所建立长期协作关系，进一步拓宽境外研修渠道，大力开展国际化培训。要有计划地选派国内优秀人才到境外合资合作企业、海外分支机构工作锻炼，让人才在跨国经营管理活动中加快成长。实现人才国际化发展，要坚持统筹推进，努力使企业在帅、将、兵各个层面，都形成与国际跨国公司竞争的比较优势，全面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价值激励 寻找国有企业激励机制演进路径

　　国有企业的激励制度是国有企业市场化的伴生产品，从奖金激励到产权激励，从当期激励到长期激励，从在职激励到退休激励，在激励形式和激励机制的演进上，国有企业正在以渐进的方式接近激励的本质。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许多企业和企业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是一个个富有悲剧色彩的事件，影响和推动了国有企业激励制度建立和发展。

　　直至目前，国有企业的激励依然面对着许多困境，要从根本上突破这些难题，需要中国企业和企业家有更多撞破南墙朝前走的勇气和能力，以个体的探索和突破带动整体制度的突围。

　　承包制——

　　国有企业的原始激励

　　承包制可以被看做是国有企业激励的起点。承包制的出现打破了长期计划经济体制对企业和企业管理者的束缚，在包死底数、剩余归己的制度安排下，企业管理者的积极性和经营智慧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并让企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英雄创造历史这个观点已经被无数次地批驳过了，但是，在承包制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个确实发挥过巨大的作用。这个人就是被胡耀邦称为“马承包”的原石家庄造纸厂厂长马胜利。

　　1984年3月28日，石家庄造纸厂门前突然出现了一张《向领导班子表决心》的“公开信”。身为业务科长的马胜利以这种方式提出，要把国家下达给造纸厂的17万元利润指标，从数字上调过来——完成70万元。

　　当时的背景是，虽然石家庄造纸厂是一个拥有800多人的大厂，厂领导却不敢接17万元利润指标，讨价还价要求上级允许亏损10万。

　　竟敢“染指”国有企业！这封“公开信”，当时便被厂领导视作“抢班夺权”的蓄意举动。

　　1984年4月13日，石家庄政府组织上百人参加的一场答辩会，马胜利关于利润的承诺让大家感到震惊和心动。经市政府权衡再三后，4月19日下午，马胜利如愿以偿地在承包“军令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赢得主宰企业生产的话语权。

　　而在半年后的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核心是要“搞活”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受到鼓舞的马胜利把原来承包时定下的利润指标又翻了一番，提高到了140万元，并且在11月份完成了这个利润目标。

　　1985年开始，“学习马胜利”成为全国性热潮。马胜利的承包效应，为刚刚开启的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提供了活生生的范例和样板。

　　迅速蹿升为明星厂长后，马胜利奔赴全国各地，一口气包下几十家造纸厂，组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造纸集团，并声称要在全国承包100家造纸厂。

　　“一包就灵”。这既是承包制发端初期人们的真实感受，也是人们对改革所寄予的期望。

　　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承包制替代股份制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形式。到1987年底，国有大中型企业有80%实行了承包制。1988年2月27日，国务院发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承包制开始在法律层面得以确认。

　　《条例》中明确了要“按照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收多留、欠收自补的原则，确定国家和承包人的分配关系。”

　　然而，随着承包制的大面积推开，其固有的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比如经营者负盈不负亏、片面追求短期效益、基数确定取决于经营者和上级单位讨价还价的能力等。

　　激励缺失的恶果

　　1999年1月9日,经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时年59岁的褚时健因为贪污174万美元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随着这位中国烟王的倒台，“59岁现象”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褚时健这个曾经亲手创造了一个“烟草帝国”的受人尊敬的优秀企业家,以他的惨痛经历推动了一项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在那个普遍工资只有几百元的年代，红塔集团一个普通职工的工资至少有四五千元。然而，由于体制原因，褚时健对企业的巨大贡献并没有在个人所得上得到体现，18年来他的总收入不过百万。由于认为巨大的贡献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个人收入和经营业绩的巨大落差使褚时健的心理严重不平衡，再加上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他辉煌的人生之路偏离了航向。

　　而就在几乎同一时期，国外类似规模的企业中经营者年薪则远远高于这个水平。1996年，美国可口可乐公司总裁的年收入为885万美元，外加2500万美元购股权；迪斯尼公司总裁年收入是850万美元，外加1.96亿美元的购股权。有学者认为，按照合理的水平，褚时健所应得到的报酬要远远超过170万美元。

　　“如果没有褚时健案发，就不会有今天这些国有企业老总们扬眉吐气的生活。”云南大学一位教授这样评论。他分析说，褚时健案发使一些领导人意识到国有企业中长期以来的分配问题，开始注意改善管理者的待遇。企业领导人待遇的提高和激励机制的慢慢建立，是缓和国有企业和企业家矛盾的重要一步，使他们的利益逐渐趋于一致性。

　　当时对于乡镇企业，大家有个称呼叫做“二国企”。后来大名鼎鼎的科龙就是这样一种“二国企”的身份。

　　1984年，身为容奇镇工交办公室副主任的潘宁，拿着由镇政府出了9万元的试制费，依靠北京雪花冰箱厂的技术支援，成立了珠江冰箱厂，生产“容声”牌冰箱。而正是这9万元产权归属最终决定了潘宁和科龙的悲情命运。

　　1992年1月底，正在广东等地南巡的邓小平专程到珠江冰箱厂视察，并感慨万千地连问了三次：“这是乡镇企业吗？”其后，北京有关机构公布了全国家用电器产销排行榜，珠江冰箱厂荣登“冰箱产销量第一”的宝座，在这个位置上，它一直稳稳地坐了8年。

　　尽管珠江厂日渐壮大，但在产权上则属于镇政府，经营团队则无任何股权。潘宁多次或明或暗地提出，希望镇政府能够在这方面给予考虑，可是得到的答复都含糊其辞。

　　1994年，潘宁决定另辟蹊径，他将企业变身为科龙集团，谋划将科龙品牌归企业所有，并由此逐渐摆脱政府的强控。他的这种“独立倾向”当然引起镇政府的注意。

　　1996年，科龙电器在香港联交所上市，融资12亿元，成为全国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乡镇企业。

　　1998年12月，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科龙集团突然发布公告，潘宁辞去公司总裁职务，第二年4月，卸任董事长。

　　由此，科龙的悲剧命运拉开了序幕。这个在1999年产量已达到265万台、年销售额58亿元、利润6.3亿元的企业，目前已经淡出人们视线，并不复存在。

　　股权激励的魅力和异化

　　2004年1月30日，对于TCL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日子。

　　这意味着TCL长达7年的产权改革长跑终于在这一天功德圆满。

　　TCL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李东生表示，“集团整体上市为我们进一步完善股权激励创造了条件”——作为“股权激励”的最大受益者，李东生因持有TCL公司1.44亿股计5.59%股份，个人身家已达到12亿元。

　　在这财富腾挪中，最受人关注的是作为一家国有企业，TCL是通过怎样的路径对高管进行股权激励的。《华尔街日报》评论说，它“可能会吸引其他大型国有企业群起效仿，纷纷进行换股IPO”，从而为解决困扰他们已久的产权之结提供一条新路径。

　　和其他国有企业一样，TCL的改制也曾陷入僵局。当时光运转到1997年， TCL的机会——或者说是李东生的机会——来了。

　　1997年4月，惠州市人民政府批准TCL集团进行经营性国有资产授权经营试点，并与李东生签署了为期5年的放权经营协议。按照协议规定，TCL到1996年的3亿元资产全部划归惠州市政府所有，此后每年的净资产回报率不得低于10%；如果增长10%—25%，管理层可获得其中的15%；增长25%—40%，管理层可获得其中的30%；增长40%以上，管理层可获得其中的45%；超出部分奖励给经营管理层，或者以优惠价购买。

　　这一激励计划收效卓著，1997年以后，TCL每年以超过50%的速度增长，当时核定的TCL净资产为3亿多元，到2002年已经增长到18.9亿元。根据合同，管理层获得了丰厚的回报。通过增量的分配及股权认购，TCL集团的管理层总共拿到了集团25%的股权，李东生本人持股达到了9.08%。授权经营目标的顺利实现，不仅使TCL集团管理层得到了应有的劳动所得，也使得经营者顺利地享有了曾遥不可及的国有企业产权。

　　TCL的股权激励给其他企业提供了一个范例：首先是李东生等高管持有的原TCL集团的股权由背后走向前台，其激励和约束作用更加明显；其次，TCL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完成了“渐进式”的管理层持股。

　　自2006年初《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发布后，有200多家上市公司提出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有专家分析指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经过前几年的股权激励“冲动”之后，现在处于“低调期”，由于各种原因，实施股权激励的积极性不如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但预计未来几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也将趋于活跃。

　　从国际经验来看，美国95%以上的上市公司都实行了股权激励；欧洲多数发达国家推行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比例超过80%；在亚洲，期权激励在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地区十分普遍。

　　据中国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施光耀称，国际著名管理咨询机构麦肯锡通过对美国38家大型企业建立股权激励机制前后的业绩变化进行研究发现，实施股权激励后公司的投资资本回报率、每股收益、员工人均创利三项指标均有大幅提升。

　　在股权激励风行的同时，管理层收购（MBO）为解决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问题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理论界普遍认为，在我国国有企业面临内部激励不足和扭曲的情况下，管理层收购不可避免地成为解决我国国有企业激励不足的一种选择。同时更有专家将2003年定为MBO年。其中，宇通客车(600066,股吧)、粤美的、深圳方大、佛塑股份等上市公司试行了MBO方案。

　　MBO热潮也给一些企业家带来了“自我激励”的冲动。有中国“乳业教父”之称的伊利集团原董事长郑俊怀，就是因动用公司资金进行MBO于2004年12月落马，2005年12月被判有期徒刑6年。

　

　　使命之远 企业家责任：“伟人”的思想“仆人”的行动

　　早有评论者说：将来说到柳传志和张瑞敏在中国企业史上的地位，本人的观点是，柳传志应该是善于用复杂捍卫纯粹，在理解和尊重各种逻辑的过程中，安全地强化和放大自己的逻辑的“伟人”。张瑞敏是坚持用纯粹应对复杂，卓尔不群、我行我素地追求成功和揭示规律的“圣人”。

　　在中国，无论是“圣人”还是“伟人”，企业家都难以逃脱一种首先要当好“仆人”的命运：默默地劳作拼搏，用全部智慧捍卫“做好人”。

　　那是怎样的一个黄金时代？

　　企业家，是政治荣誉

　　国有企业领导者是最早意识到责任和使命的。在奉献是光荣的时代，步鑫生因为工作忙而放弃了钓鱼的嗜好；鞍钢无缝钢管厂厂长王泽普则钓了鱼之后就跟企业家朋友们“忏悔”——这是我思考的一种方式。但是，更多付出艰辛而得到回报太少的企业家们似乎能够感觉到未来的冲击已不是很遥远了。

　　如今，已经付出沉重代价的山西某煤炭企业经理对记者说：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59岁现象”已经成为历史，更需要人们深刻思考的是 “49岁现象”、“39岁现象”。人类的普遍贪婪一直炙烤着有权者“什么是信仰？什么是责任？什么是意义？这些深层次的精神问题是他用10年时间在监狱才得以思考明白的。

　　乐观的是，法制的进步在提示着国有企业管理者们：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无论你采用的是何种新鲜的生活方式、何类的管理思想和商业境界、何代的历史文化视野，你都要郑重地告知自己：必须承担新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和使命“诚信社会，诚信员工，诚信亲人”。

　　“把生命献给党和改革开放事业20年的”某大型军工企业总经理许远明曾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在中国，对于国有管理者来说企业家依然是称号和荣誉。历史地看，这个“荣誉称号”带来的激励，使中国涌现出了周冠五、褚时健、马胜利、步鑫生、鲁冠球、吴仁宝、任正非、常德传、冯根生、宗庆后、王选、宁高宁、张瑞敏、李东生、王石、任志强等很多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色的企业家。他们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给中国经济之崛起，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为这个新时代提供了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生活方式，也为新时代的社会责任和使命提供了新价值观。是他们让我们这些成千上万工作在具体位置的企业管理者有着精神上的榜样。

　　历史一定是螺旋式上升的。当21世纪的曙光照耀到中国时，企业家阶层也发生了改变。他们坚定不移地认为：创新和进步永远是企业家的历史使命。这个命题将永远考验这个群体。正如中国企业家协会会张彦宁1988年《论中国企业家的历史作用》中所言：企业家就要能经营、善管理。既能对企业经营的一切重大问题作出决策，又能够对这种决策结果承担责任和奉献。

　　可以肯定地说，自1995年以来，中国各阶层都在为企业家群体的健康成长出谋划策，把最高的荣誉给予他们，使得他们在这种精神力量的推动下，把责任和使命镌刻在生命里。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全球化的标准

　　很多国有企业高管都在管理学课堂上学到这样的常识：21世纪，人们更加现实。公众焦虑的不再仅仅是自然灾害，而是自己的切身利益：失业和医疗保险；食品安全、环保安全和物价上涨；个别企业家高额度的贪污和百姓的贫穷。

　　但是，走下课堂以后，又有多少企业管理者会考虑到，自己的每一个脚印都会变成这个社会的公共文化积累？

　　责任和使命到底体现在什么形式上是科学的？

　　我们不得不把目光放到《社会责任报告》上。

　　2003年以来，《环球企业家》、中国企业家》等媒体举办了多次专业论坛。媒体的开放态度，带来了中国国有企业领导与更多的跨国公司老板进行了思想对接、沟通、交锋。契约精神、商业道德、企业诚信、社会慈善成为大家的共同话题正是通过《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得来的。

　　中国企业的责任和使命感往往和企业家个人有关。企业家个人优秀，企业就会优秀。而公众看到的更多是媒体多年的表扬性宣传。

　　我们的理性体现在哪里？

　　香港的一位互联网企业首席执行官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是在香港生活20年、美国学习工作了20年后到北京工作的。最直接的印象是，中国国有企业家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感大多表现在类如“5·12”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等各种重大自然灾害的救灾与重建事件中；还有就是对2008年奥运、2010上海世博、广州亚运等重大国际活动的建设上。其实，我最感动的是利比亚撤侨大行动。这是国企大形象。当然，其他性质的企业家心里有质疑，说这也是属于垄断行为。但理智的分析，为什么往往感动我们国家的行动却感动不了公众集体。百姓的关注点为什么是细微的而不是宏观的？这需要国有领导思考。”

　　这位老总给出的结论是：“企业是公民的意识要加强。不要当政绩做，要当义务。”

　　事实上，很多外国媒体记者记得2006年3月，中央企业国家电网公司第一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问世带来的震动。此后，中国移动、中国远洋(601919,股吧)等大型国企《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纷纷问世。2009年，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达到364家。同年2月2日，温家宝总理在英国剑桥大学的演讲中指出，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家身上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

　　事实上，中国国有企业源于“爱国主义情结”，一直习惯于在自然灾难之时上演“绝对英雄”，他们也梦想着让这些历史镜头永远地温暖社会公众。可是，集体队伍中，总是要有一些“抱怨者”借“机制纵容”来演绎罪恶。所以，当2011年上半年国有企业被审计出那么多问题时，“共和国长子”的形象再次受到质疑。

　　现实的反思是：国有企业家也好，民营企业家也罢，社会公众面前，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义务。大家都要思考“什么力量可以成为国家的脊梁？什么样的贡献才是企业永远的光荣和骄傲？什么力量可以带来并保证企业的永远利益？

　　“国企良好的社会形象要想得到树立，必须逐步向社会透明，公开你的想法、做法、成果及不足。通过发布《报告》与利益相关方可以进行良好沟通，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企业的主动选择。”

　　一家在中国有20年发展历史的跨国公司经理这样回答了记者。

　　国企对社会“承担最基本的责任指标”时代过去了。面对网民“我们希望你们总是走在前面，总能保留光荣本色，或许是因为我们对这个现实世界失望太多”的留言，某国有企业负责人的回答是：我们一定会坚持每年向社会发布新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无论付出多少人力、智慧、时间、金钱。当然，最重要的是要把报告中的细则落实到实际环节上。慢慢地，中国企业界就会逐渐形成一个大的态势：诚信缺失是最大的可耻。

　　从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发展历程来看，为中国经济做出贡献的企业创业者更深的责任内涵依然是依法经营、诚实守信，关注公益、回馈社会，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2008年11月22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16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提出，企业应该树立全球责任观念，自觉将社会责任纳入经营战略，遵守所在国法律和国际通行的商业习惯，完善经营模式，追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这是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高层领导人首次正式阐述中国政府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立场以及企业社会责任与促进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发展的关系。

　　事实上，“捍卫价值观”的企业家队伍在发展，在壮大。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重视的精神和力量。

　　慈善道路上

　　企业家向左还是向右？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要广泛开展和谐创建活动，形成人人促进和谐的局面。着眼于增强公民、企业、各种组织的社会责任，要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建设，增强全社会诚实守信意识，要发展慈善事业，完善社会捐赠免税减税政策，增强全社会慈善意识。

　　这不但是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而且要求公民与各种社会组织都要增强社会责任意识。

　　此后，慈善事业走入中国企业家视野。

　　我们不说自然灾害面前，国有企业的“英雄精神”，但是我们绕不开这个“形象”给予其他性质的企业带来的影响。

　　一位低调慈善的民营企业家在一个活动中拿出两亿元。当时被震撼的企业家有牛根生、俞敏洪。更震撼人的是她朴素的发言：国家有那么多大单位在灾难时刻举牌捐款，每次看了我都落泪。我没有能力一下子拿出那么多去举牌，但是我可以每年辛苦劳作，拿出一两个亿给苦难的女人和孩子。

　　慈善是大德。懂得这个道理并为中国解决实际困难的有企业家、商人，也有百姓。

　　中国，有专门为百姓修路架桥的企业；有专门招聘残疾人士做员工的企业；有专门为偏远地区建设学校、开设工厂的企业；也有什么都做但什么都不说的企业。

　　责任和使命，对于柳传志，就是一句真心话：“联想是我的命，我要做大树”。

　　责任和使命，对于张瑞敏，就是把“圣人”做到永远。

　　责任和使命，对于宁高宁，就是对原则的“不抛弃，不放弃”。

　　责任和使命，对于李书福，就是“崇拜技术，虔诚技术”。

　　“企业家在登高远眺的时刻，一定要想"海啸有可能随时而来"。”这是企业家任志强的最新感想。

　　在党的90岁生日之际，由北京大学校友会连同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北京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等八位北大校友共同发起，旨在搭建“富而有道”的企业家平台，培养企业社会责任和发扬企业家公共精神的北京大学企业家俱乐部宣布正式成立。他们将发挥10年来北大校友中诞生的79位亿万富豪之力量，牢记北大人的责任和使命，在创造财富，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成为践行公益、推动慈善的先锋和楷模。

　　智慧，不仅仅包含智商，还有美德。

　　　　善待农民工 访北京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时福茂

　　矿山、码头、工厂、工地……只要有体力劳动的地方就有农民工的身影。超过2亿的农民工队伍，让中国持续保持着人口红利。但在现实中，农民工的社会地位低下却是个不争的事实。劳动环境恶劣、工资被拖欠、子女受教育权利得不到保障等诸多难题困扰着农民工群体。

　　如何让农民工的工作、生活更有尊严？如何理解保护农民工权益与保障企业利益的对立统一关系？6月29日，中国企业报记者专访了北京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时福茂。

　　《中国企业报》：在我国数以亿计的产业工人大军中，农民工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在某种语境下，“农民工”却经常被当做贬义词来使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时福茂：总体来讲，农民工的影响越来越大，城市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农民工这个特殊的群体。但是由于农民工的生存和生活状态极其艰难，一些农民工不能真正融入城市，所以有时农民工会做出一些不太合适的行为，甚至是违法犯罪行为。尤其是农民工群体的整体文化水平和劳动技能相对较差，与原来的城镇工和现在毕业的大学生等群体相比，他们从事的行业也比较低端，比如多在危险的采矿业、条件较差的建筑业、收入较低的服务业等，特别是因为数量庞大，他们就业竞争压力非常大，不得不接受一些苛刻的条件，这样就给外界留下一个“社会底层”的负面印象。

　　另外，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因为户口制度的原因，他们虽然流动到城镇，但是一些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却享受不到，这样他们就被人为地划入到“二等公民”。

　　其实，“农民工”是对这一特殊群体的特有称谓，我认为词语本身不能算是一种歧视，如果仅仅从称谓上改变，即使我们把农民工叫成上帝也没有任何意义。正如商场常把消费者称作上帝，但是权利被侵害的往往就是这些上帝们。我们关注的应当是如何能够切实改善农民工的生存境遇，预防农民工权益被侵害案件的发生，让农民工生活和工作的更体面，更有尊严。

　　2008年，人社部成立了农民工工作司，专门研究和维护农民工权益，有的农民工现在还当上人大代表，农民工的社会地位正在逐步提高。

　　《中国企业报》：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近日在官网公布文件规定，5月1日至9月30日，严禁农民工通过群体性上访等非正常手段讨要工资，否则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追究其刑事责任。该事件一度引发轩然大波，类似事件的发生，能否说明农民工的生存环境、政策环境还存在相当大的提升空间？

　　时福茂：农民工的法律知识缺乏，维权能力较差，面对复杂冗长的诉讼程序，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因为不愿意与老板成仇家，不想选择打官司，他们希望政府为他们做主，所以还是有人会选择上访。

　　如果是发生在相关部门之内，行政部门发现企业严重违法，应当依法查处，行政部门确实不能解决的应当引导农民工去依法维权，而不应该对被侵权者动辄追究刑事责任。

　　类似的事件确实说明，保护农民工权益方面，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不仅包括法律及政策的制定上，也包括对问题的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态度上，相关部门及人员急需提高、急需端正。无论是谁，当然也包括农民工在内，违法上访都应当劝阻、制止，甚至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但社会必须正确引导农民工维权的意识，保障农民工维权的权利。

　　《中国企业报》：在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实践过的案例中，侵犯农民工权益的典型行为有哪几类？呈现出哪些特点？

　　时福茂：我们每年大约提供法律咨询6000件，直接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000件。从统计数据来看，建筑领域追讨欠薪和工伤仍然是比例最高的两类案件。其中，建筑行业拖欠工资的人数占55.3%，案件比例占到20.3%；工伤案件中人数虽然少，仅占13.3%，但是案件数量统计却达到38%，所占比例最高。

　　近几年，这两类案件所占的比重已经开始有所下降，不再占援助案件的绝对多数。农民工劳动争议案件扩展到更多类型，如加班费争议、解除劳动关系争议、社会保险争议等等。从统计数据来看，解除劳动关系争议案件占22.3%，涉及人数占18.6%；社会保险争议案件占16.6%，涉及人数占16.8%；加班费争议案件占15%，涉及人数占14.5%。无论从案件数还是人数来看，这几类案件的比例都不低。尤其是加班费案件，有些地方一半以上的劳动争议案件中都涉及加班费诉求 。

　　此外，还有三类案件则是《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出现的新类型：要求单位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案件占10.9%，涉及农民工人数占10.5%；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经济补偿金案件占6.4%，涉及农民工人数占3%；劳动合同到期终止后要求经济补偿金案件占2.1%，涉及农民工人数占0.8%。

　　除了案件类型多样化，在很多案件中劳动者主张的都不仅是某一项权利。在统计的援助案件中，涉及多项请求的案件占总数的37.2% 。这些都说明劳动者可以主张更多权利，这是与落实劳动者权利分不开的。

　　《中国企业报》：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急剧上升让中国的投资环境变得恶劣；而与之针锋相对的观点则认为，善待农民工与发展生产力二者并不矛盾，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你如何看待这种争论？

　　时福茂：我不赞同劳动力成本提高使中国的投资环境变恶劣的说法。影响和决定投资环境的因素有很多，如社会政治因素、市场因素、资源因素、交通运输因素、通信信息因素等，当然也包括劳动力因素，但主要应当是指劳动力的数量和素质能否适应投资者的需要，而不应当是劳动力是否廉价甚至无偿。绝不能把劳动力成本作为评判投资环境优劣的标准，不能认为劳动力成本越低，那里的投资环境就越好。谁敢说我们找到一个可以提供“奴隶”的国家或地区，那里就有最好的投资环境呢。

　　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是趋于公平，每一个人应当得到应有的尊重。企业的发展也要靠员工的贡献，如果不考虑劳动者本身的发展，过度“剥削”、不顾他们的健康与生命，那么这样的企业也必将是死路一条。以尘肺病患者为例，企业前期过于节俭，不拿出必要的资金用于职业病预防，不为劳动者参加保险，不提供健康体检，必定有一天，发现职业病患者的时候，要为此付出沉痛的代价。

　　不管到什么时候，人都是诸多生产要素中最重要的要素，没有了人的素质的提升，也就没有社会生产的进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善待农民工就是保护生产力。

　　

　　新生代农民工再调查——“没有什么比社会认同更重要”

　　长头发、花衬衫、牛仔裤、帆布鞋……不知底细的人一定以为眼前这个80后是个城市“潮人”。

　　他是小柏，与他的父亲老柏一样，都来自苏北农村，在北京的一家装修公司做木工。

　　小柏毫不隐晦：“穿得时髦些就是不想被人另眼看待，我就应该是这座城市的一员。”

　　小柏的观点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颇具代表性。全国总工会在《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报告》中指出，新生代农民工更多地把进城务工看做谋求发展的途径，大众传媒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使他们能够更迅捷地接受现代文明的熏陶，形成多元的价值观与开放式的新思维，成为城市文明、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者、接受者和传播者。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本报曾以《新生代务工者倒逼升级》为题报道过新生代农民工给企业经营管理带来的全新课题。作为未来产业工人的主力军，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变化、情感诉求又呈现出哪些特点？我们的社会管理者是否做好了准备？《中国企业报》记者就此再度展开调查。打工父子兵

　　柏氏父子是土生土长的苏北人，柏在当地是个大姓。“全村男女老少都是亲戚。”说起老家的生活，老柏掩饰不住喜悦。

　　真正让老柏横下心放弃老家熟门熟院生活的正是小柏的降生。上世纪80年代，已经有两个儿子的老柏迎来了第三个儿子小柏。人口增多了，靠在地里“刨食”已经远远入不敷出了，穷则思变。

　　老柏拎了个编织袋只身外出打工去了，这一去就是将近20年。这期间，两个儿子相继成年跟随父亲走上务工路。2006年，小柏高中毕业没能成就大学梦想，索性跟着老柏到北京做起了木工。

　　同样的打工生活，父子俩过得截然不同。

　　老柏喜欢传统，做出的家具横平竖直、中规中矩；小柏多有创新，曲线条、不规则图形是他的强项。

　　老柏喜欢安静，工休的时候愿意找个没人的地方睡上一觉；小柏爱凑热闹，休息日在足球场一呆就是一天。

　　老柏想家，干不动了回家养老是他最大的愿望；小柏热爱城市生活，他说打工的经历是他过得最幸福的生活。

　　柏氏父子对待打工态度的迥然相反并非孤例。

　　上述《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报告》给出的新生代农民工定义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系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

　　《报告》同时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占外出农民工的六成以上，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与他们的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呈现出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四大特征。

　　渴望被认同

　　小柏对自己的本事从不缺乏信心。“我有技术，不愁工作，想进大企业工作不是难事。”

　　但小柏承认，他的潜意识里总有一种不安，“是那种怕被人瞧不起的不安”。

　　刚来北京时，他总是梦见被查暂住证，“那种感觉真不好，觉得自己是寄人篱下。”

　　“这几年好多了，除了口音还能听出是外乡人外，我觉得北京就是我的家了。其实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社会认同更重要的了。”小柏说。

　　调查显示，在新生代外出农民工中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30岁以下各年龄组均在26%以上；年龄在21至25岁之间的达到31.1%，高出农民工总体平均水平7.6个百分点 。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比例达到36.9%，高出传统农民工14个百分点。

　　这说明，尽管新生代农民工仍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为主，职业技能水平也有待进一步提高，但是，相对传统农民工，他们的文化和职业教育水平已有较大提高。

　　专家指出，对大多数第一代农民工而言，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城市的“过客”，他们来自农村，归宿也在农村。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往往不清楚自己的未来在哪里。他们向往城市，却不被城市所接纳；他们的根在农村，却对农村日益疏远。对他们而言，城市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意味着不一样的前途，不一样的命运。他们希望通过进城务工经商，告别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小柏觉得，能真正在城市稳定生活下来，还有许多“硬杠杠”等着他突破：“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严格的户籍制度、冷漠的社会歧视等一道道有形无形的门槛无时无刻不在冲击着我的城市梦。”

　　如何因势利导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带来的新挑战已上升为左右国家意志的大问题。

　　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一个可喜的案例是，江苏省泰州市最近在全国率先下发了《关于切实做好新生代农民创业就业工作的意见》，从就业创业、税费减免、资金支持、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出台20项措施，为在泰务工的新生代农民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今后，泰州市20多万新生代农民工将逐步得到“有户籍、有社保、有医疗、有房住”及其子女“有书读”等同城待遇。

　　此外，优秀新生代农民工还享受到同等的政治待遇。通过推荐、选举，他们可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社区民意代表。也可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各级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首席工人的称号等。

　　国家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政策也正是小柏时刻关注的，“要是真能盼来解决我们这代人后顾之忧的那一天，那可真好！”